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出版年终重磅！一本书看懂美国未来十年的战略转向

2025年11月24日，白宫传出震动全球科技界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名为“创世纪”行动（Genesis Mission）的国家级AI发展计划。

这份被白宫幕僚称为“堪比曼哈顿计划的世纪蓝图”，以“举全国之力突破AI技术壁垒、巩固全球主导权”为核心目标，标志着美国将人工智能从产业赛道全面升级为国家战略核心，一场覆盖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AI总动员”就此拉开序幕。

而特朗普的背后，并非传统政客或房地产商。他们是一群来自硅谷的技术精英：彼得·蒂尔、亚历山大·卡普、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

他们不靠选票上位，却深度塑造了这场国家转向。他们信奉一种被称为“技术加速主义”的思潮，主张用工程思维重构政府，以硬科技捍卫西方文明。如今，他们的理念正通过“创世使命”变为现实——一个由算法、资本与国家权力共同驱动的“科技共和国”，正在成型。

曾经的“美国精神”，正在悄然消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是一个靠“故事”凝聚起来的国家。

和中国不同，美国没有绵延的历史、深沉的文化，没有五千年的历史积累，没有同宗同族的血缘纽带，也没有从宗法、礼制一路传下来的文化一致性。这个国家能成立、能扩张、能团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相信同一套故事——足够宏大、足够有感染力的叙事。

这些叙事，是美国社会运转的精神底座：它告诉你美国是谁、美国要去哪里，以及每一个普通人的努力为什么“值得”。

第一个是支撑美国建国使命感的叙事，是宗教性的宏大愿景——“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

清教徒踏足北美大陆时，把自己想象成被上帝选中的群体，肩负着在人类世界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使命。这种使命感让早期美国社会产生一种独特的精神连续性：他们相信自己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一个承担着文明方向的民族，甚至“在替上帝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这种略有自负的使命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它让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让冒险变得合理，让牺牲变得有意义。美国的扩张、革命、工业化……很多行为其实就是这种宗教叙事的世俗化延展。

第二个叙事，是几乎人人都听过的“美国梦”（American Dream）。这套叙事简单粗暴且极具吸引力：无论你是谁，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这是美国对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叙事之一。它让人相信：你的成就不由出身、种族决定；努力一定会被看见；国家是一个愿意嘉奖奋斗者的开放舞台。“你做不到，是因为你还没做到”；“只要肯干，就能一直上升”。

这套叙事是美国吸引移民潮的最大“品牌资产”。在20世纪，美国繁荣的经济增长、扩张的中产阶层、不断出现的新行业新财富，都在不断给美国梦背书。这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很多国家的社会结构是“现实主义”，美国却是“理想主义”。

但现在回头看，美国梦之所以长红几十年，是因为它依赖两个条件：经济高速增长和持续扩张的机会结构。一旦机会缩窄、财富固化，这个神话就会开始漏风。

第三个叙事，是美国长期对外、同时也对内自我暗示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二战之后，美国成了全球秩序的中心，不只是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超级大国”，更是全球现代化的标准的制定者。科技革命、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美元体系、民主制度，这些都被包装成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普世道路”。硅谷、航天计划、微芯片、互联网的诞生，都在为这套叙事提供现实证据。

文化层面，美国更是无孔不入——好莱坞、麦当劳、NBA、iPhone，让“美国式生活”成为全球中产的共同想象。世界越是消费美国文化，美国人越相信自己站在文明前沿：我们必须强大，因为世界需要我们；我们的制度必然成功，因为我们是“世界灯塔”。

无论是“山巅之城”的宗教使命感，还是“美国梦”的个体奋斗承诺，还是“自由世界领袖”的自我角色，这三个主流叙事共同构成了美国曾经的精神底座。

然而，这些框架正在迅速破碎。

宗教性的使命感淡了；美国梦被现实拆穿；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受挑战。一个靠故事维持凝聚力的国家，一旦故事崩了，后果不仅是 “ 精神空心化 ” ，还会连带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都开始震动。

身为硅谷精英的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将这样的美国形容为一个“断线的气球”。他所看到的是，硅谷在过去数十年里不断趋于内向化，不再致力于那些真正关乎国家安全与民生福祉的重大项目，而是将精力倾注于狭隘的消费产品领域。一家又一家初创公司迎合着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各种浮躁偏好，却对建设能应对国家最严峻挑战的技术基础设施毫无兴致。

然而讽刺的是，这些硅谷巨头的“冷漠”，恰恰脱胎于上述令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故事”内部。“美国精神”自己孕育了自己的反对者。

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工程师们，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动荡。他们坚信，其当下所享有的社会秩序与相对安全舒适的生活，只不过是美国事业正义性的必然结果，司空见惯，理所当然。至于国家为保护他们自身及其利益所付出的艰苦而具体的努力，早已在宏大的“美国精神”中坍缩为下午茶时间里的一个个谈资。

正如卡普在其新书《科技共和国》所言：“我们的教育机构及更广泛的文化土壤催生了一批新型领导者，他们不仅对世界持中立或不可知的态度，更严重丧失了形成独立真实世界观的能力。这种内在信念的缺失使他们极易沦为他人谋略与设计的工具。整整一代人都面临丧失批判性思考世界及其自身定位能力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2.0到来了。

