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潜伏英雄，7，下，汪声和夫妇因电台暴露

四 李朋情报组 全军覆没

1 四名骨干成员 李朋，1919年9月18日出生于天津，【北京】燕京大学肄业、【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1942年参加地下党，1945年12月奉命转入苏联情报系统。

抗战时期曾任美军翻译、【纽约时报】记者、英国领事馆秘书；

抗战后任“中央社”采访部主任，率领记者团采访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遭婉拒而怒撕行辕酒会邀请函；中央社撤台时遭辞退，转任苏联塔斯社记者。到台湾后任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秘书。

其人交游广阔，是声名显赫的大记者，与国民党高层和美国、英国方面十分熟悉。假以时日，很有机会发展成金无怠那样的国际特工。

可惜缺乏李朋更详细的资料-----何人介绍入党、隶属哪个部门、家人何在？

同居女友廖凤娥，1923年出生，江西吉水人，早年曾在北满从事抗日地下工作。时任台湾省立医院护士。国民党海军军校3名学生因与她通信被捕判刑。

汪声和１９２０年生于北京， 自幼爱好无线电，精于电器装配维修。１９３９年北平五中毕业，南下昆明考入“欧亚”航空公司，先后任机械员、无线电技师、中央航空公司驻成都站无线电技师。

ｌ９４３年考入齐鲁大学经济系，１９４３年经董必武同志批准、地下党员陈甫子介绍入党。

抗日战争期间，欧亚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内有地下党员陈甫子（陈宝珊）、金铿（金汉明）、冯谦（后退党）。解放初期的两航起义成功，与长期在民航局内地下工作是分不开的。

裴俊，1921年生于四川成都贫民家庭，1933年到财主家当丫头，1937年考入戏剧教育队，1941年考入四川大学附属成都剧团。裴俊积极协助汪声和的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们先到武汉，１９４７年８月到上海，汪声和任国民党民航局电台台长。

1947年9月，陈甫子安排汪声和转入苏联情报系统，接受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武官顾伦近领导。

2 关于地下党与苏联情报机构的合作

我党和苏联同为共产主义阵营。早期不仅有地下党到苏联接受情报和保卫工作培训，三十年代在上海、四十年代在东北，都有地下党奉命参加苏联情报组织，利用人熟地熟的优势，搜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作为情报强国的苏联，出于国际主义和自身安全考虑，也在情报方面给了地下党有力支持。苏区五次反围剿、五十年代龙潭后三杰从美国安全返回，都得到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协助。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战争年代，有多名地下党在组织安排下转入苏联情报组【内部说法叫国际共产党】，协助工作，任务结束后又转回。李朋、汪声和及陈甫子都是这种情况下转入苏联情报机构。

陈甫子，又名陈富梓、陈宝珊，1906年出生于河北保定。1921年加入北洋直隶军队，1936年辞去东北军无线电报务员；

1937年10月在四川入党，任职于欧亚航空公司宜宾气象台；

1939年四川省委书记张曙时将其转归董必武领导；

1940年董必武安排其转入苏联情报系统；

1949年组织关系转回我党。

3 情报组运作过程

1949年1月，顾伦近指示汪声和携眷赴台，秘密设立电台。汪声和建议将重要零件密装于普通收音机内，到台后再自行拆配使用。顾伦近坚持另派人去台湾送特工专业电台。

1949年2月20日，汪声和裴俊夫妇以民航局职员名义，由上海乘中兴轮赴台，他的二弟、也是地下工作助手的汪声鸣送行。

2月23日晚九时，两名苏联人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门口交给他一台俄制25瓦特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三千美元。

汪声和发现电台信号太差，即在台北市和平东路某电料行，购得九灯收音机一台，测试效果很好，但因台湾缺电无法与总部顺利联络。

1949年3月，汪声和用药水密函，三次经汪声鸣联系上海的顾伦近。后汪声鸣调杭州，陈甫子安排他人转交。

1949年4月中旬，汪声和专程回沪，与顾伦近约定通报问题。5月15日首次与总部通讯成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至11月期间，汪声和在蒲城街每月与总台通报两次。

