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的谅山战场,炮火把焦土翻了三层,我趴在尸体堆里,满嘴是血和泥。作为新兵蛋子,第一次直面枪林弹雨时,班长推开我的瞬间,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而我被气浪掀翻,左腿传来钻心剧痛。
爆炸声渐渐远去,越军清扫战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不敢喘气,把脸埋进战友温热的血污里,任凭左腿的伤口渗血,连动一根手指的勇气都没有。亲眼见过战友被补枪的惨状,装死成了我唯一的求生本能,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哪怕像条蛆虫一样苟活。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着女声传来:“快!这里还有伤员!”我心里咯噔一下,既怕被发现是装死,又盼着能有人救我。粗糙的双手掀开压在我身上的尸体,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接着一件沾满血污的白大褂映入眼帘——是个女军医,眉眼清秀,额头上渗着汗珠,军帽上的红星被硝烟熏得发暗。
她蹲下来,手指先探向我的颈动脉,又贴在我的胸口听心跳。我屏住呼吸,全身僵硬得像块石头,祈祷她能误以为我已经没了气息。可下一秒,她的动作让我浑身发烫——她竟然伸手扒我的军裤。
“你干什么!”我忍不住闷哼出声,又羞又愤。战场上的男儿哪顾得上体面,但被一个陌生女军医如此“冒犯”,尊严像被撕碎的军旗。
她却没停手,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别乱动!你的左腿动脉破裂,再不止血就真没救了!”她的手指在我腿根处快速摸索,另一只手已经拿出了旋压式止血带。原来她早就看穿了我的伪装,刚才的检查不过是确认我的生命体征。
我别过脸不敢看她,只听见她急促的吩咐:“小张,拿夹板和敷料来!”接着,止血带紧紧缠在我大腿中下三分之一处,她转动旋棒时,我疼得浑身发抖,却被她按住肩膀动弹不得。“忍一忍,止血带不能直接扎在皮肤上,委屈你了。”她的声音柔和了些,手里的动作却丝毫没慢,用撕碎的军衣垫在止血带下方,又快速用树枝做夹板固定我的骨折部位,绷带缠绕得松紧适宜,既止住了晃动,又没影响血液循环 。
“这人还有救!”她朝身后喊了一声,语气里带着欣慰。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手套早已被我的血浸透,袖口磨破了口子,露出的手腕上还有划伤的痕迹。不远处,几个民工正抬着担架跑来,而她又转身冲向另一具“尸体”,蹲下身重复着探脉搏、听心跳的动作。
一路上,她时不时检查我的止血带,提醒我:“每小时要松一次,不然腿可能保不住。”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只笑了笑:“先好好活着,等伤好了再说。”到了野战医院,我才知道他们的条件有多艰苦——借住的牛棚里铺着稻草和门板,伤员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她和另外两名医护人员要照看三百多名伤员,白天清创缝合,晚上跪在地上给伤员换药,连合眼的时间都少得可怜。
后来我才听说,她叫李兰,是野战医院最年轻的军医,主动请缨上了前线。我的手术是在煤油灯下做的,她守在旁边,全程握着我的手说:“别怕,我们都会活下去的。”术后她每天来给我换药,还把自己的压缩饼干分给我,告诉我:“战场上当兵的没有高低贵贱,活着就是最大的体面。”
三个月后,我能拄着拐杖走路时,却再也没见过李兰。战友说她在一次护送伤员途中遭遇伏击,为了掩护伤员转移,永远留在了那片焦土上。我攥着她留给我的那包没吃完的压缩饼干,眼泪止不住地流——那个扒我裤子救了我一命的女军医,用她的专业和勇敢,教会了我比活着更重要的东西。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的左腿上还留着当年的伤疤和止血带勒痕。每当有人问起,我都会说起1979年的那个战场,说起那个扒我裤子的女军医。她让我明白,战场上的体面从来不是死撑硬扛,而是拼尽全力活下去的勇气,是医者仁心不分性别、不分场合的担当。那道伤疤,是她给我最珍贵的勋章,也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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