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李维汉病重，仍记挂一件40年前的往事：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

1984年李维汉病重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的温济泽专程到医院探望他。

根据温济泽的回忆，他在去医院的时候，李维汉已经病重垂危，鼻孔里插着氧气，但见他到了以后，吃力的拉着他的手嘱咐：

“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

图|王实味

也正因为如此，在李维汉去世以后，温济泽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始终不忘收集证据，为王实味平反一事不遗余力的奔走。

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根据资料记载，王实味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受到错误批判，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地处决。

那么，为何一直到50年以后，才给王实味平反呢？

1

最早提出要给王实味平反是在1981年，是李维汉提出的，当时他已经85岁高龄

在这件事情上，李维汉是亲历者，所以他自然明白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李维汉晚年病重期间，一直致力于写回忆文章，记述了他从1918年到1964年46年的主要革命经历，以写集体的活动为主，适当地联系自己，在写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时都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在李维汉去世后，这些回忆文章结集出版，这里面有一篇名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这里面提到了王实味冤案的情况，其中最后一节“一个冤案”中，李维汉讲了自己向中组部提出重新审查王实味案的原因：

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
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
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

以上三点，博得了昔年亲历过此案，并且还在世的部分老同志的肯定，客观上构成了对王实味平反的根据。

图|李维汉

了解王实味生平后，也不难看出，王实味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革命家，他的本质只是一个书生。

1906年，王实味出生于河北潢川县，父亲王耔渭（又名王元炳）曾于清同治九年中举，后来一直在老家从事教育工作，尽管家庭贫穷，但王实味得益于父亲的影响，幼年时便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根据资料记载，他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整个幼年求学生涯时期均名列前茅，就连老师都夸赞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1923年，王实味考上了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可因为家庭经济缘故，被迫改考取邮务，不过即便如此，在1925年，王实味还是考入了北京大学文院预科。

也是在北大求学期间，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加入党组织没多久的王实味便选择退出。

根据资料记载，王实味在北大加入党组织后，很快便与负责学运工作的李芬热恋，组织上质疑王实味不是因为革命加入党组织，而是因为追求女人，一气之下，王实味便退出了党组织。

不久之后，因为经济原因，王实味再次辍学，加之因为政治原因无处容身。

1930年，王实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那时的，王实味一方面对中国前途命运而忧心，另外因为不满当局，并不见容于各方，整日里忧愁苦闷。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王实味意识到自己所学还是要报效国家，于是他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

从这个角度看，王实味确实是一个才华横溢，并且对革命抱有热情的知识青年。

可问题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主席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光是对革命抱有热情还不够，你还必须要深入的、系统的去研究。

在这一点上，王实味做的就要差很多，客观上来讲，这也是他悲剧的根源所在。

2

我之前看了不少有关王实味的文章，其中多数都提到了王实味的性格。比如王实味性格太冲，容易得罪人。

不能否认，王实味是个特别浪漫的人，而这样一个浪漫的人，在现实社会当中是格格不入的，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

王实味对世界的认知是非黑即白的，所以在多数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形象就是嫉恶如仇的愤青。

1925年，王实味发表的书信体小说《休息》，就曾明确的展现出来这一点：

“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王实味不仅是坚持这一观点，同时在生活中也积极贯彻了这一观点。

对革命，王实味是抱有美好的想象的，这与当时去延安的绝大部分知识青年都一样，正如我们在生活中，对美好事物的期待，可真正我们接触到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所期待的美好事物并不是真正的完美。

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

“革命不是诗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也有污浊的东西。”

王实味初到延安，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不久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翻译了《马恩论丛》中的《价格、价值和利润》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列宁选集》的部分篇章。短短四年时间，他就个人（或同他人合作）翻译了近200万字的著作。

尽管在延安期间，王实味因为性格原因，与很多人关系都谈不上好，但总的来看无伤大雅。

不过，随着在延安生活日久，王实味渐渐发现，延安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

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被调至中国文艺研究室，因其文学与翻译成就，被任命为特别研究员。

也几乎就是在同时，延安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整风运动。

毛主席之所以要发起整风运动，主要是有两点：

一、彻底杜绝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以及抗战时期“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影响；
二、皖南事变的发生，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王实味用他敏锐的笔触和批判的精神，发表了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文章。