11月间，汪声和从蒲城街十三巷三十一号移居厦门街一一三巷九号居住。

1949年11月27日，驻穗塔斯社记者西尼耐可夫派遣李朋从广州赴台。

11月30日李朋与汪声和在台北首晤。

12月1日两人再次会晤。

12月2日李朋以过去同事、中央社记者秦凯作掩护，去屏东，凤山、左营军港收集情报，交汪声和发给海参崴赤塔总台。

情报组上报了大量情报：

（一 ）台湾报纸、杂志和刊物等重要消息

如1950年2月14日14时发给总部251号电：

包括海南的国军数字，系由财政部军饷数字之推算所得等；

（二 ）利用军政各界亲友关系，广结有关人员，在闲谈中套取军政情报，並经常讨论有关问题以增进了解程度。

汪声和在何俊臣家中见到特工专用无线电收发报机，探知国民党要将这些军用品运给大陆残匪的重要情报；

1949年底，太湖区游击司令施君弼来台领取收发报机及电池等军品，寄存在何俊臣那里，汪声和询问何俊臣用处，得知了太湖茅山等地区残匪部署情形；

汪声和从好友、国民党空军上尉领航员李鑫淼处 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国民党空军情报。1950年2月，李鑫淼携夫人回大陆定居；

（三） 利用担任政府公职和经商做掩护，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汪声和利用曾担任过国民党民航局电台台长等公职做掩护，和许多民航局高层建立了良好关系，从他们谈话中获取了大量情报。还通过在台北经商途径，广结人缘，从商品往来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从这些情报内容可以看出，多数情报对解放军有用，对苏联方面用处不大。苏联关注的是美军动向。

汪声和夫妇因电台暴露。

1949年5月15日开始使用不久，就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电信监察所侦测发现，但由于通报时断时续，通报频率不高，而且变动了通讯地址，所以没被侦破。

1949年12月起，汪声和电台与总部通报次数由过去每月2次改为每周2次，通报次数过频、时间过长、双向通讯和通报时间、呼号、波长、电台位置未能经常变换等诸多原因，暴露的风险大大增加。

特务以电讯测向交集点方式，锁定二三户日式住屋，随后他们以分区停电、查户口 、修理水电、防空等方式暗查。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在汪声和家周围，仅用8小时就基本确定了电台的大概位置。

开始暗中监控汪声和及李朋的行踪。

到1950年2月28日，特务研判：如不及时收网，恐汪声和电台发出情报更多、危害更大，决定抓捕。

3月1日凌晨一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李立柏召集电监所刘醒吾所长及有关电信技术及行动人员，到厦门街一一三巷一带实施搜捕。

国民党“国防部”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魏大铭参加了搜查。

在汪声和家，特务把天花板、墙壁、地板等逐一打开细查，一无所获，困惑不解，以为弄错了地方。走出大门时，魏大铭回头扫视，突然发现客厅中一小圆桌的柱脚特别粗大，不成比例。当即命打开，里面赫然是套强力收发报机。

裴俊将一包预藏的毒药硝酸银递给汪声和，被特务发现制止。

2月下旬李朋生病，数天都没有和汪声和见面，总部给李朋的4封已译好的电报也被搜出。李立柏请示彭孟辑司令后，立即前往中山北路一段八十三巷七十弄一号李朋寓所将其拘捕。

此案涉及１６人，其中女子5人。

李朋、汪声和、裴俊、廖凤娥等４人判处死刑；

潘申庆、廖干元、李光国、黄珏、黄正等５人判刑１０年；

郝侃曾等５人各判７年、２年徒刑；

李宝谦、庄汉江交付感训。

廖千元是廖凤娥的弟弟。

李朋遗书福建亲戚抚养他的儿子温冬。

4 牵连孙立人

黄珏早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时，即经过校长认识李朋。在台湾，李朋和摄影记者金凯多次以公务到访孙立人司令部。【3月21日黄珏黄正被捕】

黄珏后来嫁给防卫司令部卫生处处长徐嗣兴；

黄正出狱后，改名黄美之，3年后与美籍外交官傅礼士结婚，定居美国，成了一名作家。

2010年，在孙立人辞世20年时，黄美之出版了回忆录《烽火俪人》，公开了这段感情。

蒋介石父子对美国人看中的孙立人十分忌惮，先后抓捕了多名孙立人周围的人：

孙的部下、防卫总司令部副司令段沄中将因通共被枪毙；

孙的部下、陆军总部军法处长周芝雨少将因通共被枪毙

孙的好友、安徽老乡、教师魏振武、王晓春以通共被枪毙；

孙的老部下、新一军补充团团长的陈行中以通共判刑10年改枪毙；

孙的老部下、新七军军长李鸿中将酷刑后判刑20年；

李朋案中，潘申庆和黄氏姐妹都是孙立人的身边人。

“通共”的孙立人已是呼之欲出。但蒋介石需要美援，还不能抓孙立人而激怒美国人。

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受到美军青睐，援助滚滚而来。孙立人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1955年郭廷亮兵变案发，孙立人以叛乱嫌疑逮捕，软禁33年，在蒋氏父子都去世后恢复自由。

