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专家观同：福文化——跨越千年的民族共同追求

观同（民盟中央立项福文化理论研究省部级课题组组长）

“福”——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追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福”是最接地气、也最能引发全民共鸣的符号。不管是春节时家家户户门上贴的红“福”，还是长辈对晚辈“多福多寿”的叮嘱，或是各族群众在节庆里的祈福仪式，“福”都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最朴实的向往。这种向往跨越了朝代更迭，连接了不同民族，慢慢沉淀成了中华福文化。了解福文化的来龙去脉，不仅能读懂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更能找到不同民族共通的文化根基。

观同作品《泰山赐福》

中华福文化的历史形成与早期发展

“福”字的出现，最早能追溯到西周初期。它是由“畐”字加上意符“示”旁演变而来的——“畐”是古代装酒的容器，“示”旁代表祭祀的场合，合起来就是用酒祭祀神灵或祖先，祈求他们降下福佑。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期，酒是稀罕物，有足够的酒就意味着富足，所以“福”最初也带着“物质充足”的意思，后来慢慢扩展到有酒有肉的富足生活。

在西周的金文中，“多福”两个字很常见。比如西周早期的宁簋盖铭文里就写着“用妥多福，世孙子宝”，意思是制作这件礼器祭祀先祖，希望能得到众神庇佑，获得更多福气，让子孙后代永远传承。台北故宫收藏的“西周宗周钟”，记载了周厉王征服南方小国的故事，里面也有“降余多福，福余顺孙”的字样，可见当时“福”已经和家国安宁、子孙兴旺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时期，人们对“福”的理解也在慢慢丰富。西周晚期的铭文里，把福概括为“纯鲁（大大的福气）、通禄（全福满福）、永命（永远活着）、眉寿（高寿）、灵终（寿终正寝）”，这已经初具后来“五福”的雏形。而真正让福文化形成系统理论的，是相传由孔子编定的《尚书·洪范》篇。书中把福明确概括为“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通俗地说就是长寿、富贵、健康安宁、有好品德、善终。

东汉学者孔颖达在《尚书正义》里解释说，这“五福”是人们最渴望的五种福分，而且特别强调“攸好德”——喜欢并践行美好品德，不仅是福的一种，更是获得福的途径。这种“德福一致”的想法，为福文化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也让福文化从最初的“祈神降福”，慢慢转向了“修德行、敬人事”的主动追求。

观同作品《五岳赐福》书法石刻

不同历史时期福文化的演变与应用

（一）春秋战国至秦汉：从思想理念到生活萌芽

战国时期，福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个人，还和家国、家庭紧密联系起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里记载，燕国的蔡泽说“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这句话后来成了很多人的行为准则，也说明“福”已经从个人祈愿变成了对社会和谐、家庭美满的追求。

到了汉代，福文化开始慢慢融入日常生活。当时的建筑构件上已经能看到“福”的印记，比如保存至今的“永受嘉福”瓦当，上面的文字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鸟虫篆，笔画像蔓草、云水一样灵动。“永受嘉福”源自《汉书·礼乐志》里的“永受厥福”，原本是赞美帝王德行的话，后来慢慢成了人们的祈福用语。汉代学者桓谭在《新论》里，还把“五福”概括为“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愿望。

（二）唐宋时期：民俗化发展，“福”走进寻常百姓家

唐宋时期，福文化迎来了民俗化的重要发展，最典型的就是春节贴“福”字习俗的形成。关于贴“福”字的起源，有不少传说，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曾下旨让天下臣民除夕贴“福”字，还有姜子牙封妻为“穷神”，人们贴“福”字驱逐穷神的说法。不过现存最早的明确记载，来自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书中说“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这里的“春牌”就是写在红纸上的“福”字。这说明到了南宋，贴“福”字已经成了家家户户过年的固定习俗。

这一时期，“福”的内涵也更加多元化。唐代的诗词里经常出现“福”的意象，比如“福履千祥集，形仪四牡骄”，表达对他人的祝福；宋代文人则把福和日常闲适生活结合起来，“身安为福，心宽为乐”成了很多人的生活信条。同时，福文化也开始在不同民族中传播，比如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里，也会在祭祀、庆典等活动中融入祈福的元素，虽然形式不同，但对“美好生活”的核心追求是一致的。