《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

[美]亚历山大·卡普 [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著

崔传刚 译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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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真正操控特朗普2.0？

2024年大选后，一个细节耐人寻味：特朗普的副总统人选，不是传统政客，而是一个曾骂他“该被谴责”的前风投从业者——J.D.万斯。更奇怪的是，这位39岁的参议员，政治履历几乎为零，却能在短短几年内从畅销书作者跃升为白宫二号人物。

特朗普本人也在悄悄转向。

根据波因特研究所的报告，特朗普在2016年收到的政治捐款中有69%来自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正是因为还没有与大资本形成联姻，彼时的特朗普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成熟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体系。经过八年的政坛沉淀，特朗普2024年竞选活动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小额捐款比例从69%降到了32.9%，来自硅谷科技资本的加持不容小觑。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逻辑需要在大资本和普通民众的诉求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可以预见，“特朗普2.0”时代的新特朗普主义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硅谷科技资本和精英们的主张和利益。

答案不在俄亥俄州，而在硅谷。

准确说，是在一群“科技右翼”技术精英手中。他们不靠口号，不靠选票，而是用资本、人脉和一套清晰的国家观，悄悄重塑了美国最高权力的构成逻辑。

这群人的核心，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作为PayPal联合创始人、Facebook首位外部投资人，他早已厌倦硅谷沉迷于“点赞”和“短视频”的自我陶醉。在他看来，真正的技术应该解决能源、国防、老龄化这些硬问题，而不是让人多刷十分钟短视频。

蒂尔除了早早押注特朗普本人之外，更是选择“造人”。他把万斯招进自己的风投公司，资助其写书、参选、建人脉。当万斯在2022年赢得参议员席位时，蒂尔一人就捐了1500万美元——是他2016年支持特朗普金额的12倍。这不是单纯的政治献金，这是孵化代理人，或者说，养大一个“政治产品”。

彼得·蒂尔（来源：Cambridge Union）

与此同时，另一位PayPal元老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直接操盘了科技界对特朗普2.0的支持。他不仅筹款超千万美元，还在胜选后进入白宫，掌管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政策。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在AI监管、数字资产、数据主权等关键领域的规则，将由一位坚信“技术应自由野蛮生长”的硅谷保守派来制定。

亚历山大·卡普，帕兰提尔（Palantir）的CEO，与彼得·蒂尔交往甚密。他的公司长期为五角大楼开发战场AI系统：能预测敌军动向、调度无人机群、分析情报流。卡普在《科技共和国》中直言，硅谷已“迷失于玩具国”，必须回归国家使命。他虽未公开站队特朗普，但帕兰提尔的业务模式天然契合“强国防、弱监管、重技术”的共和党路线，公司中也不乏相关权势人物支持特朗普。特朗普胜选后，帕兰提尔股价应声大涨——市场看得比谁都清楚。

亚历山大·卡普，帕兰提尔CEO，《科技共和国》作者

他们的共同诉求很明确：

第一，政府必须摆脱官僚低效，引入“工程思维”——目标导向、快速迭代、结果说话；

第二，AI、量子、自主系统不是商业产品，而是国家硬实力的新基石；

第三，过度强调“多元包容”和“政治正确”，正在瓦解西方社会的凝聚力与行动力。

这些主张，过去在硅谷属于异端。但在拜登时代高税收、强监管、文化撕裂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科技精英开始认同：自由市场解决不了国家安全，民主程序也未必能选出最优技术路径。于是，他们转向一个能给他们合同、减税和话语权的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右翼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想要开放H-1B签证引进全球工程师，但特朗普的基本盘要求“美国人优先”；他们推动自动驾驶和AI取代人力，但民粹派担心失业潮；他们反对内容审查，但另一派选民要求净化网络环境。这些矛盾已在白宫内部显现。

但短期内，双方找到了共赢点：科技公司拿到国防订单和政策红利，特朗普获得资金、技术背书和拥抱技术的“现代化”形象。一场基于利益的联盟就此成型。

万斯的崛起，就是一个信号：在美国，权力的来源正在从选票、政党、传统的资本大亨，转向技术资本和一小撮相信技术能够拯救文明的硅谷精英。

而这，才刚刚开始。

硅谷新思潮：“技术加速主义”登堂入室

近年来，硅谷兴起的“技术加速主义”思潮，正在改变美国的宏观政治格局。

它最早源于哲学圈：主张通过加速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引发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左翼加速主义（尼克·斯尔尼塞克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等）想用技术加速资本主义崩溃，右翼加速主义（如尼克·兰德）则幻想技术精英统治世界。

