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国民党杀手，却悄悄放走19名我党人员，49年自首后结局如何

在重庆歌乐山的苍松翠柏间，白公馆的遗迹静静矗立，承载着一段黑暗而悲壮的历史。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关押革命志士的人间地狱，无数英烈在此献出生命。而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个人的身份格外特殊——他既是双手沾染革命者鲜血的白公馆看守，也是重庆解放前夕冒死打开牢门，放走19名我党人员的“救命人”。他就是杨钦典，一个在历史洪流中挣扎、救赎，最终获得宽恕的复杂人物。

1918年，杨钦典出生于河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了混口饭吃，十几岁的他便加入国民党军队。几经辗转，他被调到军统，成为白公馆看守班的一员。在那个泯灭人性的环境里，严刑拷打与血腥屠杀成为日常，原本淳朴的农家子弟渐渐变得麻木。他执行过诸多骇人听闻的命令，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及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

1949年9月，杨虎城一行被押送至重庆松林坡戴公祠，杨虎城父子惨遭杀害。随后，特务将毒手伸向小萝卜头，杨钦典先是用手卡住孩子的脖子，又试图捂嘴闷死他，因手忙脚乱未能得逞，最终由其他特务用匕首刺死小萝卜头。这段罪行像噩梦般纠缠了他一生，晚年提及，他始终充满无尽的悔恨与痛苦。

谁也未曾想到，这个麻木的“刽子手”，内心会在革命者的感召下悄然动摇。白公馆内关押的宋绮云、许晓轩、罗广斌等志士，虽身陷囹圄、饱受折磨，却始终坚守坚定信仰，保持乐观态度，甚至在狱中秘密成立党支部，学习理论、讨论时局。他们与杨钦典以往接触的兵痞、官僚截然不同，这份精神力量深深震撼了他。

其中，《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更是看出了杨钦典内心的挣扎，主动将他作为争取对象。放风时，罗广斌常找他聊天，分析时局：“老杨，听外面的炮声，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国民党就要完蛋了。你们的大官早就准备好退路，你还在这当垫背的，图什么？”同时，罗广斌还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告诉他弃暗投明便有出路。1949年10月，罗广斌告知他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进一步坚定了他转变的决心。

1949年11月27日，重庆历史上最血腥的“11·27大屠杀”爆发。穷途末路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下达“处决所有政治犯”的命令，白公馆、渣滓洞枪声大作，血流成河。当晚10点多，白公馆仍有19名志士未来得及屠杀，急于逃命的特务头目命令杨钦典留守，要求他天亮前处决这19人。

独自一人面对19条鲜活的生命，杨钦典内心陷入极致挣扎：执行命令，将再添19笔血债；违抗命令，自己恐性命难保。关键时刻，罗广斌等人抓紧最后机会策反他：“老杨，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放了我们，重庆解放后，我们19人都为你作证，共产党说话算数，定会给你生路！”

这句话彻底压垮了他的心理防线。杨钦典下定决心，找到钥匙递给罗广斌一把榔头，低声嘱咐：“你们自己打开脚镣，我去开楼下的门，听到我跺三下脚，就赶紧冲！”随后，他悄悄打开大门，与赶来的特务周旋拖延时间。三声沉重的跺脚声响起，罗广斌等人砸开脚镣，借着夜色成功突围，消失在歌乐山的密林之中。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杨钦典没有逃跑，忐忑等待最终审判。很快，罗广斌兑现承诺，带着几位幸存同志找到他，亲自护送他到重庆市公安局自首。审讯中，杨钦典坦白了所有罪行，包括参与杀害杨虎城和小萝卜头的经过，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令人意外的是，罗广斌等19名幸存者联名向政府提交证明材料，详细叙述了杨钦典冒死救人的经过，请求宽大处理。这份沉甸甸的证明，让新政府最终做出“既往不咎，准予释放”的决定，还打算安排他到市公安局工作。但杨钦典因愧疚拒绝，希望回乡务农。政府尊重其选择，给予路费助他安家。

回到河南老家后，杨钦典娶妻生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绝口不提过往，以为能就此告别黑暗。可平静生活在1966年被打破，“文革”爆发后，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被翻出，再次被捕押回重庆。此时，当年为他作证的同志或牺牲或受冲击，他的立功表现被忽视，最终以“反革命罪”被判20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妻子为他奔走申诉积劳成疾去世，儿子也受牵连。

即便如此，杨钦典和家人始终未放弃申诉。1982年，国家拨乱反正，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此案，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确认他虽有重罪，但“11·27”义释志士属重大立功，解放初期已作“不予追究”结论，1966年的判决有误。最终，法院撤销原判，对他不予追究。走出监狱时，64岁的杨钦典已是白发苍苍，正义虽迟但到。

回到老家的杨钦典继续做着沉默的农民，余生都在忏悔自责中度过。他生活清贫，从不向政府要补助，常说：“我是有罪的人，国家不追究，我就很满足了。”晚年，他多次回到歌乐山烈士墓前长跪不起，泪流满面。2006年，杨虎城将军的孙子杨瀚历经周折，在河南农村田埂上找到风烛残年的他，最终选择了原谅。

2007年，杨钦典因病去世，享年89岁。他的一生，是复杂而矛盾的一生，既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有悬崖勒马的救赎。从刽子手到救命人，从牢狱之灾到晚年宽恕，杨钦典的人生轨迹，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更印证了历史终将回归公正的真理。这段往事，也成为歌乐山历史中一段无法被遗忘的特殊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