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谈西安事变：蒋先生很宽宏大量，换做我，会枪毙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蒋先生被劫持的西安事变。事变翌日，叶挺在上海看望我。自南昌暴动以来我没有见过他。他说，他住在法租界，但不肯告诉我具体地址。许多共产党员住在这个城市的外国租界。

见面头一件事就是我问他，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广州暴动期间他为什么不抓捕我？他答：“我的良知不允许我这么去做，如果我扣押你，我将是对你太不公平了，因为你绝不会屈服的，你会慷慨赴死。故我必须让你走开。”倘若他想扣押我和黄琪翔，这是轻而易举的。在黄琪翔家没有哨兵，我也只有一个侍从。我们有随身武器，总共就这些。当然，还有几个公安局特警守卫我的住所。

这表明叶挺很注重感情。正如我已说过，他和我是挚友。要不是我提拔他当团长，他就不可能娶到那个妻子。他告诉我，在广州暴动后，共产党斥责他待我太温情。不久，他带了妻儿去苏联与德国，住了很久。

叶挺对蒋先生的命运表示关怀，想去营救他。我估算中共一定涉及劫挟蒋先生的阴谋。叶说，劫持蒋先生是错误的，但他相信事件会和平解决的——他确认没有必要诉诸暴力。倘若中央衮衮诸公想出兵征讨张杨，他愿意从中尽力斡旋。我相信他一定是奉中共的指示来找我转圜，否则他不会表露出对营救蒋先生出险信心十足。我叫他在上海等候。

我坐夜车去南京。一到，我就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报告叶挺找我谈话的内容。我问他是否想见叶挺。何说：“好，让他来南京。”我打电话给叶，叫他立即进京。他搭乘当晚的火车。秘密警察一定接到通知，暂勿骚扰他。

当我带叶挺去见何应钦时，叶表示他有信心能找出营救蒋先生的法子。何应钦向共产党强硬地表态，说中共休想以劫持蒋先生来左右政局、逼迫政府屈服。他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先生。否则，讨逆行动将立即开始。

听到何应钦的话、见到他的坚定态度，叶挺不同我告别就悄悄离开南京。我已经安排他和我住在同一旅馆。第二天早上见不到他，我以为秘密警察逮捕了他。我向戴笠查询，他叫我等一会儿。后来戴告诉我叶挺没有被捕。我以为戴笠骗我，便开始瞎忙一气想营救叶挺。两天后，接到叶挺来信，告诉我他已安全抵达上海，并为不辞而别向我致歉。我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消息。

在蒋先生被扣押期间，大多数时间我都待在南京。我出席了何应钦召开的一个会议，议题是讨逆，营救蒋先生的军事行动正在准备。这次会议只有军人出席。对讨逆行动上我和何应钦的立场完全一致。当时我们不明白内幕秘辛，认为蒋先生已沦为人质。我们知道蒋先生的毅力与性格，相信他一定不会屈服。我们相信讨逆行动会加快蒋先生恢复自由。

有人认为讨逆行动会危害蒋先生的安全，也有人说，何应钦力主讨逆是由于个人野心所驱使，从此蒋先生再也不信任他了。【但正如我已说过，我同意以下观点：自1927年以来，蒋先生一直没有善待何应钦。事实很清楚，蒋先生对何应钦失望，代之以刻意栽培陈诚。】可是，我确信，何应钦力主讨逆，绝非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也不是要伤害蒋先生。他坚信，中央采取强硬的行动，才能迫使张、杨早日释放蒋先生，绝大多数军人同意何应钦的态度。我们结论是西北“剿匪”代总司令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所主任杨虎城同中共“沆瀣一气”。他们是互相利用，因为他们本身的力量太微弱。张、杨扣押蒋先生的目的是胁迫中央政府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1927年，同样的念头促使我建议逮捕李济深。

戴季陶是文官中最强烈鼓吹进军北上讨逆的人，许多中央委员，例如张继，都赞成北上讨逆。可以说，强烈反共的人们都赞成这一讨逆行动。

事实上我所接触过的人，大多数倾向于派军队北上征伐张、杨叛逆。他们相信，不必担心蒋先生的安全，张、杨不敢加害于蒋。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1936年12月26日，蒋先生在全国军民欢呼声中返抵南京。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对蒋先生作了一次礼貌性的拜会，表示我一直留在南京等待他安全归来。他单独见我，进了他的书房，但见他穿了一件棉袍子，没戴假牙，使他看上去有些苍老。他用几个靠垫撑住他那在事变中跌伤的腰部。他告诉我，必须回到自己岗位上去，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

张学良承认他自己有错，不需要我们去批评他了。当时他也许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误以为它是爱国的。我视张学良为一个非凡的人。他敢陪伴蒋先生回南京——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这对任何人都是不平常的勇举。毕竟，任何人也不能保证他不会被杀。早先去欧洲时，他一下子就戒绝了鸦片烟与吗啡针，那可不容易，要倚靠自己的决心。他为人坦率、幽默、善辩、活泼、聪敏，是个奇妙的朋友。在南京我常常去看望他，南京的午餐会太多了，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都嗜酒。我钦佩他。

