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再谈产业政策

来源：经济学家圈

林毅夫接受采访图。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6年1月号

中国世纪与香港机遇——专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30年前，林毅夫提出“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曾被视为异想天开。今天，时光迎来2026年，当“十五五”的征程即将开启，中国经济不仅站在了自身发展的承上启下关键时期，更处于引领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与理论创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经济将如何持续引领全球发展？香港如何凭借“一国两制”优势，在国家新质生产力布局与大湾区深度融合中把握新机遇？在从“解释中国”走向“中国解释”的理论嬗变中，中国的发展实践如何为世界经济学提供新的视角？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中国如何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

时间拨回1994年，在由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经济学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他们曾作出大胆预测：到201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14年10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这一预言已提前实现。而对于书中的另一预测，林毅夫亦充满信心：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最快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中国亦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未来5年，尤其是“十五五”时期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迎来哪些变化发展？

在林毅夫看来，“十五五”期间，尤其是当前全球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机遇将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传统产业仍有追赶空间。林毅夫认为，中国未能抓住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因此在许多传统产业仍有不少追赶空间，“在‘十五五’期间，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传统产业的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将得到很快的提高。”

二是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具有独特人才优势。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已站在同一起跑线，甚至与其他国家相比具独特优势：“第四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是人才。中国每年在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需领域（如STEM领域）的毕业生数量近600万，超过G7国家的总和。”

此外，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任何技术突破在国内可立即实现规模经济，具备最多应用场景、而后形成最强竞争力。中国亦拥有全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部门，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产业链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把概念变成一件产品。他以特斯拉为例说明，特斯拉在美国发展十多年，最高产量仅2万多辆，亏损严重，濒临破产。2019年到上海浦东投资设厂，一年建成，第二年整体产量就超过48万辆。这使特斯拉从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举蜕变成为市场估值最高的汽车企业，“这正是中国产业配套齐全优势的体现”。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们会有许多领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林毅夫细数，尤其在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芯片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制药等领域，都将在“十五五”期间快速发展。他特别提到：“中国的消费产业，尤其如Labubu等满足情绪价值的创新模式，游戏产业如‘黑神话：悟空’、动画电影如《哪吒》、新茶饮如喜茶和霸王茶姬等新的消费方式与消费形态不仅已形成全球影响力，在‘十五五’期间也会有更大发展，并可依托中国大市场发展后继续引领世界。”

香港可发挥人才资金两大优势

林毅夫为中国紧抓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发展经济描绘出了一幅清晰图纸。那么，香港将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又可发挥哪些作用？

“香港拥有两大独特优势：人才优势与资金优势”，林毅夫说。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才是最重要的。香港不但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更有众多科学家打入最新公布的2025年‘全球首2%顶尖科学家’名单，这正充分体现香港在人才培养上的优势。”他特别以大疆为例说明：“香港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以非常好地结合内地齐全的产业配套，以及（拥抱）庞大市场的优势。大疆由香港科技大学培养的研究生创立，如今在无人机领域占全世界70%的市场份额。”

林毅夫提到，香港作为集教育、科研、人才为一体的中心，若可在河套地区充分为人才提供早期发展所需的硬件、利用好大湾区的各种配套能力，相应产业就能在香港落地，不仅贡献于香港经济，也贡献于大湾区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十五五’期间，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这样来自香港的人才，依托中国市场、制造业优势，抓住同样的机遇、作出同样的贡献，培育出全世界领先的产业，这将是香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做的一个巨大贡献”。

“人才发挥作用需要资金的支持，而后者正是香港更为明显的优势之一。”林毅夫指出，香港人均GDP已超过5万美元，是中国所有城市中最高之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是最丰富的，不管是大型科创企业还是初创企业，在香港的融资都是最方便的。”

他又以自己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工作经历为例，阐述资金支持对于聚集人才的重要作用，“香港科技大学从建校到成为世界领先大学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这正是因为香港为海外教授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基础设施、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因此能够短时间吸引大量海外教授来港”。香港是世界上一个主要的交流中心，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将成为世界各地人才的聚集中心”。他指出，“尤其是当前世界受到地缘政治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才回到祖国来”。

林毅夫补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仲裁中心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其传统优势仍将持续发挥作用，“当前，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以国内大循环撬动国际大循环。香港不仅可以融入国内大循环，也是撬动国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将以上优势都发展好，香港的未来发展前景可以上到很高的台阶”。

香港要把有效市场与 有为政府“两只手”用好

那么，香港具体应如何将人才、资金两优势充分发挥好呢？

林毅夫并没有急著回答，而是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大疆为什么落地在深圳，而不是香港？”

答案正在于政府对企业支持力度、引导产业升级上的差异。“深圳政府在帮助企业家解决问题上做得更好，香港在这方面，不仅可以参考内地发展较快城市的经验，也可以参考新加坡的经验。”

他直言，香港在产业政策上仍有不足：“香港过去是顶级的自由经济，营商环境优越，设立公司简便——这些都是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的已有优势。但政府在帮助企业家抓住机遇、解决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上，香港仍然比较欠缺。”这种“政府不干预”的传统理念，在当今全球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现在连美国都在推行产业政策，我们更应积极有为。”他坦言，尽管产业政策存在失败案例，但完全依赖市场而缺乏政策引导，很难实现成功的产业升级，“过去有人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但现实是，没有产业政策，就很难推动结构性升级”。

