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媛 | 7107：乡村手工厂与谋“生”的老人

陈媛

最近我到村里一家玩具厂做工，一楼客厅大概80平的场地摆着三张简易的木板桌，堆满五颜六色的塑料玩具，十来个老人一边埋头捣弄着手里的玩具零件，一边在聊油菜长虫要喷什么药。老板给我安排在最基础的组装桌，我需要把几个塑料零件组装在一起，然后打两颗螺丝，完成一个玩具小车的零部件。这是按斤计价的，一斤2块钱，大概50个一斤，同桌的5个老人年龄在63-76岁之间，她们平均一个小时可以组装3斤多。

第一天到工厂，隔壁的凤姨一直在忙着教我打螺丝，跑来跑去给我找各种零件，我为耽误她太多时间表示抱歉，她说“我这么一教你精神头都好多了，老人精神好最重要，做多做少无所谓。”坐我对面的是74岁的花姨，她每天早上大约6点50就到了。“老了睡不着的，不来做手工难过日。”其他老人评价花姨“不缺钱花，比老板还富”，她有一儿一女，儿子在某大厂工作，年薪上百万，女儿在镇上开店。花姨哈哈大笑，“你们不做，也不见得没钱花！”

虽然来去自由，也没人监工，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但她们极少没事缺勤，每天坚持朝7晚10，更没有什么节假日，老板说，“有时候厂里缺货让她们休息几天，她们天天要来催，问什么时候有货。”起早贪黑、主动加班，在塘村，大概有150个老人像凤姨花姨她们这般在工厂里度过一天又一天，重复着看似单调的组装。跟她们相伴的这些天里，我逐渐理解她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打这份工，因为她们谋的不止是“生计”，更是“生活”——有获得感、有尊严、有联结的充实饱满的生活。

产业链拆分、家庭工厂与老人的新工位

塘村位于粤东山区，户籍人口5835人，常住人口近3000人，空心化不算严重，当地就业机会多元，农业在家庭生产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极低，只有中老年男性种植少量青梅、龙眼等管理成本较低的经济作物作为兼业。这里的老人普遍生活压力不大，不需要为子代的婚姻支付太多成本，女儿大多近嫁，养老资源比较充裕。不过，老人大多不愿意给儿女增加经济负担，能干则干。体力好一些的低龄老人就近打零工，帮忙除草、采茶、打扫卫生等，一天有150块左右的收入，干不了重活了就做做手工。

距离塘村50公里的澄海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承接了大量港商的塑料玩具代工生产，融入全球玩具生产网络，如今占据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玩具产品产能。产业链在追求极致成本控制的过程中，不断拆分外发至劳动力和土地成本都更低的周边农村，00年前后，在澄海打工的塘村人开始将一些简单的、不占空间的组装工序带回村分发到老人家里，越来越多的老人加入其中，开始有人回村创业当老板，开起了家庭式小作坊。这些小作坊的创业成本不高，风险极低，场地多是自家客厅或者租用村里闲置的老房子，设备简单，比如电动螺丝刀、操作台等，多由后台厂家提供，启动资金不多，主要依赖的是打工积累的行业人脉与管理经验。

于是，一种独特的乡村工业形态蔓延开来。谁也数不清楚塘村具体有多少家这样的手工厂，如果不是屋檐下堆叠的塑料筐，有些小作坊和普通的住宅空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五六个老人聚集在客厅里的工作台上就开始干活了。这样的家庭工厂大概有十几家，还有四家规模稍大点的，租用了村内闲置的地块搭建起大铁皮房，有20-50个员工，包括家庭妇女和老人，承接的都是来自澄海产业集群的拆分工序，有塑料玩具、芭比服装、手机支架一类的小商品组装等，工序简单，门槛不高，没有年龄限制和复杂的科层纪律，老人们只要眼睛大概能看得清楚，手指还能动起来，有闲暇时间，哪怕腿脚不好，也能拥有一个“工位”。而且这份工作是灵活自由的，你可以随时来随时走，可以兼顾家务和农业生产，强度也不高。

“花自己挣的钱”——我的生活我做主

“我们父母那一代，吃一辈子苦没享过福，我们还算好，现在有得挣有得花，也是享上福了”，凤姨边麻利地打着螺丝边感叹，“一个月赚千把块钱，需要的时候手头上有，不用伸手问儿子要，我就觉得很满足，老人这样就好。”她们的物质需求很低，儿女给的也够花不够了也能要，但是自己赚钱对老人来说很重要，不会觉得自己“老了没用”，给儿女徒增经济负担，而且，能够自由支配自己手里的钱，就是“享福”。