（三）明清时期：皇家推动与民间普及，形式更加丰富

明清时期，福文化在皇家的推动下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进一步深入民间。最有名的就是清代康熙皇帝书写的“天下第一福”。传说康熙十二年，孝庄皇太后六十大寿时患病，康熙皇帝为了给祖母请福续寿，亲自书写“福”字，还破例盖上了“康熙御笔之宝”的印玺。这个“福”字很有讲究，把“福”“寿”合二为一，拆解开来还有“多田、多子、多才、多寿、多福”的含义，是“五福合一”的吉祥象征，也被称为“长瘦福”，谐音“长寿福”。

后来这个“福”字被刻成石碑，珍藏在紫禁城内，再后来辗转到了恭王府。也是在恭王府，还流传出了倒贴“福”字的习俗。传说有一次除夕，家丁不小心把“福”字贴倒了，管家赶紧解释“福到（倒）了”，恭亲王转怒为喜，这个习俗后来就从王府传到了民间，人们贴倒“福”字时都会念叨“福到了”，讨个吉利。

明清时期，福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更加丰富。除了贴“福”字，建筑上的砖雕、木雕、石雕里都有“福”的图案，比如蝙蝠（“蝠”通“福”）、牡丹（富贵）、桃子（长寿）组合的图案，寓意“福禄寿喜”；民间的窗花、剪纸、刺绣里也到处是“福”的身影，就连日常的枕头、棉被、餐具上，都能看到“福”字或吉祥图案。同时，不同民族的福文化也进一步融合，比如闽西的客家山歌里有“福满山乡四季春，田园人家喜盈门”的歌词，霞浦的渔民会制作“福海鲜盘”祈福，这些都是福文化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具体体现。

自清代康熙帝御笔“天下第一福”始，历朝皇帝每年在乾清宫持“赐福苍生笔”写福迎春赏赐功臣成为传统，代代相传至今，形成了独特的爱新觉罗皇家写福文化，把福文化传承提升到载入史册的新高度。

历史文化名人对福文化的阐释与主张

除了前面提到的孔子、孔颖达、桓谭等学者，历 史上还有很多文化名人对福文化有深刻的阐释，他们的观点也影响了福文化的发展方向。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在《韩非子》中说“全寿富贵之谓福”，把长寿、富贵当成福的核心，这种观点贴近普通人的朴素愿望，也成了后世很多人对福的基本理解。汉代的董仲舒则从儒家思想出发，强调“积善累德，福应乃至”，认为积累善行、修养品德是获得福气的关键，进一步强化了“德福一致”的理念。

宋代的朱熹对福文化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和《说文解字》中对“福”的解释一致，意思是“福”就是事事顺心、样样齐备。他还强调“家有规矩，福之基也”，把家庭和睦、遵守礼仪当成福气的基础，这也让福文化更加贴近家庭生活。

明代的王阳明则从心学的角度阐释福文化，认为“心即理也，福在心中”，主张福气不是外在的赐予，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这种观点让福文化从“向外祈福”转向“向内修身”，丰富了福文化的精神内涵。而清代的康熙皇帝虽然是帝王，却通过书写“天下第一福”，把“五福合一”的理念具象化，让福文化在皇家和民间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观同作品北京康熙行宫《御福》书法石刻

新时代的福文化价值：民族共认的精神纽带

进入新时代，福文化并没有过时，反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连接不同民族、贴近百姓生活的精神纽带。它的新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福文化是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现在人们对“福”的理解，依然离不开“长寿、健康、平安、富足”这些核心元素，但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比如家庭和睦、子女成才、事业顺利、生态优美等。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这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是一致的。比如福建的闽南地区，春节有“吃福”的习俗，席上必吃豆腐和韭菜，寓意“富贵有余”“长长久久”；闽东的渔民会通过共享海鲜大餐祈福，制作“福海鲜盘”寓意富足；这些习俗虽然地域、民族特色不同，但核心都是对“福”的向往。

其次，福文化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祈福习俗，但这些习俗的核心都是“追求美好生活、向往和谐安宁”，这就为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认同提供了基础。比如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中，常会融入祈福的环节，有的用歌声祈福，有的用舞蹈祈福，有的用特色美食祈福，这些都和汉族的福文化理念相通，成为民族情感共鸣的切入点。

