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是一種精神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古到今，常懷苦痛。這種苦痛被稱為「憂患意識」，為家國天下憂心。一般人不會有這種意識，但知識分子會為與他自己利益不相干的事而痛苦。知識分子一定有家國天下情懷，對身處的地方、國家和世界充滿了深切的關懷。

——許紀霖

《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再修訂本）｜後記

上一次在香港出書，還是1993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我的《精神的煉獄：現代化變遷中的知識分子》，那時，我還是一個剛過而立之年的青年學人，如今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已接近耳順之年，新書的主題依然是中國知識分子。歲月流逝，時間似乎停滯了，知識分子的話題依然牽動人心，不由令人感慨：歷史的變化是以百年為單位的，而個人的一生，實在太短暫了。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

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人們面前有着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名言，此刻再一次在天際迴蕩。對於這個陌生的時代，每個人由於所處的位置、利益和價值觀的不同，竟然有截然相反的感受。這個時代變得撕裂、難以思議，但又須去理解、闡述、適應並改變它。

知識分子，與其說是一種職業，不如說是一種精神。已故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義德說，知識分子就是一些具有業餘精神的人，對他們來說，研究不是為了謀生，而是像業餘玩遊戲一樣，是一種愛好，甚至是一種天職。美國社會學家科塞講得更明確，說知識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是為思想而活着的人。知識分子典範地代表了啟蒙一代人，有理性、有獨立思考、有自己的意志力。用陳寅恪先生的話說叫「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孔夫子也說過類似的意思，「士志於道」。「士」是古代的知識分子，「志於道」有兩層意思。第一，要探究和闡釋個人、社會、世界乃至宇宙的根本之道，這是知的層面。第二，不僅要「知」，而且還要「行」，親身實踐自己所認知的道。用王陽明的話叫「知行合一」。這與卡爾·馬克思的精神不謀而合。德國柏林的洪堡大學，大廳樓梯的正面，寫的正是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重要的不是認識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在中國古代，究竟誰能代表道？皇帝是天之子，似乎壟斷了天命、天道。但令我尊重的、美國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權威張灝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有雙重權威：一重權威是天子，代表政統；另一重權威是讀書人，同樣代表天命、天道，他們代表了道統。皇帝再有威風，也得尊敬孔夫子，朝拜孔廟，因為孔夫子代表着與皇權平行的另一重權威，這就是道統。皇帝是否代表天命，不由皇帝自己說了算，天命的解釋權在士大夫那裏，士大夫壟斷了天命的解釋權。因為同樣秉承天命，所以才有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我把這些承擔天命的知識分子，稱為「文化托命之人」。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古到今，常懷苦痛。這種苦痛被稱為「憂患意識」，為家國天下憂心。一般人不會有這種意識，但知識分子會為與他自己利益不相干的事而痛苦。知識分子一定有家國天下情懷，對身處的地方、國家和世界充滿了深切的關懷。知識分子天生就是情懷黨，如果一個人沒有家國天下情懷，還真不能算甚麼知識分子。

也有些人說：「我總是在生活的表層。」不往深處去探究，處之安然，這就心安了。好奇心害死貓，很多事情你搞清楚了就很痛苦，看清了宇宙，以萬物為芻狗，宇宙是殘酷的；看透了人性，人性深處有幽暗面，會覺得很痛苦。所以鄭板橋說「難得糊塗」，這是一種道家的活法。但儒家的活法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打破砂鍋問到底，把宇宙、人生、人性當中最深層的東西發掘出來，而且還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黑暗搏鬥，所以知識分子的命運通常與痛苦相伴，這是他的宿命，是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

再痛苦，也要往前走，像魯迅筆下的「過客」那樣。往前走，首先要的是再回首，從已經逝去的歷史中吸取知性的智慧與精神的支撐。再回首，就是懷舊。對於我來說，我所懷戀的舊，一個是民國，另一個是20世紀80年代。因此，我的關於知識分子的研究，多是這兩個時代的人物。

本書的簡體字版2003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兩年後榮獲國家圖書館首屆文津圖書獎，2015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修訂版，我對修訂版中對文章作了大幅度的修訂，僅保留了原來不到一半的內容，而調整了其中的六講。我希望這個修訂版能體現出我個人多年來在知識分子領域研究自己最滿意的成果，既是美文，也有某種深刻性，更多地契合當下年輕讀者對知識分子心靈世界的追求。原書的自序依舊保留，談的是我在知識分子研究領域的心路歷程，或許對有興趣從事這一研究的年輕學者有些許幫助。

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再修訂本）親簽

許紀霖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