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你是谁呀？”
一九八六年，广东海丰的一户老宅子里，九十三岁的曾老太太眯着那双已经快看不见的眼睛，问面前那个满头白发的“客人”。
旁边的人赶紧凑到老太太耳边大声说了一句：“这是你的老三啊，是三儿子回来了！”
老太太那双枯瘦的手一下子就在空中乱抓，摸到了对方的脸，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就往下淌，那个离家三十年没消息的儿子，终于是个活人站在跟前了。
但这三十年里，村里人可没少戳这家的脊梁骨，都说这三儿子是个“白眼狼”，在外面发了大财就忘了爹娘，甚至有人猜他是在外面犯了事儿，早就进局子了，不然亲爹死的时候怎么连个鬼影都不见？
可大伙儿做梦也猜不到，这个被骂了半辈子的“逆子”，他口袋里揣着的，根本不是什么发财的存折，而是能让咱们国家在太平洋底挺直腰杆的绝密图纸。
01
这事儿咱们得从一九五八年说起，那时候黄旭华还在上海，日子过得挺安稳，他是正儿八经的交通大学高材生，搞造船的，那是当时的金饭碗。
结果就在这一年，北京的一个电话打过来，直接把他的后半辈子给改写了。
领导找他谈话，屋里的气氛严肃得吓人，也没有什么客套话，直接就摊牌了：“有个绝密任务，得调你去北京，但这事儿有个条件，你这一去就得隐姓埋名，跟家里断了联系，做个无名英雄，这辈子可能都出不了名，你干不干？”
黄旭华当时看着领导的眼睛，那是连一秒钟都没犹豫，当场就说了两个字：“我干！”
这话说得轻巧，可落到实处，那是真狠啊。
从那一天起，黄旭华这个名字就在上海滩消失了，就像水滴融进了大海里，连个响声都没听见。
他走之前给海丰的老家寄了封信，信里写得特别含糊，就说自己要去北京工作了，是长期任务，具体干啥不能说，地址也不能留，以后没事别找他。
家里的父母一开始还挺高兴，觉得儿子出息了，去首都当干部了，那是光宗耀祖的事儿。
可这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年，两年，三年……这“光宗耀祖”慢慢就变了味儿。
信是越来越少，这一去就是杳无音信，老两口往北京原来的地址写信，全都被退回来，或者是石沉大海。
村里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就开始嘀咕了：“我看哪，这老三是在外面当了大官，嫌弃家里穷，不想认这门穷亲戚了。”
还有更难听的：“没准是犯了什么政治错误，被抓去劳改了，不然怎么连个信儿都没有？”
黄旭华的父母听着这些话，心里那个滋味，就像吞了苍蝇一样难受，可他们嘴硬，对外还得护着儿子：“老三不是那种人，他是做大事的。”
可这“大事”到底是啥？老两口自己心里也没底。
其实这个时候的黄旭华，正躲在一个荒岛上，跟一帮同样“消失”了的人，对着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发愁。
他们要造的东西，说出来能把人吓一跳——核潜艇。
在那个年代，这玩意儿就是海里的“原子弹”，是真正的大国杀手锏，全世界没几个国家能造。
咱们中国当时一穷二白，苏联老大哥也把专家撤走了，临走时还撂下一句话：“中国要想造核潜艇，那简直是异想天开。”
黄旭华这帮人就是不信邪，别人越说不行，他们越要干。
但是这起步也太难了，难到什么程度？
你敢信吗，这帮顶尖的科学家，连核潜艇长啥样都没见过，手里只有两张从外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模糊照片。
这怎么造？
02
这帮人也是被逼急了，想出了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听着都觉得离谱的法子。
有人听说美国有个超市里卖核潜艇的玩具模型，做得挺逼真，里面还能看见那个舱室结构。
这帮大科学家硬是托人从国外买回来一个玩具。
你没听错，就是个玩具。
一帮搞国家绝密工程的专家，竟然围着一个玩具拆来拆去，拿着放大镜看里面的构造，一边看一边还感叹：“原来这里是这么设计的啊！”
这要在现在，肯定会被人笑掉大牙，说这是“草台班子”搞科研。
但在当年，这叫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叫硬骨头精神。
还有更让人头皮发麻的事儿，就是算数据。
现在的科研，那是超级计算机嗡嗡转，一秒钟几亿次运算。
那时候呢？
算盘。
对，就是咱们以前账房先生用的那种木头算盘。
为了算一个核反应堆的临界数据，几百号人挤在一个大屋子里，每人一把算盘，大家一起噼里啪啦地打。
那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全城的会计在年底查账呢，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比战场上的枪声还密集。
为了保证准确，必须分两组人背对背算，得出的结果要是一模一样，那才算过关；要是有个小数点对不上，对不起，所有人通宵重算，直到对上为止。
