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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太空穿行那一刻,大伙脑子里第一张面孔多半还是杨利伟。2003年10月15日,他坐着神舟五号在太空漂了整整21小时,飞船绕地球跑了14圈,稳稳落地,把几千年的飞天梦一下子变成现实。这一回合让他瞬间成为全国公认的“航天英雄”。
有意思的是,这位开天辟地的老大哥后来一次也没再出舱,新闻里偶尔露个面便又归于平静。于是大家就好奇:如今他日子过得咋样?身上挂着少将军衔,又是第一人,国家究竟给出多大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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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美国登月宇航员奥尔德林,就是阿姆斯特朗之后第二个踏上月球的那位,曾经对着杨利伟感慨:“没有中国人的太空是不完美的。”
你想想,在2003年之前,太空那个“俱乐部”里,基本上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前苏联)两家在玩。杨利伟的出现,等于是在太空里,插上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很多人觉得,能成为航天员,那肯定是天赋异禀,从小就骨骼清奇。其实不然,英雄也是从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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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他是航天员,但别忘了,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在那个战机还要拼刺刀的年代,就是一名顶尖的歼击机飞行员,手里攒着1350小时的飞行时长,那可都是实打实飞出来的一级飞行员资质。但这资质背后有次险情,现在听着都让人后背发凉。
那是1992年,他正如常执行飞行训练任务,半空中,这钢铁巨兽突然就发了脾气,战机直接失控。在这个节骨眼上,飞行员手册里的规矩写得明明白白:保人第一。他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利直接拉手柄跳伞,保住自己这条命,哪怕飞机摔成废铁也没人会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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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时候杨利伟脑子里闪过的念头不是自己的命,是国家那一架飞机的造价。他在极度失控、生死悬于一线的那几秒钟里,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跟失控的飞机“硬刚”。
你就想想那种场面,驾驶舱里警报乱响,外面天旋地转,他硬是咬着牙,凭着那种不要命的狠劲和手底下细腻的技术,硬生生把飞机给救了回来,平稳着陆。这叫什么?这就是要把“国家财产”看得比“个人生死”还重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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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赶上部队体制改编,好多身边的战友眼看有机会,都劝他:“利伟啊,这一身本事去民航吧,飞民航多舒服,钱多还安稳,不用像现在这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时候民航的诱惑力多大啊,可杨利伟呢?就像当年改名字一样,那股子拗劲又上来了,他就认准了这身军装,死活不走。也就是这股子“傻气”,让他一头撞上了后来足以载入史册的那个大机会。
1996年,中国载人航天选拔的大网撒下来,杨利伟没有悬念地脱颖而出,成了我国第一批航天员。但这“入选”两个字,仅仅是炼狱的开始。1998年1月,当大多数人还在还没从新年的喜庆里缓过神来,他已经把自己关在北京的航天城里,开始了另一种维度的“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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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真不是常人能干的。从战斗机飞行员到航天员,中间隔着的那不是一层纸,是一座山。刚开始那两年,杨利伟就没有在那张床上安稳地睡过几个囫囵觉。那哪是训练啊,那就是不断地在这个肉体凡胎上试探人类生理的底线。每堂课、每次模拟、那个要把五脏六腑都甩出来的离心机,每一秒都在逼那个叫“放弃”的念头冒出来。常常是一天的折磨结束,抬头看表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但这人就是硬。几年的魔鬼训练下来,你要问考核成绩,不管是理论还是体能,他就是一个词:第一。也是凭着这一连串铁打的第一名,2003年神舟五号的首飞名单上,那个红笔圈定的名字,只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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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伙儿只看见了2003年10月15日那天,他面带微笑走出返回舱挥手的画面,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高光时刻。全国人民都在欢呼“航天英雄”,甚至在那之后的这些年,提到他也全是溢美之词。但这里头有个残酷的真相,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那一趟飞天,给他的身体留下了难以逆转的印记。
要知道,那是我们第一次把人送上去。飞船升空过程中的那种剧烈共振,返回时那一瞬间的超强过载,那是我们此前从来没拿真人试过的险境。他在落地的时候,其实身体的各项机能已经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损伤,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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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身体机能的折损,有些是能养回来的,有些就是不可逆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之后,大家纳闷他为啥不再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身体如果再来一次高强度的太空任务,不仅恢复期长得吓人,风险指数也是呈几何级数往上跳。国家宝贝这来之不易的“太空第一人”,更不能拿着英雄的安危去赌博。
看看景海鹏,也是老将,人家怎么就能四次出征太空?这就显得杨利伟好像“不行”了似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读。杨利伟不再飞,不仅仅是身体的考量,更是一种战略上的主动“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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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这盘大棋,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走法。杨利伟飞天那会儿,叫“探路者”。任务是证明“我们能上去,还能活着回来”,他把这条路给踩实了。路通了以后呢?如果每次都是杨利伟去飞,那我们的航天队伍什么时候能练出来第二批、第三批?
到了景海鹏的时代,战略任务变了,不仅仅是飞上去,而是要搞空间站,要长期驻留,要搞复杂的科研。这时候就需要“老带新”,需要经验丰富的梯队建设。
杨利伟自己后来把这话说得很透,甚至带点哲学的意味。他说,自己确实有过再冲一次太空的机会和冲动,怎么可能不想呢?那可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但是为了我们整个载人航天的大局,需要把这个宝贵的实操机会让出来,让更多的新面孔去那个极端环境下历练,去发现飞船设计的改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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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所说,哪怕自己不再是那个坐在那个座舱里的人,但他能通过自己的经验、通过自己的托举,帮助更多年轻人实现飞翔的梦想,那个意义,比单纯地在自己的履历本上再添一次“XX次飞天”,要宏大得多。这种格局,才是他作为少将、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管理者的高度。
那么,这位退居“幕后”的英雄,国家给的待遇能不能配得上他的付出?这事儿大家可以把心放肚子里,国家对待这种顶级的功勋人物,那是相当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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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上来说,他没有离开这片领域。从2003年任务结束后,他就迅速转型,而且是在更核心的脑部中枢任职。2005年他就已经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副主任,同时管着航天员系统。到了2008年7月22日,他肩膀上的军衔换成了少将。
三年后的2011年,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头衔也加冕于身。再到2018年,他又接手了载人航天工程的管理重任。你看这一路走来,从“驾驶员”变成了“指挥员”、“管理者”,权力大了,责任也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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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职位和军衔背后,对应的是实实在在的保障。作为正军级少将,退休金自然是十分可观,加上航天系统特殊的各类津贴补助,他在经济上完全是富足无忧的,他和家人能够过上非常体面和优渥的生活。
而相比钱,更珍贵的是对“人”的特殊呵护。鉴于他曾经上过太空,经历过那些极端的宇宙射线和微重力环境,以及那次飞行对身体造成的隐性磨损,国家专门给他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保健团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得时刻盯着他的健康指标,有什么头疼脑热那都是当成大事来对待,确保这位国宝级人物的身体能得到最顶级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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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他的家人,国家也没忘了。你想想,在那些封闭训练的漫长岁月里,在他为了航天事业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日子里,他对家庭的亏欠是巨大的。
那些长时间无法陪伴妻儿、无法在床前尽孝的时光,国家都用优待政策给予了尽可能的弥补。这不仅是福利,更是一种来自国家层面的致敬——我们不会让英雄流了汗血之后,还要为了柴米油盐和家里的琐事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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