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一提到朴树，大家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多半是“穷”。
第二个词，可能是“拧巴”。
你看他在综艺节目上，主持人问他为什么来，他耿直地说“我最近真的很需要钱”。
上《乐队的夏天》，唱完歌就想走，直言“到点了，我得回去睡觉了”，搞得马东哭笑不得。
他好像永远都游离在娱乐圈的规则之外，一脸“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在这儿”的表情，活脱脱一个被生活逼着出来营业的艺术家。
很多人都觉得，朴树这么格格不入，这么缺钱，是不是因为出身普通，一路走来特别坎坷？
可谁能想到，他竟然长在一个超级学霸家庭里。
他爸濮祖荫先生是磁层物理和空间等离子体物理专家，就是研究地球磁场、太阳风这些宇宙级现象的顶尖科学家。
他还是我国“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的发起人之一，这个计划就是咱国家第一次正儿八经和欧洲空间局合作，往天上送了两颗卫星去搞科学探测。
濮老爷子更是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北京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说白了就是国宝级的科学家，脑子里装的是星辰大海。
母亲刘萍也是北大教授，中国第一代计算机女工程师。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算机还是个稀罕玩意儿的时候，她就参与了我国第一台百万次大型计算机（150机）的研制工作。
这在当时，绝对是站在科技最前沿的先锋人物。
两人中学就是同学，1966年春天结婚，组了个名副其实的高知家庭。
北大家属院里，长大孩子的标准路线基本就是北大附小、附中、北大，然后出国深造、当教授。
在这样的环境里，家长们对孩子最大的期望，自然就是子承父业，或者至少，也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分子。
上北大，似乎是这里的孩子与生俱来的“出厂设置”。
可偏偏朴树这孩子，从小就“水土不服”。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算拔尖，尤其是“小升初”那会儿，差了0.5分没考上北大附中，这对父母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濮教授甚至亲自去找了附中的校长，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这件事对朴树的刺激特别大，他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败笔”，在那个全是学霸的环境里抬不起头。
其实家里还有一个“叛逆”的火种，那就是他的哥哥濮石。
哥哥比他大几岁，早早就接触到了流行音乐，偷偷听罗大佑和崔健。
后来哥哥更是做出了一个让全家震惊的决定——放弃学业，离家出走，去当一个流浪歌手。
哥哥的这次“示范”，像一颗炸雷，在濮家引爆了。
父母眼看大儿子已经“跑偏”，就把所有的希望和更严厉的管教，全都压在了小儿子朴树身上。
他们希望用高压政策，把朴树牢牢地按在“成为科学家”这条既定轨道上。
压力越大，反抗就越强。父母的期望像一座大山，压得朴树喘不过气。
他开始失眠、抑郁，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严重到需要去看医生、吃药治疗的程度。
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个设定好的程序，毫无乐趣可言。
唯一的出口，就是音乐。哥哥留下的那些磁带，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
罗大佑的深刻、崔健的呐喊，让他看到了一个与北大校园完全不同的、充满激情和自由的世界。
他开始学吉他，自己偷偷写歌，把所有无法向外人诉说的苦闷、压抑和对世界的困惑，全都写进了旋律里。
到了高三，眼看考北大无望，父母退而求其次，希望他能考个差不多的大学。
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硬着头皮复习，最后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的英语系。
这在普通家庭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在濮家，这只能算是个勉强过关的成绩。
进入大学的朴树，并没有找到解脱。
他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更无法融入大学生活。
那种被安排好的人生轨迹，让他感到窒息。
终于在大二那年，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退学。
可以想象，这个决定对濮祖荫教授夫妇是多大的打击。
他们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学者苗子”，彻底“枯萎”了。
但这一次，看着儿子因抑郁而憔悴的脸，他们或许是想起了已经远走的大儿子，或许是真的怕失去这个小儿子，最终选择了妥协。
退学后的朴树，有两年时间就待在家里，每天抱着吉他写歌。
那段时间，他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创作机器，写了几十首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歌。
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乐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圈内名声大噪的才子，正和宋柯一起搞“麦田音乐”。
朴树揣着自己的小样去找他们，那个场景后来被高晓松反复提及：
一个有点靦腆、不爱说话的年轻人，抱着吉他，一开口，就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住了。
高晓松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听完朴树唱的歌，激动得不行，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人，一个“唱着自己的生活和思考的诗人”。
他当即决定，砸锅卖铁也要给朴树出专辑。
于是就有了1999年那张横空出世的专辑——《我去2000年》。
这张专辑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整个华语乐坛。
《白桦林》的忧伤、《那些花儿》的怀旧、《New Boy》的朝气，每一首歌都精准地击中了那个世纪之交，年轻人心中那种迷茫、彷徨又充满希望的复杂情绪。
朴树一夜成名，成了无数文艺青年的偶像。
成名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他讨厌宣传，讨厌采访，讨厌参加各种商业活动。
他觉得这一切都太虚假，太消耗人的精力。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写歌、唱歌。
这种与商业社会的格格不入，让他再次陷入了痛苦。
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他选择了“消失”，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发新专辑。
他出生在一个极度理性、讲究逻辑和秩序的科学家家庭，但他偏偏是一个极度感性、追求内心自由的艺术家。
这种天生的矛盾，注定了他一生的挣扎。
音乐不是他选择的职业，而是他的自救方式，是他对抗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的唯一武器。
当他站在舞台上，唱着“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缘”，他不是在表演，他是在和自己的灵魂对话。
当他说“我需要钱”，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而是他作为一个坚持纯粹创作的音乐人，在现实面前最无奈也最真实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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