有一天上午，崔姨的邻居路过工厂，讲起刚刚在集市上的鞋摊买了一双新鞋，拿出来给大家看，说只要20块钱，大家都觉得很不错，于是四五个人约好提前一点下班去“赶集”。路过一个卖日用品的摊位，看到摊主正在给其他老人展示一个磨胡椒粉的罐子，她们都觉得新奇，围上去，各买了一个，十块钱。找到鞋子摊，她们试了试各式各样的小皮鞋，崔姨和凤姨各买了一双，花姨给老伴挑了一双布鞋。集市上的流动摊贩的目标客户就是这些“手头有活钱、又不会网购”的老人，当年轻人围上去时，他们显得没那么热情。

老人们说，“要被儿子儿媳看到我们有钱才好”，因为这样“做什么事情都有底气”。柴姨跟大家说她下个月准备去修一下村里的老房子搬回村里住了，她现在跟儿子儿媳还有三个孙子同住，孙子们大了不用她带，又因为饮食习惯不同，儿媳不让她做饭，她感觉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上，不如自己住。她跟儿子提议要修缮老房子时，儿子认为去修这个房子要花费不少钱，过两年手头宽裕一点再说吧，柴姨说，这个钱我自己来出，我有钱。惠姨每年的工钱能存下一两万块钱，她告诉我们，她现在手头还有四万多私房钱，这个钱去装修老房子足够了。”

“来做手工就不用负责做饭了，老头在家让他做，做饭是没钱的，做手工有钱。”这些老人的前半生都奉献给了家庭，或者说，她们是为家庭而劳作的，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很少关注自己的需求，但做手工，她们获得了让渡部分家务的正当性，展现了自己的价值，赚到钱，贴补家用也好，天冷了给自己和老伴买件新衣服又或者是给孙子们买买玩具给点零花钱，她们就很骄傲很满足。

“我是来帮忙的”——是工厂的员工也是村庄的长者

前些天我去拜访了村里另一个规模更大些的工厂，它是在废弃的老宅基础上搭起来的厂房，四百多平，有40多个员工，宽敞的空间里有车间、仓库和办公室，看起来更像一个比较正式的工厂。不过它跟家庭空间还是高度重叠的——丈夫负责送货、对外联络，妻子负责对内管理与沟通，父母则在厂里帮忙打理内务、照看孙辈，遇到赶货期全家人也要一起赶工。

当我跟老板娘在办公室喝茶时，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经常有工人来喝茶倒水，很自如的进出，也会跟我们唠上两句。老板娘说管理好工厂最重要的是“不能有老板的架子”“为人要随和”，因为厂里的员工“不是亲戚就是邻居”“都是一家人”，她也要按照村里的辈份亲切恭敬地称呼厂里的老人“姑”或者“姨”，谁身体不舒服了，她需要主动探望，遇到不合格的产品需要返工，她也会耐心地帮忙返工，而不是斥责。这份情义是被老人看重的。

厂里的老人们常会说自己是“来帮忙的”，而不是说做工或者打工，她们也不会算得很清楚每个厂的工价差异，而是考虑哪个离自己家近，或者跟哪个老板很熟，又或者是关系好的几个亲戚朋友都在哪里做，来了就会一直做下去，遇到赶工的时候就理应要“帮忙”，她们始终相信老板是为自己着想的自家人，不是会损害自己利益的资本家。工厂的管理也是柔性的，遇到工价好的活，有些老人会多占一点放到自己的工位上，遇到这种情况，老板不是去指责，而是告诉她们，这个货比较赶，今晚要出库，得拿出来大家一起做，不然今晚得自己熬夜加班。权力被温情包裹，老板依赖工人的“自觉”与“情义”，工人则享受被尊重、被当作“自家人”看待的尊严感，“面子是互相给的”。当我们谈论起工厂近些年的逐步扩张，老板会说，“还得感谢这些姑姨们相惜，愿意来帮忙”。

乡村工厂是一个缩小版的村庄，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工厂里的互动是基于乡土人情伦理的，工友和老板都是自己的亲戚和邻里，没有理性的、严苛的科层互动，做错了，可以被包容，有困难，会被关照。这也是老人为何能在这个地方舒适地生活的关键，在厂里做工，是自由且有尊严的，她们是村庄共同体中被照顾被需要且被尊重的一员。

“有伴易过日”——对抗虚无与再造公共生活

花姨说“不管有钱没钱，都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手工，有伴易过日。”老人们在工厂里有聊不完的话题，昨晚又睡不着觉了，今天种的菜发芽了，买的猪肉涨价了，谁家的孩子结婚了生孩子了，什么时候交医保了，甚至是打了一只蚊子有多大，都会被拿出来分享。这种日常的、非正式的社交，是老人们最渴求的。如果一个70岁的老人不进厂做手工，在村里是很少能找到同龄的玩伴的。比如今年75岁的文姨，两年前做过心脏手术，现在手有些无力，也不能久坐，她不再能像以前去工厂做手工了，每次路过，她总是独自坐在家门口，小心翼翼地问我要不要进屋里坐一坐，有一天早上她正邀请邻居一个年轻一些的老人到家里喝茶，但她说“我还要去喂鸡呢哪里有空”，文姨有些失落，“大家都有事情忙，我每天也只能到路口转一转跟人唠唠，不敢到别人家里去”。

