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假如刘文辉炸掉泸定桥，红军或许全军覆没，他为何不动手？

1949年12月2日夜，成都寒气逼人，刘文辉坐在青羊宫旧居的书桌前，灯下摊着一叠电报副本，最上面一张写着“1935年5月29日、泸定桥”几个墨迹已淡的字。他盯了许久，似在琢磨当年的那道选择题：炸，还是不炸。

把时间拨回十四年前。1935年5月25日，大渡河水声轰鸣，中央红军主力沿河东岸北上，身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刘峙等数路重兵追击，企图在川滇交界一举围歼。红军手中仅剩七八只土船，想靠水路摆脱追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此刻摆在毛泽东、周恩来面前的，只剩奔袭三百二十里的泸定桥这条险中求生的道路。

泸定桥不只是十三根铁索和十几块木板，它是茶马古道的咽喉，更是川西大小军阀的财路。自康熙年间竣工后，盐、茶、皮毛都要从这里过河。刘文辉懂得这一点，蒋介石当然也清楚。1935年5月28日傍晚，蒋介石在溪口急电：“若势不可守，立即毁桥。”这是威胁，也是试探。

有意思的是，刘文辉收到电报后，并没有立刻动炸药。他的军队当时只剩雅安、天全、名山等数县地盘，泸定桥不仅是进出藏区的要道，更是运盐换茶的命脉。炸桥就等于自断经脉——川西土司、商号和民团绝不会答应。刘文辉最怕的不是红军，而是炸桥后周边地方势力哗变，把他这块地盘撕个稀烂。

另一层顾虑在于时间。刘文辉判断红军远在几百里外，觉得自己派去的混成旅加上桥头碉堡至少可以撑一周。结果他低估了红四团。杨成武连夜急行军，平川山路连走八十里，出乎所有人意料。29日凌晨，二十二勇士绑着腰绳踏上光裸铁索。桥面被守军拆掉木板后只剩链条，子弹、滚木、燃烧瓶雨点般砸来，可时针拨过去十三分钟，冲锋号声已在对岸响起。守军被突破，泸定桥完好无损落入红军之手。

很多人疑惑：既然蒋介石下过“毁桥”之令，为何最终没响炸药？原因并不止财路和地方势力。其一，刘文辉始终担心中央军借机进川吞并他。在四川诸军阀里，他与蒋的关系最“微妙”——既想借南京的军饷度日，又怕南京借口“接防”把自己赶下台。红军若被堵死南岸，薛岳、刘峙大军必长期驻川，刘文辉就成了瓮中之鳖。与其如此，不如赌一把：让红军北去，南京便少了继续留川的借口。

其二，炸桥看似简单，操作并不轻松。铁索桥宽不过三米，爆破药量若小，只能震断木板，对铁索影响有限；药量若大，桥是能毁了，可桥下激流湍急，爆破队难以靠近桥墩安放炸药。刘文辉在雅安没找到懂行的工程兵，守军手里只有几箱TNT和电雷管，真要实施，准备时间至少一天。结果杨成武突袭打乱了节奏。

其三，川康多民族杂居，桥一炸，康定、丹巴、道孚的土司会认为刘文辉要切断外界贸易渠道，难保不会借机倒向他的对手刘湘或西康军。刘文辉人虽精明，却没把握摆平这群桀骜的头人。

红军过桥后的局势发展验证了刘文辉的顾虑。薛岳部仓促赶到泸定时，桥早已被红军牢牢控制。红军随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胜利会合。蒋介石的“川滇合围”计划宣告破产，中央军不得不东撤，刘文辉的地盘又暂时太平了。

长征结束后，关于“飞夺泸定桥”是真是假、守军人数是多少、桥上是否有木板等问题，一度成为学术界热门话题。英国作家张戎曾声称红军过桥时对岸无敌，另一位英国作者却又写红军血战一天一夜，两种说法矛盾得厉害。更离谱的是，有人凭采访几位耄耋老人就下结论，完全忽视当年国民党电报、红军作战日报以及台湾“国史馆”保存的战地报告。刘文辉5月30日发给蒋介石那封急电——“桥失，大队北渡”——仍静静地躺在档案馆，最能说明问题。

值得一提的还有数字。红四团投入泸定桥突击的主力约八十人，其中牺牲四人、重伤三十余人；守桥的川军一个加强营约四百人，战死七十余、溃散百余，被俘的伤兵后来在西路军时期全部遣返。双方规模虽不算大，却决定了数万红军的生死。

回到1949年的冬夜。刘文辉放下电报，窗外隐隐传来国民党飞机起飞的轰鸣。那一瞬，他或许终于明白，十四年前没有按下雷管，在政治牌局里为自己保留了脱身筹码。同月，刘文辉与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西南大门由此洞开。耐人寻味，历史的关键往往系于一个当事人看似微小的迟疑：炸，或不炸。

泸定桥依旧横跨大渡河，铁索上的马蹄凹痕仍清晰可见。故事里的人陆续谢幕，桥还在，河水还在，暗流与激浪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