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9，朱枫与陈修良、沙文汉夫妻的友情

景华新村22号

和“同丰行”完全消失于今日繁华、热闹的上海外滩不同，上个 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隐蔽在法租界巨籁脱路地段的中共江苏省委和上 海局地下机关旧址，至今还静悄悄地矗立在巨鹿路附近的花园住宅区 内——景华新村22号， 一座灰色调的西式洋房、单门独户的三层小 楼。

它建成于1939年，至今也不算落伍的典雅与精致，处处透露出 当年“东方巴黎”的气派和情调，就像一个饱经世事沧桑还保持着绰 约风姿的老妇人，沐浴在早春的阳光下向来访者敞开心扉，讲述着白 色恐怖年月里她曾有过的不平常的履历。

这个新家便是景华新村22号，刚刚落成在法租界里的独立门户。 还是“孤岛”时期，日本兵不能随便进入；又在富人区，有巡捕看大门， 周围环境相对安全，党的机关设在这里不容易引起注意。

上海党组织遭破坏，他俩逃往日本，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 情报组织的工作，后回国寻找组织关系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新 的中共江苏省委建立，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吸取过去的教训，坚持秘密 工作和公开活动严格区分的原则。为遮人耳目，保护省委机关，他们 夫妇俩对外改称是陈馥乡下的侄儿与侄媳，为“跑反”来姑妈处避难。

陈馥早年就患有严重的青光眼，长期的焦虑和期待中双目几近失 明。因为看不见，老人起身趔趄着，摸摸来客伸出的手。

望着她慈祥 又衰颓的样子，朱枫的泪水夺眶而出：

“陈伯母，我是朱贻荫，陈逸仙的女师同学朱贻荫!”

“啊，朱家四小姐——”陈馥还记得朱枫在家中的排行，“多少年 不见你啦?快坐快坐……阿翠，给客人奉茶!”老太太高兴得什么似 的，转过身来又招呼已经五岁的外孙女：“阿贝，快喊你四妈妈!”

朱枫把带来的糖果递给阿贝，阿贝双手接过，大方地说：“谢谢 四妈妈!”

望着老同学的女儿，朱枫想起远在天边的湘虎，情不自禁地搂着 阿贝亲了亲，还问了一句：“阿贝，想爸爸、妈妈吗?”

阿贝到底是孩子，肚子里放不住话，马上就说：“想啊，我还会 背我爸爸给我写的诗呢。”

来客和陈馥拉起了“家常”。史永告诉“众家姆妈”,三哥和三嫂在“那边”都有信来，他们一切都好，要她放心。史永还说了上海这边“家 里”的一些事情，并告诉老人：“四阿姐”(指朱枫)如今也是“自家人” 了，“她会常来看你的，有什么事情也可交给她去办”。

“好啊，好啊，四小姐本来就跟逸仙情同手足嘛!”老太太的脸 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史永所说的上海“家里”,自然是指留在沪上坚持斗争的党组织。

刘晓、潘汉年这些领导同志撤离后，上海地下党的活动更为隐秘。身 为中共资深情报员、江苏省委保卫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史永，当时对外 身份是上海建承中学的教员。他和徐雪寒介绍朱枫入党后，将朱枫的 组织关系交给了上海党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张唯一，由张唯一直接领导。

由于朱枫仍在从事新知书店的副业工作，在上海工商界有不少熟人， 她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妹夫又都是国民党中统的人，党组织要求 她利用这些社会关系，搜集有用的情报，同时也委托她保管党的一部 分经费，有利可图时也用这部分钱来做生意，以求在当时物价上涨、 货币贬值的敌区环境中保全币值。

“客厅是一个家的门面，来人坐在条凳上，跟 周围的环境也不协调呀，要是警察来检查……”

朱枫嘴上没说，心里 却这样想着，因此第二次来的时候，她特地联系了家具公司的人，送 来红木做的一张麻将桌和四张靠背椅。

阿贝看到新家具进门，像多了一群小伙伴似的高兴，好奇地搬这 弄那。陈馥颤巍巍地迎上前，摸着桌椅光滑的漆面，问朱枫：“四阿姐， 这套家什要不少铜钿吧?”

“没事，陈伯母，您权当晚辈的一份孝心收下。”朱枫恳切地说，“您 是‘众家姆妈’,我还能不是您的女儿吗?”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保姆黄阿翠和似懂非懂的阿贝，都跟着老人笑 起 来 。

朱枫赠送的红木家具，被沙家保 存了几十年

敌人越临近最后的失败，越加疯狂。

1945年5月中旬，日本宪兵 队两次搜查上海建承中学，抓走了以校长戴介民为首的八名师生，罪 名是“通共闹事，危害治安”。

史永是这所学校的教员，因为地下工 作的关系，他从不在师生们的爱国抗日活动中露面，尚未被敌人觉察。

第二天早晨，他照常去上课，还未进校门，老远看见教学楼的阳台上 有学生在向他打“危险”的手势，他机警地拐进一个弄堂躲避开了。

回家想想，不能待在原地，当即偕妻携子转移到朱枫在长乐路的单身 住处。住了两天，他让妻儿回乡，自己又住到景华新村22号陈馥的家中， 一面观察动静， 一面组织营救。

几天后，朱枫来报告情况。她通过去年在日本宪兵队坐牢时认识 的一位翻译，了解到戴介民和几个被捕师生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 表现得很有气节。他们众口一词，都说爱国人人有责，学校里的反日情绪是师生的自发行动，并无“共党煽动”,尤其是戴校长主动承担“一 校之长”的责任，没有涉及任何人。

由于那位翻译知道朱枫是个“生意人”,也想托朱枫做点买卖， 所以很爽快地提供了以上情况。

朱枫一口答应他的要求，也启发对方 说：“大家都是中国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嘛!”