72岁的如姨在村里的另一家作坊做纸扎品，她那家作坊空间不大，只有40平，6个70多岁的老人在干活，这个活比做塑料玩具更简单，不过工价也比较低，如姨觉得这个离家近，孙子们要是来找她也能找得到，随时都能回家去，晚上做到十一点都行。如姨在这厂干了七八年了，一个月的收入有1500左右。她指着旁边一摞摞纸品告诉我，“我不用看时间的，做到这么高，我就差不多回去吃午饭了”，她又比划了另一个高度，“到这里，一天就过去了”。对于从家庭生产和再生产的重任中“解放”出来的老人，突然富裕的闲暇可能意味着漫长的孤独与“无用”的焦虑，干活是她们人生的常态，所以7107这样有规律的充实的工作节奏，如姨所描述的这种“时间的刻度”，重新为空洞的日常赋予了清晰的时间结构，劳动本身成为了填满时间、对抗虚无感最实在的方式。

让如姨最自豪的是，在厂里这些年，她成功撮合了两桩婚事呢。儿孙们的婚恋是这些老人们最常提起的话题，附近谁家的孩子到了适婚年纪还没结婚，她们都了如指掌。老人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她们交流着日常，交换着信息，连接着村庄。工厂的老板说，前几年他会给一些老人送上门去，她们在家里组装，但是这两年很少了，最重要的原因是老人已经不是单纯图钱了，而是要“聚在一起可以聊天，有人作伴，互相较较劲谁也不服输，干活效率还高，自己在家干，干着干着就打瞌睡了。”

有一天午饭后我到花姨家里喝茶，她时不时看一眼时钟，到她工作的点了，我让她快去吧别耽误了，于是她让她的老伴泡茶招待我。花姨把家门口的白萝卜分装了几袋，说要送给厂里的其他老人，还特地装了一袋叮嘱我走的时候记得带上。花姨的背驼了，脚也迈不太开，老伴指着她远去的背影，说“你看这个老太，腰背腿都贴满膏药，也不认老，儿子天天打电话来让我管管她，干嘛非得去受这个罪，我说她开心就行，要是不找点活干，老人老得很快的……”其实这份工作对眼睛、对腰椎颈椎都是巨大的考验，老人们对我说，“你年轻人就不能跟我们这样做一整天，我们老了做不做都这样了……”对她们来说，身体的老化和疼痛是不可逆转的，自主的劳动、活跃的身心和持续的社会参与是更需要去争取的福祉。

乡村手工厂的嵌入性与脆弱性

塘村的这些工厂，并非城市产业转移的简单“下沉”，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末梢与乡土社会结构、人口变迁深度互嵌的产物，它以“灵活、自由、低门槛”的方式激活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让老年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贡献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避免成为需要赡养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讲，劳动超越了经济学意义，成为一种“社会疗法”，疗愈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老人普遍面临的价值感剥离、社会联结断裂与时间秩序失焦等。塘村老人的“朝七晚十”，不是血汗工厂的压榨，而是她们主动选择的、充满生命热度的生活节奏。她们不懂“经济的社会嵌入性”，也不懂“生产性老龄化”，她们只知道她的每一天都被充盈，她的双手仍有价值，她的笑声仍有回响。这些非正式工厂不仅维系着一方经济的细水长流，更托举着一个个步入晚年的生命，让他们在劳动与交谈中，有尊严地、热闹地、充满盼头地“过日子”。

不过，这些小作坊也是脆弱的，这种没有品牌附加值的加工产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那么效率和工人的数量决定了工厂的利润空间，但是乡村的劳动力池子是有限的，管理是松散的去组织化的，扩张很困难，而且要找到合适的地块建厂房或者租到一个足够用的空间并不容易。其次，这种规模的作坊通常只能从规模更大的工厂接单，难以对接上游厂商，被倒了好几手的活利润更是微薄。尤其是塑料玩具的订单数量是随市场波动的，订单量少的时候，加工厂要互相竞争通过报价招标的方式争取订单，订单量多的时候，销售端会强加给你，有限的劳动力数量消化不掉这些订单。这几年塘村有一些小作坊已经倒闭了，一些规模稍微大些的工厂则在逐步扩张，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宣传，吸纳更多元、地域范围更广的劳动力。益力玩具厂是塘村最大的手工厂，有49个员工，除了本村的老人还有来自全镇各村的年轻妇女、聋哑人等，它就能够直接对接上游厂商，工价比小作坊要更高，但是随着工厂的扩张，其人员结构更加复杂，管理也更加现代化组织化程度更高，对高龄老人也就形成了一定的隐性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