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耿飚刚回国，李先念：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坏话”

1970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京西玉泉山的路灯刚刚亮起，几位刚参加完会议的老同志从礼堂出来，话题却绕不过一个名字——耿飚。就在半年前，这位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将一封四万多字的情况报告交到了中央。信里写满了数字、场景和担忧，完全没有外交辞令的遮掩。李先念见到他时脱口而出：“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坏话！”语气里带着玩笑，也夹着赞许。

耿飚是军人出身，火力猛、脾气直，这是圈内人都明白的事。二十年代入伍，当过团长、兵团副司令，脚腕里那颗子弹至死都没取出来。转到外交战线，他依旧保持了战场思维——先侦察，再判断，最后下手。1969年8月抵地拉那，没过一周，他就跑遍了正在施工的炼油厂、水泥厂和一所电视台工地。工地旁堆着大批封条未拆的中国化肥，雨水冲得字迹模糊；电线杆竟是用上海刚轧出的无缝钢管，亮得晃眼。耿飚心里直嘀咕：这玩意儿在国内排半天队都买不到。

不久，他又遇到一件小插曲。阿尔巴尼亚某部副部长陪他参观仓库，指着整排崭新的解放牌卡车，得意地说：“我们像向兄长借书一样，需要什么，就向你们提。”耿飚顺口反问：“借书总得还吧？”对方摊手：“兄弟借书，谁还书？”现场一度冷场，这句话后来被耿飚一字不漏写进了报告。

阿中关系当时正值蜜月。自1961年与苏联彻底决裂后，阿方在国际舞台需要新的支点；中国则在战略上同样需要一个欧洲声音。援助清单因此一路加码，水泥厂扩建、港口疏浚、无线电设备、甚至邮票印刷油墨，都列进了合同。照理说，兄弟国家互帮互助无可厚非，可“有求必应”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耿飚在信中列了16个数字：化肥库存富余率46%，小麦储量8个月，军工机械闲置率21%……他用一句略带火药味的话收尾：“再这么下去，咱们是在帮他们，也是在拖他们。”

这封信先送到乔冠华案头。乔冠华向来欣赏硬气的材料，直夸“写得好，像作战电报”，随即批示“报中央，请主席阅”。毛泽东看完后圈出“量力而行”四个字，又在旁边加了半行批注：“当以自立为荣，不当以依赖为安。”随后，外交部和计委被要求重新核定对阿援助规模，优先保证中阿在联合国事务上的协调，其余项目暂缓。

耿飚回国述职那天，李先念早已打听到他信里的要点。刚见面就笑着说：“你把我们的老底揭得太快，我在地拉那可还没回过劲儿。”耿飚憨憨地回应一句：“该说的总得有人说。”李先念拍拍他肩膀：“好，有棱角的材料才值钱。”

有人好奇，这次“唱反调”会不会影响两国关系？事实证明并未撕破脸。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阿尔巴尼亚依旧第一个举手，投下关键的一票。这恰恰说明，清晰的边界和明确的规矩，比无止境的慷慨更能赢得尊重。值得一提的是，从1972年开始，中国对外援助文件里出现了“经济可承受性”“按需拨付”这样的表述，业内普遍认为与耿飚的报告有关。

再说耿飚。1973年他调任外交部副部长，仍保持每天读报剪报的习惯，喜欢在空白处用红笔写评语。“要算账，不要讲情面”“数据要让人一眼看懂”——这些边角批语如今还保存在档案馆。不得不说，这种近乎倔强的实事求是，在那个口号满天飞的年代显得尤其珍贵。

阿尔巴尼亚后来经历了多次波折，八十年代中期便已面貌大变。“兄长”一词逐渐淡出双方官方文件，转而用更平等的“伙伴”。这也印证了耿飚当年在报告里留下的那句话：“真正的友谊，是能共同面对艰难，也能坦然指出问题。”

2000年6月23日，耿飚病逝北京。遗体告别那天，雨下得不大却很密，送行的人发现灵车引擎盖上贴着一行小字——“敢言”。这是家人特意写的，简单两字，概括了他一生的锋芒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