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刚特赦出狱就露出真面目：原来之前的积极都是装的

1975年3月19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头，气氛有点不一样。

最高指示下来了，“都放了算了”，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要特赦。

念到“周养浩”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少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

这个当了二十多年刺头，谁都不服的军统“活阎王”，终于也要出来了。

管理人员按规定问他，想去哪儿。

在场的人都以为，他会选回浙江老家，或者干脆就地安置。

可这个沉默了快三十年的男人，抬起头，眼神里像是烧着一团火，吐出两个字：“台湾。”

空气当场就凝固了。

周围的人全懵了，谁都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这么些年在监狱里写的悔过书，开的积极分子会，难道都是演戏？

这个手上沾满血的特务头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他一心想回去的那个“党国”，真的会张开怀抱接纳他吗。

这一切，得从一个叫周名达的农村娃说起。

周养浩这辈子，一直在改名字，好像改个名就能换一种活法。

他老家的名字土，叫周名达。

上了中学，他觉得得有点文化人的样子，就给自己改名叫“周文豪”，一听就透着股墨水味儿。

人也确实聪明，脑子活，硬是考进了上海法学院，在那个年代，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

可光有文凭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根本站不住脚。

那地方，到处都是机会，也到处都是陷阱。

一个没钱没背景的穷学生，想往上爬，比登天还难。

周文aho敏锐地感觉到，想出头，得找靠山，得跟权力沾边。

就在这时候，他一个浙江江山的老乡戴笠，正在给蒋介石张罗一个叫“复兴社特务处”的组织，满世界地找那种有文化、有野心、不怕脏手的年轻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不，是野心对上了野心。

戴笠一看，这个小老乡读过法律，脑子清楚，还没那些读书人的臭架子，是块好料。

一张调令，周“文豪”就进了特务处。

他学过的法律条文，本来是用来讲公平正义的，现在全变成了研究怎么抓人、怎么定罪、怎么让对手消失得无声无息的工具。

他把戴笠当成这辈子最大的恩人，死心塌地地跟着干。

军统局成立后，他坐上了司法科长的位子。

他不提枪，不动刀，杀人全靠一支笔、一个脑子。

他设计的抓捕方案，逻辑严密，手段隐蔽；他写的审讯条陈，字字诛心。

军统里头的人，背地里都叫他“书生杀手”。

这四个字，不是骂他，是夸他，夸他杀人不见血的本事。

要是说在军统局本部，周养aho还只是戴笠手上的一把快刀，那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他摇身一变，就成了能主宰几百号人生死的“阎王爷”。

那会儿的息烽，因为虐待犯人、草菅人命，闹得外面风言风语，名声太臭。

戴笠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派了他的心腹“法律专家”周养浩去当主任。

周养浩一到任，又给自己改了个名，取了个“养浩”，意思是“养吾浩然之气”，还在办公楼门口挂了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浩清白家风”。

他确实搞了些新花样。

废掉了一些没人性的酷刑，让犯人能吃上几顿饱饭，还把黑牢房改名叫什么“忠斋”“孝斋”，甚至组织读书会，看起来一片“文明和谐”。

可这层皮底下，是更阴狠的手段。

就在他挂着“养天地正气”对联的办公室里，他策划了对关押在这里的杨虎城将军一家的严密监控。

无数革命者和进步学生，都是在他“文明管理”的时期，悄无声息地被折磨死，或者直接被拉出去活埋。

据后来统计，经他手死在息烽的人，不下六百。

时间快进到1949年秋天，国民党大势已去，准备往台湾跑。

蒋介石在走之前，下了道密令，把关着的“政治要犯”全部“处理”掉。

最扎手的一个，就是被关了十二年的杨虎城将军。

这活儿，又落到了周养浩头上。

他又一次拿出了“书生杀手”的看家本领——骗。

他亲自出面，编了一套天衣无缝的谎话，告诉杨虎城，说蒋总裁要和谈，准备在重庆接见他，然后送他去台湾，恢复自由。

被关了十二年的杨将军，对自由的渴望压倒了一切，他没有怀疑。

他带着儿子、女儿，还有秘书宋绮云一家老小，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以为终于熬出了头。

车子直接开到了戴公祠，那里，周养aho早就安排好了刽子手。

干完这票“脏活”，周养浩自以为大功告成，揣着机票准备从昆明飞台湾。

可他前脚刚到机场，后脚云南省主席卢汉就通电起义了，机场一封，他跟沈醉、徐远举几个军统头子，一块成了瓮中之鳖。

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份就变了，从“阎王”变成了囚犯。

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把自己的律师才能全用在了抵赖上。

审讯他，他引经据典，说自己只是“奉命行事”，是个没有选择的工具人。

他打心眼儿里瞧不起那些主动交待罪行的同伙，还因为这事跟第一个悔罪的沈醉在牢里动了手。

他成了最顽固的分子，谁也撬不开他的嘴。

后来转到抚顺，眼看着一拨一拨的同伴被特赦回家，他还没戏，彻底绝望了。

整天坐在窗户边，嘴里念叨着“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怀念他南京的旧梦。

可就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批特赦的消息传来了。

这个老特务的嗅觉马上又灵敏起来，他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他立刻换了副面孔，积极劳动，学习改造，在最后两年里，成了人人夸赞的“模范”。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他大概是算计好了，自己前面二十多年的顽抗，加上最后两年的“积极”，足以证明他对“党国”的忠心，也足以让共产党相信他改造好了。

他以为这张去台湾的机票，是手拿把攥。

他等啊等，在香港足足等了140天。

台湾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报纸上登的都是他们这些“叛徒”的消息。

蒋氏父子早就把他们这些没了利用价值的旧臣当成了累赘，避之不及。

跟他一起申请去台湾的另一个特赦战犯张铁石，在漫长的等待和羞辱中彻底崩溃，上吊自杀了。

张铁石的死讯传来，周养浩心里那根弦，彻底断了。

他为之杀人、为之坐牢、为之背叛灵魂的那个“党国”，原来早就不要他了。

那一刻，他信仰的一切都塌了。

最后，心如死灰的周养aho去了美国，投靠女儿。

晚年，他基本上不跟外界来往。

直到一个叫段克文的狱友在美国出了本书，胡编乱造，抹黑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

沉默了很久的周养浩，竟然站了出来，在媒体上公开指责段克文是忘恩负义。

对着镜头，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话：“我今天能在美国和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是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福！”

他在美国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死后悄无声息。

那句发自肺腑还是又一次表演的感谢，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