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科思拿下临床阶段小分子抗癌药金额最大授权合作，股价却跌超13%，董事长回应

“20.15亿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中国临床阶段小分子抗癌药金额最大的对外授权合作。”

12月22日上午，加科思（HK01167）就最新宣布的围绕泛KRAS抑制剂JAB-23E73的BD（商务拓展）召开线上沟通会。与此同时，公司股价下跌超10%，截至收盘，跌幅定格在13.58%。

无论是交易额，还是合作方阿斯利康在肿瘤药物领域的地位，都让前一晚看到这个合作消息的投资者感到期待。而且，这还是加科思今年宣布的首笔BD交易。

二级市场的反应出乎意料吗？在沟通会上，加科思董事长王印祥回应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这个问题。他说，作为一家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加科思关注二级市场，但是不能被“带节奏”，还是要沉下心认真把研发做好。

总金额20.15亿美元，合作方阿斯利康此前多次布局折戟

本次达成BD合作的JAB-23E73，是加科思开发的创新型泛KRAS抑制剂，旨在靶向多种KRAS突变亚型。目前，该药物针对携带KRAS基因变异的晚期实体瘤患者的I期临床试验已在中国和美国开展，未来将逐步拓展适应证至胰腺癌（PDAC）、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结直肠癌（CRC）等KRAS突变相关实体瘤。

资料显示，KRAS是人类最常见的突变致癌基因，占全部患者比例约23%。沟通会上，公司方面提供了更详细的数据：按照癌种划分，32%的肺癌患者有相关突变，50%的结直肠癌患者有相关突变，而在胰腺癌患者中，有KRAS突变的占比高达88%。全球癌症患者中，有KRAS突变的年发病人数约270万人。

加科思本次合作的伙伴阿斯利康，就是在KRAS赛道持续下注的跨国药企代表。但值得注意的是，KRAS长期被认为是“不可成药”的靶标，阿斯利康此前3次布局都以失败告终。

具体来说，2012年，公司从Ionis引入KRAS抑制剂AZD4785，2019年止步于Ⅰ期试验；之后内部开发KRAS G12C抑制剂AZD4625/AZD4747，无后续进展；2023年与中国公司祐森健恒（Usynova）签署KRAS G12D项目UA022全球独家许可权益，2400万美元首付款，总金额4亿美元，目前已停止入组。

而加科思正是阿斯利康第四次下注的合作方。根据协议条款，在本次合作中，加科思将获得1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额外获得最高达19.15亿美元的开发及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以及在中国以外市场实现的净销售额分级特许权使用费。阿斯利康将负责JAB-23E73在中国以外市场的所有临床开发、注册申报和商业化活动。

王印祥表示，公司在本次合作中获得的资金将纳入公司统一预算，90%以上用于研发，根据各项目进展分配，支撑下一代药物研发。此前，加科思难以全面铺开多适应证、一线联用临床试验，与阿斯利康合作后，有望加快全球开发节奏，并同时推进多个适应证的一线、二线单药和联用临床。

回应股价下跌：二级市场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公司关注长期价值

在KRAS赛道，加科思处于什么位置？这个问题的答案，对看到公司BD的好消息，同时对股价下跌感到惊讶的投资者来说很重要。

据加科思方面介绍，按照技术路线划分，进入临床阶段的泛KRAS抑制剂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美国Revolution Medicines公司为代表，它开发的是分子胶（H/N/KRAS抑制剂）药物；另一类则以加科思为代表，开发的是小分子（KRAS抑制剂）药物。

目前，选择第二种技术路线的药企数量更多，按照布局时间早晚排序包括加科思、礼来、百济神州、Alterome、BridgeBio、辉瑞等。从泛KRAS进临床的专利申请数量及时间看，加科思均占优势。

不过，与其他靶点相比，KRAS还处于开发早期。以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靶点为例，2002年，第一代EGFR抑制剂上市，直到今天业内仍在迭代第三、四代药物，印证了一个靶点需要20年的持续开发。而全球首个直接靶向KRAS蛋白的小分子药物的获批时间，是2021年5月。

另外，KRAS G12C赛道的竞争非常激烈。截至目前，全球已有5款KRAS抑制剂获批上市，且全部针对KRAS G12C突变，其中国外厂商为安进、百时美施贵宝，国内厂商为加科思、劲方医药、益方生物，且三家国内企业都没有选择独立销售，而是将产品授权给国内大药企负责商业化事宜。

对于公司股价的变动，在沟通会上，王印祥做出了回应。他告诉记者，二级市场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并非单一因素导致。他列举了几个：香港18A市场成立仅7年，对生物科技公司认知尚不成熟；2021年后以南下资金为主，更关注短期操作，而此前美元基金侧重长期价值；公司股价年初至今已反弹5—6倍，投资者有资金“落袋为安”的需求；受圣诞假期影响，美元基金交易活跃度下降等。

“作为一家Biotech，我们关注二级市场，但是不能被带节奏，还是沉下心来认真地把研发做好。”王印祥表示，团队更关注技术的进步，以及如何将科技应用到产品研发中。在他看来，中国的生物制药不能再走“大而全”的老路，必须得在某一个专业方向上做到全球最好，“这是长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