5 后续影响

特务在调查李朋时，意外得知共产势力已在英属马来西亚秘密设立了一个电台。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处长的郑介民主动将此情报与英方分享，双方秘密进行情报合作甚至瞒着美国人。保密局积极开展东南亚情报活动，英国每月拨给3000英镑，共享情报。

保密局提供给英国的情报有-----

我党在福州设立办公室，负责东南亚秘密工作；

负责香港地下工作的厦门工作站，负责人是许祖义、张圣才；

居住霹雳洲的李姓客家矿工，两年前移居婆罗洲，负责接应。

马来亚共产党用电台与广州、北京联络；

曾在莫斯科图书馆工作的日共石村太郎，经常往返香港和马六甲。

魏大铭实施反间计，逆用电台，继续和海参崴方面保持通讯，传送假情报6个月，全力灌输美军已经在台的假相，以影响苏联情报部门。

1950年9月，国民党在联合国抛出“苏俄间谍汪声和、李朋案”，以此作为国民党投报美国，打压苏联的武器。

6牺牲

1950年9月6日，汪声和身穿白色帆布西装，白衬衣，灰色格子袜，黑皮鞋。

李朋身穿灰色香港衫，浅蓝派力司长裤，花格袜。

廖凤娥穿黑色香云纱旗袍，赤脚木屐。

裴俊穿蓝地白格子旗袍，赤脚，平口红皮鞋。

经军法处法警自狱中押至法庭。

随后，军法处给每人一瓶红露酒，一个奶油面包。汪声和、李朋、裴俊三人将红酒一饮而尽，廖凤娥只饮三口，将酒瓶交还法警。

汪声和饮酒后，脸色由白转红。李朋饮酒后，面色更白。裴俊饮酒后，脸色尤为红润。

六时正，监刑官及执行宪兵王队长率宪兵三十名，分乘卡车两辆，汪声和、廖凤娥二人乘第一辆，李朋、裴俊乘第二辆，驶往马场町刑场。

4人下车后，各由两名宪兵押解，汪声和下车后，即至其妻裴俊身边。李朋走到廖凤娥身边。

六时三十分射击令下，汪声和、李朋、廖凤娥应声倒地。计汪声和、李朋，各中三枪，廖凤娥中六枪。裴俊连中两枪，仍跪地不倒 ，刽子手又补上一枪，始倒向汪声和身侧。

七时三十分，极乐殡仪馆前往刑场收殓。

十时许，殡仪馆人将四人尸体埋于台北和平东路公墓。

当时有台湾报纸报道“李朋、汪声和、裴俊（女）、廖风娥（女）等4人在刑场口号不绝，饮弹方休，可见顽劣 。”

台湾中央日报在1950年9月3号、4号、5号、7号和10号都刊登了此案消息。

1950年9月8日新华社内参刊登了李朋四人台北遇难消息。

1950年底，在上海公安局工作的汪声鸣从一个朋友处看到香港《新闻天地》刊登的四人在台湾被害的消息，经多方核实确认属实，为了保密，他没有告诉家人。

汪声达、汪声光兄妹五人先后从港台报纸和个人组织外调结论中，得知大哥大嫂在台湾遇害。

1951年陈甫子找到汪声和的父母，告诉他们：汪声和夫妇受党的派遣去台湾做地下工作，要严格保密。如需要，可由他出具证明。

此后汪声和三弟留学苏联、四弟汪声达参加空军飞行员政审，五弟汪声光报考解放军外语学院，二妹到原子弹基地工作全是他出的证明。

陈甫子还给当地派出所出具证明：汪声和、裴俊是革命烈士，对外不公开。

1977年初，汪声光向单位党组织提出：请求政府公开汪声和夫妇为革命烈士；

1980年，北京语言大学来思平副教授将汪声光请求函递交交民政部长程子华。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亲自过问，汪声和、裴俊被公开追认为革命烈士。

2012年4月15日，汪声光带汪声和骨灰回到北京，

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革命烈士骨灰堂烈西二室0002号。

2014年10月19日，汪声达、汪声光等一行六人第三次来到台北六张犁，给大嫂裴俊迁坟。发现了裴俊的不少遗骨，其中有半个头盖骨、牙齿、衣服铜扣等。

10月27日，某部派一位局长、两位处长等四人，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骨灰堂迎接裴俊回家。

2019年6月30日，汪声和、裴俊两烈士安葬新落成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