黄旭华那时候经常手里拿着一把计算尺，跟在大家后面核对，眼睛熬得通红，头发也是那时候开始一把一把地掉。
海岛上的环境也是恶劣得要命，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一年到头刮大风，沙子打在脸上生疼。
吃的是罐头咸菜，住的是简易房，有时候连淡水都喝不上。
可就是这帮人，靠着算盘和玩具，硬是把那个几千吨重的钢铁巨兽，从纸上一点点变成了真家伙。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黄旭华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熬成了满头白发的中年人。
这中间有多苦，咱们就不细说了，光是那个精神压力，就能把一个正常人逼疯。
但这还不是最疼的，最疼的是心里的那根刺。
03
一九六二年，正是核潜艇研制最较劲的时候，也是黄旭华最煎熬的一年。
海丰老家传来噩耗，老父亲病危。
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老规矩，父亲病重，儿子无论如何得回去见最后一面，这是天大的孝道。
黄旭华拿着那封加急电报，手都在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回去吗？
当时正处在攻关的关键时刻，脑子里的数据全是连贯的，这一走，手头的工作就得停，整个工程可能都要受影响，几百人的心血可能就要被拖慢。
不回去吗？
那就是真正的不孝，这辈子都还不清的债，以后回到家乡，那就是千夫所指。
那天晚上，黄旭华一个人躲在被窝里，把牙齿咬得咯咯响，眼泪把枕头都湿透了。
最后，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电报压在了枕头底下，第二天早上照常出现在了实验室里。
父亲直到咽气，眼睛都还盯着门口，他想看一眼那个最有出息的三儿子，可直到闭眼，都没等到那个人影。
这一下，家里算是彻底炸锅了。
兄弟姐妹们不理解啊，大家聚在灵堂里，看着父亲的遗体，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哭完了就开始骂：“老三这就那么忙？忙到连亲爹死了都不回来磕个头？他是心让人给狗吃了吗？”
就连最疼他的老母亲，心里也有了疙瘩，老太太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在想：我这儿子，是不是真的变了？
村里人的闲话更是像刀子一样：“我看哪，这黄家老三肯定是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敢回来。”
“就是个白眼狼，养条狗还知道摇尾巴呢。”
这些话，虽然黄旭华听不见，但他能想象得到。
这种误解，就像一把钝刀子，在他心里割了整整三十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伤口就往外渗血。
黄旭华也问过自己：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
但只要一闭眼，脑子里浮现出那个还没下水的大家伙，想到国家的海防还是一片空白，他就只能把眼泪擦干，继续跟那些冷冰冰的数据拼命。
他曾经跟同事说过一句话：“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这话听着像是大道理，但你得放在那个环境里去想，那是一个人被逼到绝境后，唯一能让自己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要是没有这股劲儿，人早就垮了。
04
时间一晃就到了一九八六年。
这时候，咱们自己造的核潜艇早就下水了，甚至已经在大海里巡逻了好几年，成了保护国家的定海神针。
虽然还需要保密，但稍微能松口气了。
六十二岁的黄旭华，借着去深圳出差的机会，终于回了一趟阔别三十年的海丰老家。
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当他跪在九十三岁的老母亲面前，磕头如捣蒜的时候，老太太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那种母子连心的感觉是断不了的。
老太太摸着儿子满头的白发，那一刻，她什么都没问。
她没问这三十年你去哪了，也没问你为什么不回来奔丧。
在母亲的心里，只要儿子是个活人，只要还能回来叫一声妈，比什么都强。
但是，这事儿在家族里还没完，兄弟姐妹们虽然面上客气，但心里的那个疙瘩还在：你到底在外面干了啥？为什么这么多年连封信都没有？
直到第二年，一九八七年。
一本叫《文汇月刊》的杂志，被邮递员送到了老太太的手里。
这本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长得吓人的报告文学，题目叫《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文章里虽然没直接点名道姓写黄旭华的全名，但写了一个“黄总设计师”，还写了他的夫人李世英，写了他隐姓埋名三十年，为国家造出了核潜艇的惊天故事。
