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钱三强同志,请注意你的情绪!”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陕西合阳县的五七干校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死死盯着不远处一个正在打扫卫生的老太太,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掉,怎么拦都拦不住。
那老太太手里拿着把秃了毛的扫帚,身上那件旧棉袄早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两只本来应该拿精密仪器的手,在那儿一下一下地扫着地上的尘土。
这就是钱三强那一刻看到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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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结发妻子,被世界物理学界公认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
你想想这画面,换谁谁不崩溃?一个是搞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功臣,一个是发现原子核“四分裂”现象的顶级科学家,结果呢?在这黄土高坡上,一个负责下地干活,一个负责打扫厕所。
这事儿要搁一般人身上,估计早就怨天尤人,要么就寻死觅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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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猜怎么着?
何泽慧就像没听见丈夫的哭声一样,神色淡定得很,手里的扫帚停都没停,仿佛她扫的不是尘土,是那没完没了的喧嚣。
这一幕,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
这得是多大的心脏,才能在这样的落差面前,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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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拉个二十来年。
一九四六年的巴黎,那是啥地方?那是世界科学的中心。在法兰西学院的核化学实验室里,钱三强和何泽慧这对小年轻,可是居里夫妇最得意的门生。
那时候的何泽慧,牛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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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实验室里盯着显微镜看,硬是在几万次实验数据里,捕捉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这事儿一公布,整个国际物理学界都炸锅了。要知道,以前大家都以为原子核裂变就跟切西瓜似的,一刀切两半,谁能想到还能切成三瓣、四瓣?
当时的媒体直接就嗨了,满大街报纸头条都是“中国的居里夫人”。
那时候他们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有地位、有钱、有名声,还有居里夫妇这样的顶级大咖罩着。
要是照着这个剧本走下去,这俩人拿个诺贝尔奖那是迟早的事儿,在法国住大别墅、开小汽车,过人上人的日子,那是板上钉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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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在那边扎根的时候,这俩人做了一个让所有法国人都觉得“脑子进水”的决定。
一九四八年,他们要把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孩子送回苏州老家,然后两人打包行李,回中国。
那时候的中国是啥样?要啥没啥,穷得叮当响。
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都急了,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回去能干啥?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这不是自废武功吗?
但钱三强就回了一句话,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这话说得漂亮,但现实可是很骨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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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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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人回国的时候,兜里揣着的最宝贵的不是钱,而是居里夫妇送的一盒放射性源,还有那一脑子的核物理知识。
刚到北京那会儿,好家伙,别说实验室了,连个像样的桌子都难找。
那时候建立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其实就是个空壳子,全所上下加上他们两口子,一共才五个人。
没钱买仪器怎么办?
你要是看到那几年的北京街头,经常能看到两个骑着破自行车的“倒爷”,在旧货市场和废品收购站里钻进钻出。
这俩“倒爷”就是钱三强和何泽慧。
他们就像捡破烂的一样,在一堆废铜烂铁里扒拉,找旧五金、找电子元件。
经常能听到钱三强喊,哎,老何,你看这个能不能当磁铁用?
何泽慧就回一句,行!那个齿轮也别扔,拿回去我磨一磨还能用。
就凭着这股子捡破烂的劲头,何泽慧自己画图纸,钱三强亲自动手磨零件,硬是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造出了两台简易车床。
紧接着,中国的核仪器设备,就从这两台破车床里,一个个诞生了。
这事儿现在听着像神话,可在当年,那就是他们每天的真实生活。
没有精密机床,就用手磨;没有高精尖设备,就用土办法凑。
你说这得多大的瘾?放着国外的顶级实验室不用,非要回来当“破烂王”。
但这正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只要能让中国拥有自己的核力量,别说捡破烂,就是去要饭,估计这俩人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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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时间一晃到了一九六四年。
那是全中国人民都忘不了的一年。新疆罗布泊上空,那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
这响声,把全世界那些等着看中国笑话的人的嘴,全给堵上了。
那时候的控制室里,大家都在欢呼雀跃,帽子扔得满天飞。
钱三强和何泽慧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这一抱,里面有多少辛酸,估计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从当年的“捡破烂”,到现在的“核大国”,这中间跨越的不仅仅是技术鸿沟,更是无数个不眠之休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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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人有个特点,就是特别“轴”。
功劳有了,名气有了,要是换别人,这时候怎么也得享受享受了吧?
