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是“全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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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博士

这里所说的“全村”，指的是媒体圈。澎湃新闻在此次围绕明代名画《江南春》的事件中，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在主流媒体持续探索变革的这个冬天，澎湃给全村带来了希望。

具体说来，在此次南博热点事件中，澎湃的积极作用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是，以权威媒体深入的调查采访，深度还原了《江南春》的流转历史、所涉关键人物如徐湖平等人的社会关系等，为信息饥渴的网络及时提供了关键可信的信息。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澎湃新闻主导了网络传播，小道消息肯定大行其道；

二是，澎湃作为意见领袖媒体，给网络自媒体、一般主流媒体设定了传播的框架和议题，以主流的、权威的信息重塑了舆论空间，大大压缩了谣言、传言出现的可能，权威调查成为最好的舆论引导；

三是，作为主流权威媒体，以事实说话，以证据立足，降低了网络自媒体为了流量而煽动群体情绪、撩拨群体愤怒的网络风险等。

还有其它一些价值，在此不再赘述。

当然，澎湃能获得这样的价值，除了其自身激情澎湃的媒体精神，还在于其居于上海，享受优裕的发展环境，可以居高临下地对于国内各地的新闻进行扫描和报道，而不必顾忌各地宣传部门和相关部门的抵触心理。这也折射出各地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部门的困境。在各种重大舆情事件爆发之际，在网民嗷嗷待哺、亟需可信权威信息塑造认知的时候，它们却被主管部门勒令“原地待命”，或自我审查自我阉割，将原创权和话语权拱手相让于各种自媒体。网民无奈之下，为及时获得信息，只能投奔自媒体。而自媒体总是需要以挑拨愤怒和制造撕裂，才能获得最大的流量。

饥渴的网民，总是被自媒体灌了一肚子的二手酒精和情绪泔水，导致了无营养又假饱、又微醺的群体“宿醉”状态。网络群体情绪的不稳定状态，实际成为舆情频发的网络风险温床，为下一次群体愤怒情绪的唤起，做足了准备。这种网络传播格局，导致多年来的网络舆论引导，实际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频繁爆发的舆情热点，是新闻的富矿，足以让各种主流媒体重启引擎。但是近年来的新闻实践证明，在这个舆论斗争的前沿热点阵地，各种重要媒体总是在关键时刻撤出阵地。这种守着富矿找粮食的做法，是一种集体理性的选择，表面看是为了舆论的安全，却导致了舆论引导的失职，风险把关的失守，更导致自身失去影响力。

在这种状况下，凸显了澎湃新闻的价值。媒体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客观的报道，澎湃因此生命力澎湃。

澎湃并非没有限制，比如导致了为人诟病的“灯下黑”的做法。更多拿着探照灯寻找别处的“新闻风景”，却经常忽视脚底下的“精彩”。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它已经做得足够出色。

澎湃的做法，是一种被称为“跨省舆论监督”的业内概念。跨省舆论监督长期以来，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但它却是过去的数十年里，媒体实践最为成功的地方。因为媒体在本地很难施展开手脚，那就只好离开“根据地”，去别处寻找资源。这是媒体发展的智慧。结果打猎归来，收获满满。因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支撑本地媒体发展的资源不再局限于地方读者和用户，而是星辰大海般的整个网络的注意力。由此媒体意外开启了一扇窗，却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其它地方的相关部门。

比如澎湃就较为严重地冒犯了长三角北翼地区的邻居。澎湃将邻居领地当做自己的菜园子，随时随地跨界过来“偷菜”。“偷菜”的后果，不仅仅是让邻居蒙受了损失，更重要的是，暴露了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蔬菜”。结果导致邻居受到各种媒体的觊觎，备受困扰。

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都是新闻的富矿，这是新闻的规律决定的，也是由人性决定的，因为人们对于明星城市，渴望更多的了解，和更完全的信息透明。传统意义上的宣传文字，作为新闻曾经的“代糖”，已经失去了读者，人们希望看到真正的新闻，那种突发的、原生态的新鲜信息。但是在当下的舆情时代，任何一个未经把关过滤的新闻的出世，都可能引发一场意想不到的舆情风暴，给地方带来巨大压力，乃至问责风险。由此，各地加大了菜园子的看守力度，以确保安全。他们不光不允许本地媒体的采摘，更不允许外地媒体来染手“偷菜”，常常抱着不欢迎的姿态。但是这种不欢迎的姿态，却像是“稻草人”的驱赶，很难起到预想的作用。

