1956年，徐海东参加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他向中央提出一个要求

1956年9月上旬的一个清晨，北京玉泉山薄雾未散。几辆深绿色吉普车驶过柏油路，驻足在八大代表驻地门口。随车医务人员悄声交谈：“海东同志血压还行，精神不错。”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却像一针强心剂，让身边工作人员松了口气——自1940年代负伤以来，徐海东已经习惯与病痛共处，也让大家对他的身体格外上心。

按八大日程，正式会议要到13日开幕。抵京前，徐海东曾在南京休整，两年前行走都需要搀扶，如今能独立上下台阶，老战友们见面时都笑着说他“又能上战场了”。这句半是调侃半是真心的赞语，让他心中既温暖又惭愧。他常念叨：“国家困难多，我能出力的地方却越来越少。”那种自认“贡献太少”的心情，成了他此行隐藏最深的动力。

八大是一个转折点。会上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任务，代表们讨论得激烈而热烈。徐海东虽然因健康问题不便长时间发言，却坚持全程旁听。散会后，他特意去找了几位在长征路上结下生死交情的老战友，“不容易啊，过去在雪山草地还想着有这一天吗？”李先念拍拍他的肩，“日子总得一点点往前推。”说话间，会议大厅的灯光亮着，两人并肩而立，九月的夜色里透着微凉。

大会闭幕那天，时间指针指向9月28日。徐海东走出人民大会堂，秋阳晒在肩头，忽然生出一种难得的轻快。他没有立即返回招待所，而是拐到西长安街边，远远望了一眼三轮车穿梭的街景。短短几年，北京的路面、建筑、车流已换新模样，他暗暗想：革命打下的江山，究竟能不能让每个角落都变得更好？念及此处，他把多日斟酌的话写进了一份简短报告：申请赴大别山老区实地看看。

这份报告很快送到中央书记处。批复干脆明白：同意。拨给专列，配医护，沿途注意休息。看到“同意”二字，他微微一笑。半个月后，火车鸣笛，徐海东与湖北省领导张体学、随行医生以及工作人员一起踏上南行之路。

车到武汉已是10月中旬。月台上，江风裹着钢铁厂的热浪，混杂着稻谷的清香。武汉对他意义特殊——1919年，年仅17岁的徐海东在这里卖凉水谋生；1930年代，他带领红25军突围时，又曾从汉口码头转战北上。几十年一晃而过，巨变触目可见。省市领导陪他走进武钢一号高炉，炉火噼啪作响，八米高的红焰映红工人汗珠。讲解员介绍：“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今年提前三个月点火。”徐海东抬头望火光，感叹“这炉火真不比炮火小”，众人听了，爽朗大笑。

驻武汉三日，他还要求去江岸码头老址。雨后的长江泥沙翻涌，岸边装卸工号子声此起彼伏。同行干部劝他只看一眼就好，他执意步下甲板。纷飞的水汽打湿了中山装，站在昔日摆摊的地方，他沉默许久才轻声道：“那年要不是码头伙计给了两块蒸饼，我早没了命。”这句话说完，周围人心头发酸，却都无言。

17日夜，暴雨突至。车队从武汉转向麻城方向，赶往大别山。山路泥泞，水流顺着车轮溅起一地碎石。张体学坐副驾驶，握着车门扶手，犹豫开口：“首长，暴雨不小，要不要改期？”只听徐海东应得干脆：“路再烂也挡不住看一眼老区。”短短一句，把“警卫员”与“省长”之间的身份差距冲淡得无影无踪。

翌日清晨，雨势稍歇。大别山云雾缭绕，山间已有农人赶着黄牛下田。徐海东下车刚站稳，乡亲就围拢过来。认出这位曾在此东征西战的红军将领，老人们连声说：“徐司令回家啦。”他一一握手，道了声“辛苦了”。广场临时搭起的木台上，县委负责人汇报：全县粮食产量与1952年相比增长三成，赤脚医生已覆盖大部村寨；唯一难题是进山公路尚未全部打通，运输全靠羊肠小道和肩挑背驮。

听到“公路”二字，徐海东目光定住。昨夜暴雨里颠簸的情景再次浮现，他当即转头问张体学：“省里计划几年修通？”张体学答得笃定：“最快两年，最迟五年。新型推土机正从苏联到港。”他用手势比划：“现在一天顶过去二十年。”这句带着豪气的比喻，让围观的人群爆出掌声。

当天午后，徐海东让随员翻出地图，在记事本上密密麻麻写下一行字：先通公路，再谈发展。接着补充了三个要点：山林资源保护、义务教育普及、战时遗址修缮。工作人员提醒他注意休息，他摆手，“不趁头脑还清醒写下来，过两天又忘。”言罢咳出几声，却仍低头继续。

在大别山停留的一周里，他走访红安、金寨、商城县等旧地。无数熟悉地名，已被新街道、新厂房覆盖。红安县农具厂的年轻工人向他展示最新改良的手扶拖拉机，熄火后小伙子悄声问：“首长，咱们落后吗？”他笑答：“落后不可怕，怕的是不走在追的路上。”简短交流，感染了在场每个人。

22日下午返程前，他召集当地干部开了个小型座谈会，主题仍是修路。话并不多，却句句要紧：道路不仅为货运，也是医疗、教育、文化的生命线；施工过程中要避免滥伐；村民劳动力要有补贴，不可拖欠工分。这些要求既细又实，会后县委书记感叹：“一场会顶多次文件。”

火车离开大别山区，车窗外远山起伏，云影移动缓慢。同行的随行医生记录：徐海东在车上连写了六页纸，内容全是老区建设设想——确立重点乡镇、储备水利项目、培训技术骨干，甚至连每年需要调配多少吨水泥都列得一清二楚。“徐司令当年用兵猛，如今思路也细。”医生心里暗暗佩服。

10月末抵京。听取汇报的有关部门同志看到那摞薄薄报告时连连点头，许多意见随即被吸收到次年的规划草案里。短短数十天，从参会到请命，从请命到踏访，再到形成具体建议，徐海东用行动证明：身体或许会老，责任不会老。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春，湖北方面传来消息：大别山公路首期工程已启动，主干线施工标段正式开工。工地电报用一句简单的代码报喜：“雪中送炭，北疆平安。”那天，徐海东病情忽有反复，但他仍让秘书读完电报，笑着说：“路通了，人心就通了。”话音落，他闭目小憩，似乎把雨夜山路的颠簸全都抛在身后。

此后几年，大别山多条公路相继贯通，红安、英山的山货可以直接运到武汉汉口港。老区面貌随之改变，徐海东提出的林区保护、义务教育等项目也陆续落地。人们常说“大将徐海东枪法准、脾气急”，却常忽略他对老区发展的牵挂远比对勋章更在意。1956年的那场请命，没有击鼓鸣金，也没有隆重仪式，却在山间铺出一条实实在在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