1942年4月17日，王实味在在《谷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提出艺术家应揭露社会阴暗面，与政治家的职责形成对立。

同年3月13日和23日，王实味又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总题为《野百合花》的四篇杂文，以犀利的语言批评延安的一些现象。

应该指出的是，王实味当时对延安一些现象的批评，并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应允许批评，客观分析。可问题就是，王实味对一些小范围内的客观现象，故意采取夸大事实的描述形容，这么一来也就使得事实失去了客观性。

图|温济泽

温济泽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也称：

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还把政治家和艺术家对立起来，说什么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

严格意义上讲，延安确实存在王实味文章里所说的情况，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夸大。

王实味的文章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当时的延安引起了轰动，引起了一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的共鸣，这些人后来也陆续写了一些文章，揭露了延安存在的种种情况。

像丁玲在1942年3月9日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第4版的《“三八节”有感》，就谈到了当时延安的两起“陈世美”式的离婚案件，为丈夫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妻子被丈夫以“落后”为由将其离异，另结新欢。讽刺红军老干部找老婆，讽刺高级女性干部配有保姆，还去跳交际舞，讽刺男性对女性评头论足。

客观来讲，《“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本质上是立足现实，是讲要对女性充满人文关怀，然而因为文章中一些具体事例，指向性特别明确，在当时触动了不少人的敏感神经。

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当时代管研究院）亲自主持了会议。

李维汉在这次会议上重点强调了风与检查工作的重要性，提出领导作风与个人思想并重、自我解剖等原则。

可在会议期间，王实味认为整风应重点针对领导人，提出“绝对民主”，甚至要求全体整风委员会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

王实味后来在研究院墙报《矢与的》上发表《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和《零感两则》等文章。他的这些言论不仅引起了研究院的轰动，也引发了延安的轰动。

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还利用王实味的文章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

王实味的文章虽然针砭时弊，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在当时却是忽略实际的。

中国那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在强调团结为基础的环境下（毛主席发起整风运动，目的也是为了同统一思想，强调团结），王实味公然挑起了对立的情绪，引发各方面的争执，是不利于团结的。

当时在延安，随着王实味的文章发表，部分老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对立现象愈发严重，知识分子嫌老干部没文化，作风不民主，对上卑躬屈膝，对下颐指气使，老干部嫌知识分子娇气，吃不了苦。

据说毛主席提着马灯，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看了王实味发表在《失与的》的板报，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毛主席后来还授意胡乔木给王实味写信，指出他的《野百合花》的错误。

延安的《解放日报》为改版一事召开会议，当时从晋绥前线回来的贺老总也参加了会议，还在会上说了一句很重的话：

“我们军人在外面浴血奋战保卫延安，结果你们文人却将延安批得一文不值，这也黑那也黑，那我们还保卫个什么劲？”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贺老总、王震还专门批评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据胡乔木回忆，贺老总对丁玲说：

“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一时间，丁玲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后来不得不做出检讨：

“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说话。文章里说的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地看问题，直指出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我知道，这最多也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走，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我呢！”

不过即便如此，因为《“三八节”有感》所造成的风波仍没结束，甚至波及了丁玲的后半生，这也就都是后话了。

3

1942年5月27日，为了纠正王实味文章造成的不良影响，中央研究院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党的民主与纪律”，目的是纠正极端民主化偏向，把整风引向正轨。座谈会到6月11日结束，一共开了16天，其间开了14次大会。

根据温济泽文章称：

“从会议开始，康生就插了手。更准确地说，是抓了领导权。”

康生原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回国193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职。

整风运动期间，康生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

一开始，给王实味的定性还只是思想上有问题，可随着康生介入以后，事情便急转直下了，说王实味“不单是思想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会议开到第六天，有部分同志揭发称，王实味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于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清晨（陈其昌）有过来往，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是王实味自己向党组织交代过的）。

会议开到第九天，王实味就被扣上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主持会议的李维汉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认为对王实味的定性有些过，于是在会议最后一天说了一些婉转的话：

“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李维汉的话是响应毛主席对整风运动的主旨、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可李维汉的话不管用，因为康生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