她看这位翻译还不 属于死心塌地的那一类汉奸，便暗示他该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日本人 面前多为自己的同胞说说话。史永肯定了朱枫的做法，三四个星期以 后，我们的同志都陆续被释放出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朱枫把这个天大的 喜讯带进景华新村22号时，陈馥的眼前也好像出现了希望的亮光：“我 们胜利了，中国胜利了!”

老人兴奋地搂着在身边玩耍的外孙女儿说： “阿贝，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哪得长弓堪射日，来年共唱太平诗’, 侬爹妈就要回来跟乖囡团聚啦!”

接踵而来的却是国民党穷凶极恶的“劫收”大员，是蒋 管区的政治腐败与民不聊生，是反动派重新点燃的内战烽火，就是 不见亲人的影子。

直到第二年的春天， 一个熟悉的笑脸出现在小楼 的门外，来人亲切地喊：“阿贝，还认识伯伯吗?”

未等阿贝开口， 站在她身后的保姆黄阿翠，惊喜地叫起来：“大肚皮老刘?阿太，大 肚皮回来啦…… ”

“大肚皮”是陈馥一家人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起的绰号，此 时的刘晓已是中央城工部副部长，他再次奉命出征，从延安跋山涉水 而来，带来了中央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地下党在抗战胜利以后开展城 市工作的新部署。

刘晓说：“众家姆妈，八年抗战，您老人家担惊受怕了八年。现在的天下还 是不太平啊，看来您还得为这个‘家’再操劳它个三年、五年——- “”

“大肚皮，你说是还得打仗?”老人疑问的表情里，夹着深深的 忧虑。

“反动派要打，我们有什么法子呢!”刘晓把话岔了开去，给陈 馥留下了陈修良在南京的联络地址，要“众家姆妈”写信给女儿，要 她回来“商量和料理家务”。

几个月前，他和陈 修良在淮安城里见过一面，当时修良已被组织上任命为南京地下市委 书记，正准备去南京江北的六合赴任。

“南京的地下党组织曾八次遭破坏，几任市委书记被敌人杀害： 孙津川、黄瑞生、恽雨棠……雨花台上不知牺牲了我们多少好同志。 阿福(陈修良的小名),你此行非比寻常，犹入虎穴，千万千万要提 高警惕!”

“你放心好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奋斗到今天不就是 为了擒那条'龙'、缚这只‘虎’吗?”

快到不惑之年的陈修良，比之少女时代的陈逸仙成熟、冷静了许 多，但眼镜后面的大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仿佛有不熄的火焰在 里面燃烧。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

欲得虎子须入穴，今日虎穴是金陵!

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的陈修良

合家团圆时，最高兴 的莫过于母亲陈馥和女儿阿贝了。 一别四年，上小学二年级的阿贝已 认不出朝思暮想的亲妈，竟问“侬是啥人”。灰白了鬓发、双目已完 全失明的慈母，抚摸着女儿消瘦的脸庞，默默地流泪。陈修良这个江 浙红色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女共产党人、在莫斯科“劳大”学习时连 米夫校长及“二十八个半”的头儿王明也敢顶撞的宁波姑娘，此刻再 也控制不住她内心的情感，抱着亲人喜极而泣。

让陈修良欣喜和激动的，还有与朱枫的重逢。早在两年前苏北华中 建大整风审干时，担任财经系党支书和副主任的陈修良，在本系学员汤 季宏的送审报告上读到他在上海新知书店被日寇逮捕的一段经历，与他同时被捕的同志中有“朱谌之”这个名字。陈修良眼前一亮，脑海中闪 过她在竹洲女师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窗的面影，想起了在朱家大院憩园“潇 湘馆”里那个瘦瘦长长、多愁善感却又宽厚、仁爱的“四阿姐”!

自1926年南下广州前，同朱贻荫在沙孟海老师的“若榴书屋” 作别，陈修良就再也没有跟朱枫见过面，后来虽曾听沙先生说过她远 嫁东北、“九一八”南归后又死了丈夫，再后来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现在偶然地从来自上海的地下党同志的履历表上与故人“邂逅”,怎 能不叫老同学高兴呢?

陈修良心里默默地念叨着：

“朱贻荫啊朱贻荫，还记得我们在憩园假山石旁的那次讨论吗?我 说娜拉要从‘玩偶之家’出走，除了参加革命没有第二条生路，想不到 你这个‘大观园’里的‘四小姐’也被抗日洪流卷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啰!”

很快，陈修良又从回解放区汇报工作的三弟史永那里，得到朱谌 之的更多消息，知道她参加革命后用了“朱枫”这个简单易行的名字， 也知道她在上海入党后还经常去景华新村22号照看自己的母亲和孩 子，真正成了“一家人”!

法租界巨籁脱路附近的西式小楼，见证了两位竹洲女师高才生阔 别二十年后的再度相逢，她俩坐在楼下客厅里那张朱枫买来的红木桌 前，亲热地手牵着手，有说不完的话。可惜时间是那样短暂，陈修良 只在家住了两三天，党所托付的重任和严峻的地下斗争，还在六百华 里外那座已成为“龙潭虎穴”的古城里等待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