新加坡的产业发展与升级成功经验，便是很好的借鉴案例。“1997年前，香港的发展水平高于新加坡，人均GDP比新加坡高10-20%，而如今新加坡人均GDP超过9万美元，比香港高出约80%。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新加坡政府在产业升级中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确立发展石化产业战略。尽管缺乏相关人才和企业基础，政府仍填海造地建成裕廊工业区，并规划产业链布局，使上下游就近配套。凭借前瞻规划与全球招商，裕廊工业区迅速成为全球重要石化基地。更值得借鉴的是其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本无任何生物医药人才与产业基础，但凭借著在本地大学设立药学院培养人才、以优厚条件吸引人才，新加坡逐渐成为人才基地，并吸引全球知名药厂设立研发中心。如今，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中心之一。林毅夫概括道，“新加坡能够发展成功，就是先充分认识到自己拥有的优势。但是如何将优势做大做强呢？一方面，这需要企业家、资本等有效市场的力量。但当市场自身无法克服人才教育、基础设施、产业集聚的瓶颈时，就需要有为的政府来帮助解决”。这正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

不过，林毅夫对于香港的期待，远高于此。他认为，香港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实际也具备独特优势：“我们的腹地比新加坡更大，我们的人才和可动用的资源更丰富。如果香港能把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这‘两只手’都用好，加之香港的已有优势，相信从‘十五五’开始到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香港会继续领先全国，变成全球最有竞争力城市、全球收入水平最高城市。”

此外，若我们将目光再放远一些，投向大湾区，香港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径或将更加清晰。

林毅夫指出，中国当前正致力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在内地多个城市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重要试点。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能仅停留在减少制度障碍的层面，还必须深入思考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区域协同发展，尤其是针对大湾区各城市的协同定位，可以进行更细致的政策研究。

“我们要深入思考，湾区的内地城市能相互提供哪些支持？例如佛山、珠海、深圳各自能补什么位？发展一个产业，必须清楚我们现有的优势是什么，不足又在哪里。如果某些条件是产业发展过程中自身无法提供的，政府就应主动补位，弥补缺口。”

而大湾区实现更深层次融合的核心，正在于推动高水平的制度创新与要素流动。在这一基础上，河套地区有条件建设成为最高水平的自贸区，实现“资金、人才、产业基本无障碍流动”，从而最大化发挥香港、深圳乃至整个大湾区的综合优势。“一旦自贸区成功探索出可行路径，相关经验便可逐步推广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从“解释中国”到“中国解释”

1995年10月，林毅夫在《经济研究》发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倡导采用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其成果将是国际性的。他在文中指出，任何学术都是本土化的，现在国际上流行的理论都是研究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得出的。正因发达国家的影响力，研究这些国家的理论才被视作“国际主流”。他亦在文中作出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的论断。采访时，恰逢他提出这一论断30周年。

在当时，这一论断被许多人视为“天方夜谭”，“从国际上来看，全世界有影响的华裔经济学家不超过5位”，从国内来看，除了刚成立一年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6位教师之外，全国其他各大学尚未有受过完整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归国教师，中国的经济学界尚处于引进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阶段。然而，站在今天回望，这一预言正随著中国的崛起与世界格局的重构，一步步照进现实。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学术中心转移的预测，更是一场从“解释中国”到“中国解释”的深刻转变。

林毅夫的判断，根植于对经济学发展史的深刻洞察。他指出，回顾历史，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心的转移始终跟随世界经济中心的变迁。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诞生背后是英国藉工业革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二战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则随著全球经济重心转移至美国。为什么大师级经济学家在历史上会出现时间与空间的相对集中？是什么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重要的理论是解释重要现象的理论，而重要现象是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

依此规律，根据林毅夫的预测，“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这时，理解中国经济现象便拥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和产生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的中心，中国的发展成就也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素材。

然而，“现有理论在理解中国发展上存在欠缺”。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解读中国时往往只看到问题，“只要中国经济稍缓，就会出现‘中国经济崩溃论’”。林毅夫直言，“但实际上，中国是过去四五十年中唯一未出现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在短短几十年间压缩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的发展历程，亦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至当前人均GDP约1.3万美元，对全球减贫贡献显著。他进一步指出，即使有理论试图解释中国成功，也仅触及表面。

“二战后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非常少，基本只有亚洲四小龙等少数案例。根据发达国家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经济体大多未能成功，而少数成功经济体的政策在主流理论看来反而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当前主流理论往往从发达国家的条件出发，去审视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并建议后者复制前者的做法，或是从发达国家认为重要的事情出发，认为这件事对发展中国家同样重要。

“这样的理论出发点虽好，但实际上，少数能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按照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看——之所以能够发展好，基本上不是看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得好什么，而是根据自己有什么、来看自己能做得好什么，并判断什么（对自己的发展）才是重要的，而后将能做好的做大做强。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东亚四小龙崛起的主要原因。”林毅夫展望道，“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国家都会有发展机会。所以我想，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每个国家都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心。”

林毅夫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正是这种自主创新的探索。“过去世界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英美经济现象。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中国发展背后道理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世界上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提出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的原因，我们需要根据中国自身发展，探究成功的原因、问题的根源，提出自己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过去的成功、现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这是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30年弹指一挥间，当初仅有6位教师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40余位全职教师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采访时，他前来香港，获香港教育大学颁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以表彰其在经济学和教育领域的贡献。在教大的图书馆，林毅夫谈起中国经济的发展，眼神熠熠。回首“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量预计超过3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世界排名第三国家的经济总量，中国亦已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成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林毅夫当年那句被视为异想天开的预言，今天听来已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这个目标正随著中国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深刻重构，一步步变为现实。

而下一个30年，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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