这导致了舆论生态和省际关系的复杂性。那些常年被媒体监督的地方，为了不被流量侵扰，只好找媒体所在地的主管部门进行“洽谈”，由此常常签订“城下之盟”。为了友好往来，平等相交，那些经常被“侵犯”的地方，可能酝酿建立自己对外的舆论监督生力军。毕竟交朋友需要实力，不平等的关系，永远交不到朋友。这种彼此监督、互相制衡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新闻割据”的可能。这是新闻、权力和安全策略的复杂博弈后果。

跨省监督，还导致了一个现象，也是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反复提到的现象：各地的宣传部门和网信部门对于流量的极度克制和抵制，以及别处的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部门在新闻规律的驱使下、纷纷加大了流量的生产，由此在体制内出现了两股冲突性的力量。宣传网信VS主流媒体。这本身构成了一种新闻现象。前者需要守土有责，为地方的营商环境、城市形象做好风险把关；后者需要流量，以救亡图存，并且履行媒体的职责。

就在这个关键的当口，相关部门提出了对于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客户端进行考核的要求。这间接推动了主流媒体加大火力进行某种跨省监督，各地“守城者”为此叫苦不迭，视为难于理解难于上青天。

但是主流媒体如果没有流量，如何实现影响力的拓展，和触达率的实现？只有吸引更多关注，才能救媒体。这才是激发媒体内驱力、激活其自我造血功能的做法。流量考核的背后，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苦衷。

媒体和地方的博弈，孰对孰错？我的看法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习惯了将宣传当作新闻，习惯了安全信息的形象包装，但是在今天媒体陷入水深火热的生存危机的时候，激发了他们求生的本能，也导致了新闻回归本色。因此，对的是新闻，错的是地方。地方需要习惯新闻的归来，它带着咄咄逼人的风格，以及新闻身上天然携带的舆情风险。

这也解释了，为何没有一家媒体机构能够和社会各方融洽相处？因为新闻本身是一种风险信息。很多新闻是深藏于事物内部的风险因素，只有新闻机构才能将之开掘出来，作为公共产品推向社会网络，结果常常一举引爆危机，给新闻的事发地带来巨大压力。新闻单位“拎新闻”，是个风险行为，因为新闻总是直击人心的敏感信息。比如在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实施前夕，正是“拎新闻”的行为，将“吸毒记录封存”信息作为真正新闻“拎”了出来，结果引爆了危机。

新闻引发的危机，本质上是涉事地区和部门对于局部安全的追求，和社会大众对于信息透明和公共安全追求之间的深刻矛盾。新闻机构承担了公众的期待，却也承受了来自各方的压力。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媒体浑浑噩噩，以沉默当作安全，谁来监督和曝光假丑恶？毕竟社会单位形形色色，但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取代媒体这种监督功能。

我想提醒的是，媒体的衰落，更多指的是传统媒体的衰落、官方媒体机构的衰落，但是商业媒体机构、自媒体却正在以繁荣的姿态在崛起。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媒体繁荣期。因为发展中的问题，总归需要有媒体来监督来曝光，承担起社会需要的这种功能。

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那些倒卖文物的问题会大白于天下吗？掩人耳目的“以假换真”行为会被曝光吗？很显然不会。社会的沉默，客观上成为倒卖者的同谋和帮凶，因为没有人比后者更希望社会抱以沉默。沉默是最深的夜色。

很多人不喜欢澎湃和新京报。认为后者的报道，将自己置于风险境地。但是如果没有它们，局部地区当然安全了，但是社会的公共安全，却会受到威胁。新京报在去年曝光的食用油工业用油混装的问题，直接推动了中国食品安全法的修改完善。一些人在掌握权力的时候，讨厌这样的媒体，但是当其沦为弱势群体的时候，却第一时间拨打起他们的热线电话，原因在于，这样的媒体总是勇于发声。

澎湃和各地官方开设的政务新媒体也有很大的不同。政务新媒体和主流媒体一样，是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但是他们都暴露一个问题，就是在重大热点事件爆发的时候，他们常常抱以沉默。他们也经常有10万+，但是更多是以文旅、历史、娱乐等题材来获得的。他们具有优秀的评论和整合的能力，却不具备真正的新闻能力。你也不能指望他们曝光监督什么东西。只有新闻机构才具有这样的新闻能力，和曝光监督能力。

但是更多的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客户端，在放弃这样的新闻能力和监督能力。这更加凸显了澎湃和新京报的难能可贵。在主流媒体开启系统性变革的当下，唯有向这样的媒体看齐，才能真正焕发生命力。

作者简介：

1. 燕志华 博士

2.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具体参阅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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