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养女邓金娜从越南到北京看望郝治平：妈妈，我太不知好歹

时间拨回到1950年。那年春天，罗瑞卿结束广东公务返京途中，顺道把一个瘦小的女孩带回了家。女孩姓邓名金娜，父亲正是“四八烈士”邓发。郝治平看见孩子，一怔，而后一句埋怨也没说，只是把女儿朵朵的新外套递给她试码。家里原有七个，突然多出第八个，不论是食宿还是排座次都得重排。可这位出身女兵连的女主人行事利落，她把旧衣裳拆线又缝，硬是给金娜做出一整套春秋装，日后提起，还笑说那时针脚比批示还多。

金娜在罗家的童年像一场夹杂俄语、北平话和乡音的混响。餐桌上，郝治平规定：“豆腐、青菜是孩子们抢得最凶的，金娜必须占到最少一勺。”孩子们都懂，这勺不仅是营养，更是烈士遗孤在罗家的“席位”。晚饭后，七八个孩子围桌写功课，罗瑞卿常端着搪瓷缸巡视，“作文别凑字数，真事真写。”这句话金娜一直记到成年。

1960年夏天，高考前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宿舍灯火通明。金娜趴在桌上背英语单词，窗外却传来隔壁北大的手风琴声。那支小夜曲里，她初次见到李新华——越南留学生，笑容腼腆，发音略带鼻音。两人谈学习，也谈故乡。罗家对子女交友不设闸门，但郝治平仍悄悄跟进。一次，郝治平问她：“想明白了吗？远嫁意味着什么？”金娜点头，却仍嘴硬地回：“越南离北京不过两千公里。”对话不长，却让郝治平半夜无眠。

1965年春，北海公园柳絮满天。金娜、李新华在越南驻华使馆依照家乡礼俗成婚。罗瑞卿为这段跨国婚礼备下一封手写祝词，他写道：“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郝治平没写信，只将一对缝着莲花纹的丝绸枕套交到女儿手里。枕套原打算给朵朵出嫁用，现在改了归属，朵朵默默点头。那年秋天，金娜跟随丈夫南下河内，成为外贸学院的英语教师，起初不久便体会到战火侵扰与缺粮之苦。夜里空袭警报响起，她抱着课本躲防空洞，心里却惦念北京炕头那壶刚沏好的茉莉花茶。

罗瑞卿在1978年病逝，这个消息却隔了几年才传到越南乡间。金娜得知噩耗时正在批改试卷，笔尖失守，纸面划出长长墨痕。她给自己定下一条：若有机会，一定亲自回京为“罗爸爸”烧一炷香。机会很快到来。1983年春，亲生母亲去世，越南战火也渐息，金娜递交了回国申请。囊中羞涩，她卖掉戴了十八年的金戒指，又四处借款仍差一大截。危急时刻，中国驻越使馆拨来盘缠，并说：“祖国为自家孩子花得起钱。”短短一句，让她泪落簌簌。

京城那场重逢来得突然却不失体面。郝治平推开院门，先看到个少年的剪影——金娜的大儿子。紧随其后，金娜步入院内，母女相对数秒，拥抱。拥抱没有过分语言，但一声哽咽还是溢出：“妈妈，我太不知好歹。”郝治平拍拍她肩：“回来就好。”随后，她领着外孙参观那些旧物——米什卡玩具熊依旧穿着当年小衣服，颜色早褪却线头整齐。金娜扯了扯衣摆，轻笑又红了眼眶。

数日相处，金娜把海外漂泊细节一一讲给母亲：防空洞内如何教学生英语，缺盐日子里如何用海水熬菜。郝治平静静听，当听到一段饥饿故事时，她忍不住说道：“你父亲当年在晋察冀也这样啃过树皮。”一句话拉近距离，金娜仿佛回到少年时代，依旧是那个围炉听故事的小姑娘。

探亲结束，金娜与丈夫、孩子落脚广州，进入暨南大学教研室。郝治平几乎每逢中秋、春节必打长途，问一句“米还够吗”。金娜总回答“够”，但电话搁在桌上，人却忙着给孩子补裤腿。生活平凡却安心。郝治平知道，这个八零年代的广州已足够包容女儿延续自立的性格，因此她不再过问太多。晚年里，郝治平常念叨：“金娜懂事了。”点点、朵朵都看在眼里，也明白母亲那句“懂事”背后，是烈士孤女终于落地生根的安心感。

多年之后，院里海棠老去新生，郝治平偶尔提笔，写下寥寥几行：“延安之缘，太行之情；一家九子，终不负烈士托孤。”字迹仍硬朗。无署名，却无须署名，因为字里行间的那份从容，正是她一生的注脚，而邓金娜——当初那个稚气少女，已成为这段岁月最温暖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