1942年七八月间，康生采取迂回的办法，要求中央研究室追查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淇）夫妇与王实味的关系。

本来几人之间仅有普通的往来关系，被康生这么一搅和，就此变了味儿。

王实味、潘芳、宗铮、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淇）被打成了“反党五人集团”。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决定开除王实味的党籍，并认定他是“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从1929年开始就参加了托派活动，而且始终未停止。

对于这个结论，王实味表示强烈的反对。期间王实味曾失踪，第二天被人发现在中组部，他跪在地上，哭诉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

三天后，即10月26日，王实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递交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过去一直以来就“有浓厚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

王实味还在检讨中提出，希望能把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停止党籍半年”，“保证今后一定会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较好的党员”，也希望组织上帮助他“能够早日恢复党籍”。

不过，在康生影响下，王实味的这一想法没能实现。

康生从1937年回国后，就一直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按他的说法称“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并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又被扣上了一顶“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此后，王实味被长期关押并继续接受审问。

1947年2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部分在延安的干部陆续撤离延安，当时王实味也跟随中央社会部组成的一个大队撤到了晋西北的兴县，被关在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

同年六七月间，国民党军两次派飞机轰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塌，大部队撤离之前，为了减轻负担，晋绥公安总局经请示康生同意后，当天晚上将王实味处决。

4

对王实味被处决这一情况，毛主席是很不满的，后来甚至还说过：

“你还我一个王实味。”

王实味被处决，也违背了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毛主席虽然认为，王实味的文章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但充其量就是思想上有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一开始毛主席在政治局开会期间，也只是把王实味称为“落后分子”。

一直到后来，王实味“托派”的身份“被坐实”，毛主席才明确在中央会议上赞同意见：

“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的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的进攻。”

不过，在1950年7月，毛主席在给陈传纲复信时，又明确指出：

“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

很遗憾，当时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并未落实下来。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在延安也有不少人认为，对王实味的定性太重。

图|李维汉与毛主席

比如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的李言，他始终认为王实味发表了一些有错误的文章，说了一些错话，是思想问题。

也因为这个原因，李言后来参加中央社会部的一个会议时，还被康生狠狠批评：

“什么‘热情’？是反革命的‘热情’！你的无产阶级立场哪里去了？”

温济泽在去延安之前，有过好几年的地下党工作经验，在复旦大学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时还曾被捕过，按他的说法，他怎么看王实味，都不像是一个坏人，但囿于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无奈只好按服从组织的原则相信了康生的话。

一直到后来，康生的真实面目被揭穿以后（1980年），才有人提出要为王实味平反。

李维汉当年在中央研究院是领导了反王实味斗争，然而也因为说了一些客观公正的话，引起了康生的不满，后来他就没有再介入其中。

对李维汉来说，王实味的问题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

1981年7月，在京的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老同志在北京召开延安中央研究院创建40周年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应该对王实味的问题进行复查，立刻得到了与会的李维汉响应。

事实上，在此之前，李维汉就写了份建议递交给中央组织部（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部分），提出了复查王实味问题。

1982年2月，中组部在接到李维汉的建议后，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按说“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被否定，给王实味的平反也应该进入议事日程，可随后的一个意外却打乱了这个安排。

1980年，王凡西（中共托派老一辈儿领导人）在他的回忆录《双山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王凡西这句话，无疑坐实了王实味“托派分子”的帽子，导致了为王实味平反的工作陷于停滞。

一直到1985年，王凡西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一文，对他和王实味的关系进行了说明，这其中也包括了对他的回忆录中“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做的注解：

“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

王凡西的文章，客观上消除了对王实味平反的障碍。

1986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两册)，书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个地方提到了“王实味”，当时编辑人员在广泛调查后，还向温济泽征求建议，并最终做出如下注释：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1988年3月4日，温济泽再次给中央写了报告，要求为王实味平反，当时中组部将这份报告批转给了公安部，并与公安部配合密切调查了王实味生平，期间还同温济泽有过接触，前后历时数年。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做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为王实味平反。

王实味获得平反后，公安部还派了两人将《复查决定》送到了他的夫人刘莹手中，刘莹那时已经是85岁高龄，在听到消息后，激动地热泪盈眶，还把公安部给予她的慰问金全部捐给了湖北省十堰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