可何泽慧呢?她就像个没事人一样,转身又钻进了实验室。对她来说,原子弹爆了固然高兴,但那是过去式了,她还得研究更高能的物理,还得去探索宇宙线。
名利这东西,在她眼里,可能还不如实验室里的一张数据图纸来得实在。
这种纯粹,有时候让人敬佩,有时候也让人心疼。
因为接下来的日子,才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
也就是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
一九六九年,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两口子被送到了陕西合阳的五七干校。
那时候条件是真苦啊。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还得进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钱三强毕竟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每次干完农活回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他心里苦啊,不是苦自己身体受罪,是苦这一身本事使不出来,苦国家的时间都被这么浪费了。
所以当他那天看到何泽慧在打扫厕所的时候,那种心酸一下子就爆发了。
那是何泽慧啊!那双手是用来推导公式、用来操作精密仪器的手啊!现在却握着一把破扫帚,在干这种活儿。
钱三强冲过去,眼泪止不住地流,那是作为一个丈夫的心疼,也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悲凉。
可何泽慧当时是怎么反应的?
她极其平静地看了丈夫一眼,那个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委屈,反倒像是在安慰钱三强。
后来有人问何泽慧,当时您就不觉得委屈吗?
何泽慧淡淡地说了一句,着什么急,听天由命吧,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我就做。
这话听着简单,可细琢磨,这里面的境界简直高得吓人。
在何泽慧看来,在实验室搞科研是为国家做贡献,在干校打扫卫生也是在为国家分忧。既然时代把你推到了这个位置,那就在这个位置上站稳了,别趴下。
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劲头,才是真正的贵族精神。
那把扫帚,在她手里,愣是扫出了一种千军万马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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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后来的日子里,他们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心心念念的科研岗位。
按理说,受了这么多苦,晚年该好好享福了吧?
可你要是去过何泽慧晚年的家,你绝对不敢相信这是大科学家的住所。
就在中关村那个著名的“特楼”里,何泽慧一直住到了90多岁。
房子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装修早就过时了,地板上的漆都磨秃了。家具也是凑合用的,有的还是当年回国时带回来的。
单位说要给她换个大房子,她死活不同意;女儿要给她买新家具,她也给拦回去了。
她觉得这房子住惯了,离实验室近,方便。
直到她九十多岁的时候,还得天天去研究所上班。
你怎么去?坐单位配的小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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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多了。老太太每天坐公交车去!
有好几次,车上的人看这老太太穿得土里土气,脚上还穿着一双解放鞋,手里拎着个破布包,都以为是谁家的农村亲戚进城了。
谁能想到,这个挤在早高峰公交车上的瘦小老太太,就是当年那个让世界震惊的“中国居里夫人”?
温家宝总理去看望她的时候,看着那满屋子的书和简陋的陈设,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可何泽慧自己乐在其中。她这辈子,对吃穿用度是一点都不讲究,但对科研数据,那是哪怕错了一个小数点都要跟你急眼。
何泽慧的家里,最值钱的可能就是书了。
那些书堆得满地都是,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她晚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看最新的物理期刊。
要是有人跟她提当年的功劳,她准跟你急,摆摆手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提它干嘛。
在她的世界里,只有科学是永恒的,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
这种境界,咱们普通人可能真理解不了,但不得不服。
这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风骨。
他们心里装着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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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泽慧的墓碑上,就简简单单刻了个名字和生卒年,什么头衔都没有,空荡荡的。
你说这人该怎么评价?其实没啥好评价的。
从她选择回国那一刻起,这条路就走到黑了,不可能回头。晚年97岁还坐公交车上班,那不过是她一辈子做事风格的缩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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