技术加速主义是加速主义的一个分支，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主张加速技术发展来推动社会变革，认为唯有主动加速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进步，才能突破现有社会结构的局限，甚至可能通过技术引发的系统性崩溃或重构，催生更理想的社会形态。技术加速主义相信随着技术的加速发展，可以自动解决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而今天在美国政坛流行的，而是一种右翼技术加速主义的实用变种——由彼得·蒂尔、亚历山大·卡普、埃隆·马斯克等人推动的“有效加速主义”立场其核心主张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取决于能否尽快抵达“技术奇点”——即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临界点。一旦奇点实现，超级智能将有能力解决能源、疾病、治理等长期难题。因此，一切阻碍技术发展的监管、伦理审查或政治争论，都应被搁置或绕过。

彼得·蒂尔是这一思潮的早期倡导者。他在《从0到1》中强调，真正的进步来自垄断性技术创新，而非市场竞争；后来他通过投资和政治行动，支持那些敢于挑战既有规则的技术创业者，由他创立的大名鼎鼎的“蒂尔奖学金”孕育了一大批“独角兽”企业。

蒂尔奖学金（来源：Thiel Fellowship）

埃隆·马斯克也充分践行“技术加速主义”哲学：从电动车到火箭回收，从脑机接口到AI大模型，其所有项目都指向一个目标——压缩技术演进的时间表。

这套思想过去只在硅谷的小圈子流传，且决计算不上主流；如今却成了白宫政策底色。

为什么这一主张如此受欢迎？因为它的蓝图太过诱人。技术加速主义许诺：技术突破能自动解决政治难题。失业问题会消失，因为AI创造新岗位。安全问题会消失，因为算法比人可靠一万倍。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面临下滑也不必担心，砸钱兴AI基建就可以重回巅峰。

它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一个工程问题——只要算力够强、数据够多、监管够松，实现技术的未来自然会变好。

在这一逻辑下，技术的地位颠倒过来，从一个社会的工具，俨然成为社会的主宰者。在大国博弈中，技术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载体。

翻云覆雨的鹰派，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美国

在《科技共和国》中，亚历山大·卡普提出一个明确构想：

美国应成为一个由硬科技能力支撑的“共和国”——不是靠消费文化或金融霸权维系，而是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自主系统、先进制造和国防科技构筑的硬实力。这个国家不再沉迷于身份政治或社交媒体表演，而是重新确立清晰的文明叙事、国家使命与技术雄心。政府不再是低效官僚机器，而是一个能像顶尖科技公司一样快速迭代、目标导向的行动主体。

金门大桥与旧金山

卡普在书中，描绘了美国未来的蓝图：

“如今，在原子弹发明近80年后，我们又站在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一个相似十字路口，一个连接工程与伦理的交汇点。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就是否要继续发展一项我们尚未完全理解其力量与潜能的技术做出抉择。究竟是该因为可能威胁乃至有朝一日超越人类而限制甚至叫停最先进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继续允许更不受限制的试验，使其如同上个世纪的核武器一般，扮演本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塑造者之角色？

“继续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风险从未如今天般巨大。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担心这些工具可能被用来对付我们就选择退缩，放弃对锋利工具的打造。我们帕兰提尔与其他公司正在开发的软件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确能够赋能致命武器的部署。

“武器系统与日益自主化人工智能软件之间的潜在整合势必会带来风险，而一旦此类程序发展出某种形式的自我意识与意图，其后果更不堪设想。但叫停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主张实属谬误。随着原子时代的终结，我们必须将重心转向新一代人工智能武器的打造，因为这将决定本世纪乃至下个世纪的权力平衡。

“我们提出，如今才华横溢的工程师群体早已不具有国家使命感，亦不再追求任何更具意义的宏大目标。这些程序员退却至技术奇观的构建之中，并且确实创造了诸多非凡的成就。

“以大语言模型这一最新形态的人工智能为例，它在历史上首次指向了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抽象推理与解决问题等方面，大语言模型已经展现出可与人类大脑相媲美的运算智能能力。但目前尚不确定的是，开发这些新型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是否会允许这些技术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对于与美国政府合作这件事，许多企业即便不明确反对，也起码心存顾虑。

“我们则提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核心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美国国防部能够从一个旨在打赢动能战争的机构，转型为能够设计、建造并部署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组织——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武器，主要指的是那些将主导未来战场的无人机群与机器人。21世纪是软件的世纪，美国及其盟友的命运，取决于其国防与情报机构能否快速完成这场进化。

“然而，最具能力开发此类武器的新生代工程师，恰恰是最为犹豫、最不情愿将自身卓越才能投入军事应用的群体。他们中许多人从未接触过服役军人。他们所身处的文化空间长期受益于美国国家安全保护伞的庇护，却无需为此承担任何代价。

“历史的胜利者往往会在最不该松懈的时刻变得自满。尽管目前西方盛行着一种‘思想与理念的优越性必然会使我们战胜对手’的论调，但在某些时候，抵抗，甚至是武力抵抗，必须先行于对话。我们当下的整个国防体系与军备采购机制，仍停留在为广袤战场大规模兵团作战输送兵力的模式，但问题在于，这种战争可能再也不会出现。

“下一阶段战争的胜负，将取决于软件。核威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威慑时代即将开启。但真正的风险在于，我们竟自以为胜券在握。”

这注定将是一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竞争。对于太平洋两岸，都是如此。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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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5.12.24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