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王光美逝世，临终前向女儿交代：我还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

1954年春，北京中南海灯光通明，刘少奇伏案疾书，隔壁的小屋里，王光美正核对一份外事电报。她放下钢笔，写信告诉父母：“北平的花开了吗？我在这里一切都好。”那封信如今仍收藏在王家旧宅，泛黄的纸张见证了这位名门闺秀彻底投入共和国建设的决心。人们往往记住她在国际舞台上的端庄，却忽略了她出入陕北窑洞、奔走田间地头的早年经历。

再把时间拨回1946年2月，军调部急缺一名通晓英语的翻译。22岁的王光美手握密歇根大学录取通知，却在最后一刻拉上行囊奔赴延安。那里，她第一次听到枪声从山谷回荡，第一次和康克清聊起“舞步也能跳出革命的节奏”。半年后，她成了土改工作队的一员，蹲在吕梁老乡家炕沿上，用生涩的山西话解释“按人口平均分地”的政策。也正是在这一年，她与刘少奇在窑洞里长谈，那碗清水煮面条让两颗心靠得很近。

1948年8月21日夜，西柏坡的油灯摇曳。50岁的刘少奇推开门，对身边警卫说：“去，把王同志请来。”晚风吹进土屋，毛泽东和周恩来带着战士们自发做了一个简单蛋糕。仪式里没有戒指，却有前线传来的佳音。那天之后，王光美告别翻译岗位，更多时间跟在丈夫身边处理文件、核对数字，并细心准备那一小把花生米帮助他的胃病。有人感叹：“她像秘书，又像军医，更像主心骨。”这种评价并不夸张。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工作强度陡增。深夜两三点，灯下常见夫妻二人对坐——刘少奇修改报告，王光美查阅数据。外事场合，她一袭白旗袍出访东南亚，把“东方的优雅”三个字刻进许多外国记者的记忆；回到北京，她换上深色布衣，骑自行车穿梭在中南海几栋平房之间，守着厚厚一摞文件。不得不说，这种角色切换，她做得自然又利落。

1966年风暴骤起，刘少奇蒙冤，家庭骤然陷入低谷。王光美被隔离审查，长达八年看不到子女。她靠数算砖缝里蚂蚁的来回，维持心理平衡；偶尔记笔记：“身处暗夜，更应守好原则。”那本小册子后来被她自己撕毁，她解释：“怕浪费组织时间。”如此冷静，恐怕也是出自她学生时代的理性训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光美恢复自由。她谢绝几乎所有职务邀请，唯独答应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筹款的第一站，她拿出女儿寄回的500美元：“先垫底，买张办公桌总得有地方坐吧。”很多朋友劝她保重身体，她笑说：“做事才是最好的康复。”项目七年募集1.84亿元，直接帮助数万名贫困母亲自力更生，这个数字在当时不算小；更重要的是，它让“扶贫先扶母亲”成为社会共识。

1997年10月17日，人民大会堂外秋雨淅沥，被救助的妇女代表排队合影。一位来自贵州的母亲握着王光美的手，激动到颤抖：“要不是您，我家的娃就辍学了。”王光美只是点头：“把地种好，把孩子教好，比什么都强。”现场很多人流泪，她却保持一贯的沉静。

2006年9月，北京305医院病房，王光美病情突然加重。一天深夜，她轻声对守在床边的女儿刘亭亭说：“我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刘亭亭俯身回道：“幸福工程我来接，您安心。”母女只此一句对话。次月13日凌晨，王光美停止呼吸。灵车驶离医院时，走廊灯光刚好熄灭又重新亮起，护士低声念道：“老夫人走得很安详。”

10月21日，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仪式，没有哀乐大作，只能听到工作人员的脚步声。来自各地的贫困母亲自发排队鞠躬，她们手里的粗布帕子被雨水和泪水打湿。刘亭亭站在人群中宣布：幸福工程不会停。简短的誓言，没有煽情，却让在场许多人心里一震。

传奇往事至此落下帷幕。王光美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前半生的光环，也不是后半生的坎坷，而是一条清晰的坐标——在国家与家庭的交汇点上，始终把责任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