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寿春城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淮河之滨，八公山阳，寿州古城，静卧千年。时光回溯到两千二百余年前，这片土地曾有一个显赫的名字——郢。公元前241年，在秦国虎狼之师的步步逼迫下，楚国都城从陈（今河南淮阳）东徙至寿春。寿春作为楚国最后的都城，存续19载却承载了一个古老王国最后的辉煌与悲壮，也留给后世一个扑朔迷离的千古谜题：曾经声名显赫的楚都寿春城，究竟在哪里？

　　寻找之旅，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而文献的只言片语与地下无声的宝藏，充满了误读、发现、否定与再发现……

一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肥水》篇提供了寿春城最初线索，那是一幅寿春故城的水文图景：“肥水自黎浆北迳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濑津……肥水又西迳东台下，台即寿春外郭东北隅阿之榭也。东侧有一湖，三春九夏，红荷覆水……谓之东台湖……”“肥水又西分为二水，右即肥之故渎，遏为船官湖，以置舟舰也。”

　　“船官湖”至今仍然有迹可寻，“遏为船官湖，以置舟舰也”，指明这里曾为楚国水师营寨和造船基地。郦道元的描述虽基于北魏时期，却勾勒出一座依山傍水、引流入城、拥有水门的繁华都邑。

　　《太平寰宇记》提出寿春城“县西四十里说”：“淮南道寿州，废西寿春县在县西四十里。”并提及“北临淮水”的“苍陵城”。

　　嘉庆年间，凤台知县兼理寿州事的李兆洛，在纂修《凤台县志》时，对寿春故址进行了考证。他将《太平寰宇记》“县西四十里”及《水经注》中提及的“烽村”与当时的“丰庄铺”相联系，提出“丰或即烽之讹”，进而将“废西寿春县”定位于寿州西南四十里的丰庄铺。

　　李兆洛的“丰庄铺说”影响深远，然而，这个判断实为一次误读。198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寿县博物馆组成的楚都寿春城遗址调查小组，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工作。经过细致调查与钻探，专家们指出李兆洛犯了两个关键错误：其一，误解了《水经注》文意，烽村应在淮北，而非淮河南岸的丰庄铺；其二，误将苍陵城当作寿春城。

　　这次否定，标志着对寿春城的探寻从文献考据迈入了田野考古的新阶段，并将探索的目光重新引回了寿县城周边地区。

　二

　　2024年12月8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蔡波涛在安徽大学举办的《寿春城遗址考古新发现》讲座中，将从1983年至2024年对寿春城40余年的科学考古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3年至1991年）：寻找城址范围。考古人员先后调查了当时的丰庄乡涧洼村、梨树乡团城村、瓦埠镇等地，最后确定寿县县城及城东南地区可能是楚寿春城遗址。1986年运用遥感技术，结合地面调查与试掘，在寿县城东南发现大面积的战国遗址。最关键的发现是柏家台大

　　型建筑基址，巨大的夯土台基、精美的凤鸟纹瓦当等构件，暗示着楚国宫殿所在。领队丁邦均先生据此划出了一个南北长6.2公里、东西宽4.25公里、总面积达26.35平方公里的巨大外郭城轮廓。

　　第二阶段（2000年至2003年）：以张钟云教授为领队的新考古队，对第一阶段的成果进行验证，分别在小宋家台、范河南、新塘村南、张家圩北、牛尾岗、西岗、西南小城进行试掘，重点解剖了推测的城墙遗迹。结果发现，那些被认为是城墙的“线索”，缺乏确凿证据支撑。这一反思，迫使考古学家放弃先入为主的宏大想象，以更审慎、更精细的态度重新审视这片土地。