【蒋先生对张学良的处置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诚然，蒋先生对张学良是宽宏大量的。倘没有蒋先生要求宽大处置，张学良一定会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张学良劫持党国领袖罪无可赦——但蒋先生刀下留人；可是蒋先生的亲戚、卫士蒋孝先等四百多人被杀了。假如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张学良，或者干脆放了他。当然，设若杀了张学良，蒋先生会被人指责不够义气，正如我所说：张学良本来不应该陪伴蒋先生回返南京。】

西安事变发生后几个月内，国共渐渐重新修好，我乐观其成。每个新时期总需要新政策。在20年代中期，我不同意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我赞成让他们参与国民革命。现在我赞成国共合作抗日，否则，共产党会阻碍我们抗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我认为蒋先生具有政治才干，他的优点是意志坚定，忍辱负重超于常人。有许多蒋先生的长处是我学也学不会的。众所周知，他的学问普普通通，但很难去评论他有没有政治才干，因为我自己都不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如此，我也不承认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熟谙机巧权术，他知道怎样去欺骗、威胁、分化他的政治对手，善于运用“银弹攻势”。我知道在许多例子中，他运用这一战术诱导敌人向他投靠。例如，唐生智、俞作柏被蒋先生策反，转头对抗桂系，又如冯玉祥、唐生智的部属被他贿买倒戈，还有余汉谋转轨反对陈济棠等等。纵横捭阖是蒋先生取胜的重要原因。

1929年编遣会议后，除了原先的第一军之外，所有的部队都抱怨蒋先生，甚至他疼爱的十九路军都反对他。但他利用敌人的自私自利，安全渡过了每一次危机。每当某甲起兵反蒋时，蒋先生都会以金钱物质诱导某乙非但不附逆反而支持中央。蒋先生运用这一权谋打垮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因为人人都离不了自私这一人性弱点。】

中国人的自私表现在凡事要考虑：谁是我的人马，谁谁可靠吗？谁谁不可信赖。我敢说，在我整个军旅生涯中，从入伍到退役，一直没有办法去消除中国军人的自私习性。

【自私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加自私。袁世凯固然也依赖权术与金钱，但他的政治权谋不如蒋先生这样成功。我相信，自民国肇建以来，蒋先生是运用政治权谋的第一名。他希望别人对他诚实，但他自己不诚实。】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股力量拧不成一股，反而自相残杀。然而我们从未见到蒋先生亲训的第一军有人反对过蒋先生。

回溯往事，到抗战前夕为止，我犯过两个大错误。1927年夏季，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过分信任共产党，误以为“分共”政策能够兵不血刃地贯彻执行。当时我们既已确立分共政策，就不该同时把军队往东调动以至南昌有隙可乘。我们必须先处置共产党，然后再对付南京。其次，我们应该有力地控制住共产党，它绝非如九江事件中那样不堪一击。至少蔡廷锴师不会通敌叛变，贺龙部也不会易帜。

在1927年8月1日中共掀起南昌暴动后，我犯了另一个大错——过分信任陈可钰。我不应该同意去广东，而是应该马上去南京，那时蒋先生已辞职。我能够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合作。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李济深拖累了。

我的第二个大错与第一个大错接踵而来。在同年共产党掀起广州暴动后，我又过分相信陈可钰。当我同意部队从东江进军江西时，政治错误引起了军事战略的大错。当时我离开部队则酿成了另一个错误。

我不认为1927年后有任何大错是属于军事范畴的。1929年，从湖北退到广西后，我不应该匆忙进攻广东。我应该休整一段时间，整顿我的部队后再挺进广东。然而这并非大错。同理，1930年如果我继续进军湖南而不掉回头去同十九路军接战，谁也不能断言结局如何，所以这也不是个大错。在政治领域，1927年后我基本上不拥有犯大错的权位，没有怀抱政治野心。

然后，我认为，广州暴动显露我在政治上失利，导致持续不断的负面影响。共产党给予我两次沉重打击，它们的南昌暴动，分裂了我的第二方面军。假如没有共产党，我确信我和唐生智能掌控南昌，而广州暴动则使我们完蛋。

我们在军事上的失利使桂系李济深产生偏见，以至于1927年拒绝支持汪精卫。许多朋友说，如果第四军在李济深领导下团结一心，而不是被别人利用，它一定能主宰全中国的命运。且看这些惨痛的内战记录：第四军同十九路军搏斗、同陈济棠拼命，陈济棠又掉转枪口去打十九路军。余汉谋转舵反抗陈济棠。可是，十九路军没人掉转枪口打陈铭枢，在我的第四军，除了共产党，没有人掉转枪口反叛我。

第四军很容易遭受攻击。唯有李济深才能团结整个第四军，唯有李济深才能提供正确领导。薛岳与其他将领都同意我的观点：李济深没有把他们领导好。虽然他是广西籍，但他在广东建立了他的勋业。然而他好像一个嫁出去的女人，把夫家的财富搬到娘家，只顾念自己的娘家。北伐开始后，李济深拿了广东的资源去资助广西。

在北伐战争期间，我对李济深说过，只要第四军保持团结一致，是他，而不是蒋先生，将拥有天下。事实上他有能力把第四军充当他的基本武力。但由于性格上的掩掩遮遮——有贼心无贼胆——李济深没有回答我，他只是付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