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安门的主席像挂多长时间，1980年邓小平：由中国人民做决定

1979年2月一个雪后的清晨，来自西德的建筑学者沃尔夫冈站在长安街上，盯着城楼正中的那幅巨像，忍不住跟身边的翻译嘟囔：“这幅画像会一直挂下去吗？”翻译耸肩答：“北京的风，吹得动旗子，却吹不走这张脸。”一句随口而出的回应，道出了七十多年里无数人心中的同一个疑问。

时间拨回到1949年9月25日夜。距开国大典仅剩六天，北平城灯火稀疏。三层楼高的画室里，周令钊用石墨在白布上勾勒线条，他得用肉眼丈量出7.1米的脸庞比例，误差不能超过两厘米。窗外军号声此起彼伏，提醒他一切都在倒计时。

画稿完成后，聂荣臻来看样稿，只说了三句话：“扣子系上，线条收敛，再加一点亮色。”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商量的力度。周令钊当夜连改三次，用铅白把领口补严，最后才松口气。

10月1日凌晨2点，吊车把卷好的画轴送到城楼。负责安装的警卫员猛吸冷气：北风太硬，布面犹如鼓皮。为了防止午后阳光反射，工人把清漆刷得极薄。谁都不敢多说一句，生怕惊动还在休息的领袖。

天亮时分，毛泽东站上城楼。他侧身俯瞰广场，正好与画中目光相对。周令钊后来回忆：“那一刻我分不清谁在注视谁。”典礼结束，画像便成了新中国最醒目的标志物之一。对此，新华社当天只用一句轻描淡写的口播：“城楼安挂巨幅领袖像。”

五十年代，全国供销社每年印数千万张主席像。买不起相框的家庭，把画像贴在木板或纤维板上，再用玻璃纸封住。对很多刚刚脱离战火的普通人而言，这是家里唯一的“装饰品”。信仰，比金钱更硬。

1964年秋，天安门换上一张半侧面新像。有人觉得炯炯有神，也有人看得不习惯。仅一个月，新华社收到数千封来信——语气并无敌意，只有“看不顺眼”四个字出现得最多。舆论风向很快推动更换工作，正面像重新回到城楼。这一次，再无人提出异议，巨像仿佛又变回了护城河里的倒影，稳稳当当。

从1969年起，城楼画像改为每年更换一次。尺寸不变，工艺却不断升级，油画布换成了耐候性更好的合成纤维，颜料也改为进口耐晒料。更换窗口通常选在深夜，吊车灯影摇晃，作业人员口袋里揣着砂纸、螺栓和风向旗，只为确保第二天凌晨图片无声亮相。

故事真正迎来“拷问”是在1980年。1月24日，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第三次造访中南海。她把录音机推到桌沿，语速很快：“中国已进入全新的时代，天安门依旧挂着毛泽东像，这是传统还是政治？”邓小平笑着摆手：“由人民决定。”短短六个字，让翻译几乎不用停顿。

法拉奇显然不满足，追问：“什么时候人民会说可以摘了？”邓小平放慢语气：“等他们不需要它的时候。当然，现在他们还需要。”桌上的茶水雾气蒸腾，屋里一时安静。事后有人复述这段对话，笔记本上只留下两句批注：“他把问题抬给了八亿人；她找不到再抬高的话头。”

随着经济搞活，八十年代初城市街头的领袖像、语录章、搪瓷杯慢慢淡出日常。可有意思的是，每到国庆前夜，广场上聚集的围观者还是习惯性抬头确认：画像在，心里就踏实。摄影师常说天安门有三宝：城楼、红旗和那张脸，缺一件画面都不完整。

进入九十年代，更换画像已是一套流水作业：测风速、拆旧铆钉、卷布、上新、检查防水封边。从吊起旧像到安装完毕用时不到四小时。媒体极少报道，市民却总能在第二天清晨察觉：“新油彩味道有点刺鼻。”细心的出租车司机甚至能分辨出色差——新像色调更暖。

有人统计过，七十多年里城楼画像换了近三十幅。创作者从最初的周令钊，到后来的王国栋、刘宇一、田世光，代代交替，却都遵循同一张设计稿：北平谈判时期的毛泽东形象。画布面积始终维持在120平方米，面部占比、瞳距、鼻梁高光等数据写进了内参，雷打不动。

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前夜，风速异常。吊车两次停工，负责挂像的老工人赵铁生抬头嘟囔：“老天都知道这东西分量重。”一句俏皮话，引来同伴哈哈一笑，紧张情绪瞬间化开。凌晨三点，新像顺利定型，照明灯打下，金黄一片，远望宛如日出。

今天，外地游客依然在广场上举着长焦相机，把城楼与画像框进同一张照片。有人会在照片下写一句打趣：“见过真容，旅程完成。”可当被问到这幅画像何时会撤下，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跟四十多年前邓小平那句回应别无二致——听老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