　　第三阶段（2004年至2016年）：随着寿县新城区建设拉开序幕，考古工作转入以配合基建为主的抢救性发掘，获得了大量信息。城东南区域成为重点，无数战国至汉代的墓葬、遗址被发现。渐渐地，一个以寿县城东南为核心的寿春城遗址平面图清晰起来：遗址东南是楚王陵区（如李三孤堆、武王墩）；西南至双桥一线是中等贵族墓葬区；北面八公山麓是密集的平民墓葬区。

　　考古视角从“城”本身，扩展到“城与墓”的整体关系，对都城的布局有了更立体的认识。

　　第四阶段（2017年至2024年）：2024年，寿滨古城的勘探和发掘，填补了寿春城遗址在战国晚期城墙遗迹的空白。初步框定面积约14.6平方公里的寿春城外城，对寿春城遗址城垣问题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线索。

　　面对城墙寻找的困境，以蔡波涛副研究员为代表的考古团队思路转变：“由蔡寻楚”。既然寿春城是在古州来、下蔡城基础上发展而来，那么找到蔡国都城“下蔡”，便能反推寿春核心。这一思路取得了惊人成果。

　　关于下蔡的地望，历史文献中存在多种记载。多年考古，凤台县境内并未发现东周时期的任何遗迹，而在寿县八公山乡发现的“蔡侯产”墓，直接将线索指向寿县。更重要的是对西圈墓地的系统发掘。其中M25墓出土的“蔡侯产之用戈”，以及明珠大道附近发现的蔡侯级大墓与车马坑，以铁证表明，这里就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蔡国贵族的家族墓地，从而强力支撑了“下蔡”都城就在寿县。

　 证实了陈梦家先生在《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一文中说的：“寿县在春秋时代是州来国国地……此地区，迭为州来、吴、蔡、楚所居之地，先后为蔡、楚的国都。”

　　同时，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吴越文化的深刻烙印。西圈墓地出土的“越王者旨于赐”剑，以及小宋家台北墓地成批的越人墓葬（独木棺、随葬原始瓷）的发现，揭示了在楚人到来之前，此地曾是吴、越争霸与经营的前沿，文化面貌多元融合。

　三

　　四十余年的考古发现，对寿春城有了更接近真实，却也更为复杂的认识和猜想：

　　2001年以来，预期的寿春城城墙证据并未出现，考古专家推翻了26.35平方公里的单一郭城模型的同时，对楚国的都城形态进行反思：寿春城很可能是一种以核心宫殿区为中枢，由多个功能各异、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城”拱卫环绕，其间散布居民点、手工业区的“多城制”结构。

　　首先，发现如寿滨古城、西南小城等规模较小、有城墙基槽的城址，可能是在旧有蔡城基础上，由迁都至此的楚国贵族修建的独立城堡，与柏家台的宫殿区共同构成一个由多个小城拱卫王城的“多城制”都城。这或许是楚人在仓促东迁、因地制宜下的特殊都城形态。

　　其次，考古证实，寿春城的繁荣绝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州来、下蔡、寿春”的长期迭代发展。公元前493年蔡昭侯迁州来，已在此奠定了都城基础；楚灭蔡后继续经营；加之更早吴、越文化的渗透，使得这片土地积累了深厚的城市文明底蕴。楚考烈王的迁都，是一次集大成的扩建与升华。因此，寿春城遗址是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址。

　　最后，寿春城遗址地下遗存见证了楚国最后的辉煌。1957年出土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时期的商贸通行证，说明楚国迁都寿春时国家档案也随之迁来。1970年代以来多次发现的重达数十公斤的楚国郢爰金币，反映了楚国经济的富庶。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和武王墩楚考烈王墓出土的数千件青铜重器，更是楚国晚期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

　　寻找寿春城，绝不是遗址定位和面积划定，而是从文献揣度走向科学实证、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解析、不断反思与超越的演进史。正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叶润清所长所说：安徽考古史是从楚文化考古而起步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寿春城的探索，关于楚王陵墓的探索等，都印证了《史记》中一系列文献的记载。楚文化对安徽地域文化的形成、发展、影响的深远程度，超过了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