老太太不识字，就把家里的子孙都叫来，让人一句一句念给她听。
念着念着，屋子里就没声了，只能听见抽泣的声音。
大家听傻了。
这不就是咱们家的老三吗？
原来这三十年，他没去享福，也没去坐牢，更不是什么白眼狼，他是在干这种连名字都不能提的大事！
他是在给国家造“龙”啊！
老太太听完，坐在椅子上，眼泪顺着皱纹流下来，过了好久，她才把全家人都叫到跟前，说了一句让黄旭华后悔一辈子，也感动一辈子的话：
老太太说：“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谅解。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要有多大的胸怀，受了多大的委屈，才能对消失了三十年的儿子说出这两个字？
这一刻，黄旭华三十年的委屈，终于化解了，这个“不孝子”的帽子，终于摘下来了。
05
你以为故事到这儿就大团圆结束了？
早着呢，更惊心动魄的还在后面。
一九八八年，也就是真相大白后的第二年，核潜艇要进行深潜试验。
这是个玩命的活儿，是核潜艇交付使用前最危险的一关。
潜艇要潜到设计的极限深度，那个深度，水压大得吓人，哪怕是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都要承受一吨多的压力。
如果有一条焊缝没焊好，或者那个“玩具模型”推导出的结构有问题，或者哪个数据算错了，整个潜艇瞬间就会被压扁，变成一张铁饼，里面的一百多号人，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这可不是吓唬人，早在六十年代，美国的“长尾鲨”号核潜艇就是在做深潜试验时，几分钟内解体，全船一百多人瞬间就没了。
那次试验前，咱们艇上的战士们都在偷偷写遗书，有的年轻战士还唱起了《血染的风采》，那种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谁都不想死，但谁都知道，这关不过，核潜艇就是废铁。
就在大家都提心吊胆的时候，六十四岁的黄旭华站了出来。
他在动员会上，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突然说了一句：“我也下去。”
这一嗓子，把在场的人都惊到了。
你是总设计师，你是国宝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负得起这个责？
领导不让他去，同事也不让他去。
但黄旭华那个倔脾气上来了，他说：“我不下去，战士们心里没底。再说了，这东西是我设计的，我有信心，我要是不下去，那就说明我对自己的设计都没把握！”
这也是全世界核潜艇总设计师里，第一个敢亲自随艇下潜的。
这是在拿自己的老命在赌自己的设计啊。
试验开始的那天，潜艇一点点下沉。
一百米，两百米……
随着深度增加，船体外壳因为巨大的水压，开始发出“咔咔”的响声，那声音就像是在嚼骨头一样，在死寂的深海里，听得人头皮发麻，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那是钢板在收缩，在变形。
有的战士紧张得脸都白了，手心里全是汗。
黄旭华就坐在指挥舱里，神色平静，手里拿着本子，还在记录数据，有时候还跟旁边的人开个玩笑。
他的镇定，就像一根定海神针，让大家都稳住了神。
最后，深度表终于指到了那个红色的极限刻度。
没爆！
潜艇顶住了！
那一刻，全船的人都在欢呼，只有黄旭华，手心全是汗，但他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是胜利者的笑容。
【结语】
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咱们看核潜艇，觉得威风凛凛，那是大国的门面。
但黄旭华那一代人，是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用算盘和玩具，硬生生把这门面给撑起来的。
有人问他，亏欠了父母这么多，这辈子后悔吗？
这老头挺有意思，没说什么豪言壮语，也没说什么大道理。
他就说了一句实在话，说如果是为了别的，哪怕是当大官发大财，离家三十年不养父母，那肯定是混蛋，是畜生。
但为了国家，他没办法，他只能选这一条路。
你看，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那股子劲儿。
他们不是不爱家，也不是不想当孝子，只是在那个必须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把家门关上，把国门守住。
而那句迟到了三十年的“谅解”，可能比任何勋章都来得沉重，也比任何赞美都来得珍贵。
这哪是什么白眼狼啊，这分明就是国家的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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