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男孩

宽叔（北京）

蝉声最盛的那段日子，像个滚烫的蒸笼，把整个村子都熏得热烘烘的。我总爱在街门口那座高高的苞米垛旁寻摸，眼睛像机警的地下党似的，在那一堆堆被掰去穗子的秸秆里来回扫视。那些秸秆，有的还泛着青，透着一股子倔强劲儿，这便是我最中意的“马”。南方人管这叫“竹马”，可咱这儿，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叫法，简简单单，就叫马。

我猫着腰，在一堆秸秆里挑挑拣拣。这得选根笔直的秸秆。这秸秆得粗细匀称，摸起来滑溜溜的，不能有扎手的毛刺。我两腿一夾，就骑了上去，那感觉，霎那间，就像跨上了真正的千里马。手虚虚握着空气，仿佛攥着根无形的缰绳，嘴里“驾”地一声吆喝，那风便“呼呼”地从耳根子掠过，吹得头发都往后飘。秸秆的清香混着暑气直往鼻孔里钻，那味道，真觉着自己跨了匹千里我，正驰骋在广袤无垠的青青大草原上。

这并不宽阔的街，在我眼里，一下子就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道旁那些野蛮自由生长的艾蒿，在我眼里，瞬间就变成了战场上密密麻麻的敌军。晾衣绳上晒着的衣裤，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呀飘，活像敌军的旌旗，在猎猎作响。

“马”蹄声，其实就是自个脚步跺出的哒哒声，那声音，清脆又响亮，在过道里回荡着，就像战鼓在擂动。奔跑中，时常惊起几只家雀，它们“扑棱棱”从地面飞起，发出“呼呼”的声响，飞向那橘红色的房顶，像是在我军掩护下，村民有序快速撤退。我总爱把“战马”骑得飞快，秸秆的尾端有节奏地在地面左右摆动，沙沙作响，还可以制造出一片尘土飞扬、千军万马的景象；我时常又做出勒住缰绳的动作——其实不过是攥紧了手里的秸秆，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个电影里威风凛凛的好人。

自个正跑得欢呢，却碰见大涛骑着他的“战马”从过道口冲杀而来。大涛那家伙，骑在秸秆上，身子挺得直直的，眼睛瞪得溜圆，就像个进村扫荡的二鬼子头目。两匹“战马”便在过道里对峙起来，那架势，就像两军阵前，剑拔弩张。秸秆相撞时，我们发出的那声音，像极了戏文里刀剑相交的动静，“叮叮当当”的，在过道里回荡着。我们各自举着“长枪”（不过是根破树棍儿，带着点弯的就叫作刀），你来我往，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杀呀！”“冲啊！”直闹得汗珠子顺着脸颊脖子往下淌，把后背都湿透了，黏糊糊的，贴在身上，怪难受的。

战败伤亡了的“马”总要有个归处。它会被我们随意丢弃在草垛旁，那草垛，就像个巨大的坟墓，收留着这些阵亡的“战马”。有时候，我们还会郑重其事地进行默哀，我低着头，眼睛盯着那堆秸秆，心里想着：“马儿啊，你安息吧，在这战场上，你也尽力了。”其实，我时常在哀悼中幻想，晚饭可以不吃地瓜饼子。那苞米面饼子，硬邦邦的，喇嗓子，我对这些玩意不消化，吃了肚子难受，一口都不爱吃。

夜色漫上来时，过道里的炊烟，在屋顶缠成一片，那烟，白白的，软软的，带着股白菜炖粉条的香味，在晚霞中飘呀飘。我们踩着满地碎金似的夕阳往家走，那夕阳，红彤彤的，把整个过道都染成了红色，就像铺了一层红地毯。裤兜里还剩着几颗没吃完的花生种，那花生种，圆滚滚的，是抠破化肥袋子一颗一颗偷出来的，带着窃喜的香甜。

回到家，母亲已经把热气腾腾的地瓜饼子端上了炕桌。那饼子，黄澄澄的，冒着热气，散发着一股香甜的味道。我就着瓜唧，咬着还带着地瓜味的饼子，嘴里却回味着那几颗花生种的清甜。那味道，就像一股暖流，流进了我的心里，让我觉得，这日子能时常掏几颗花生种吃吃也挺满足。

如今，马年将临，案头早已铺好笔墨，我却想起了昨日那些烈日下的“厮杀”，想起大涛插在草垛上的秸秆，那秸秆，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个被遗忘的战士。想起风掠过耳畔时，自己真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骑着“战马”，在战场上纵横驰骋。那些日子，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却像刻在我心里似的，怎么也忘不了。

编辑：李武兵/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