最后，福文化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最吉祥的符号之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现在，福文化不仅体现在传统习俗中，还通过新的形式传播，比如福字文创产品、福文化主题景区、线上“集福”活动等，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福文化。观同把福字刻在名山大川，把福文化传到国外，也是在通过福文化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正如学者所说，福文化要把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中国梦等理念融入其中，借助新媒介、新技术传递传统内蕴与当代价值。

从西周时期的祭祀祈愿，到唐宋时期的民俗普及，再到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中华福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始终围绕着“追求美好生活”这一核心，成为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底色之一。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福”字，更是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们共同的精神守望。在今天，了解福文化的演变历程，传承福文化的优秀内涵，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更能凝聚起民族共通的价值追求，让“福”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福泽中华。

历史文献参考：

1. 《尚书》：尤其是《洪范》篇，是福文化理论的源头，提出了“五福”学说，为后世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史记》：其中《范雎蔡泽列传》等篇章，记载了战国时期人们对“家国之福”的理解，扩展了福文化的内涵。

3. 《说文解字》：对“福”字的字形、字义进行了权威解释，“福，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帮助理解“福”的原始含义。

4. 《汉书》：《礼乐志》中“永受厥福”的记载，是“永受嘉福”瓦当的源头，反映了汉代的祈福理念。

5. 《梦粱录》：南宋吴自牧所著，记载了春节贴“春牌”（福字）的习俗，是福文化民俗化的重要文献证据。

6.《清实录》：记载了清代皇家的祈福活动和康熙御笔“福”字的相关史实，是研究明清福文化的重要史料。

观同简介：

现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中央文化艺术研究院理事 、民盟北京市委历史文化委员会委员、北京皇家福文化博物馆馆长 、一级美术师、爱新觉罗皇家写福文化第十一代传承人；福文化IP概念定义者、写福文化传播体系构建者、省部级福文化主题理论研究立项课题组组长；中国福文化研究与传承领域的领军人和代表性人物之一 。传统文化学者、福文化学术专家、书画家、书画收藏鉴赏家。

福文化理论研究：观同创建了以“说文解福”为主题思想的学术研究体系，追根溯源；把“福”“寿”两个最吉祥的汉字作为探究传统文化的载体。他认为对传统福文化的认知与传播，应该站在时代高度，发掘其理念精髓，体现时代特征，展现其在促进和谐文明发展中的文化魅力与价值。他的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在《浅论中国梦是中华福文化的时代阐释》《发现幸福人生密码》《浅析中华福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等著作和文章中，核心是把传统福文化与新时代的价值理念相结合，让福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观同是首个提出并进行“福文化IP”概念定义的专家学者，为福文化文创衍生和IP构建起到了理论支撑和参考。同时他领衔担任民盟中央立项省部级福文化理论课题组长，是目前福文化主题理论研究作为专项课题研究最高级别。

福文化传播实践经历：观同创建了“写福、送福、说福、解福”的传播体系，通过书法创作、公益活动、福文化主题讲座等多种形式传播福文化。他书写的福字被刻在了八达岭长城、五岳名山（泰山、衡山、恒山、嵩山、华山）五台山、九华山、峨眉山以及雄安新区、北京康熙行宫等近百处世界级旅游文化景区，成为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和传播福文化的载体、艺术丰碑。构建了包括《天下第一等福气》、《南山之寿》、《关公赐福》、《五岳赐福》、《天下第一财》、《平安福》系列等数十个独具历史文化内涵的福文化IP。他还多次受邀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举办《观同说文解福》公益讲座，甚至为十五个国家的留学生传授福文化，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创作的《佛陀赐福》作为国礼镌刻成石碑代表中国赠送给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永久驻立，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也是中国“福”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礼走出海外，被尼泊尔驻华使馆文化中心聘为“中尼文化大使”。

观同以写福传福为使命并作为一生的职业与事业，心无旁骛；被称故宫博物院专家、书画收藏鉴定泰斗单国强先生称为“独树一帜、古今未见其二的写福大家”有写福送福第一人之称；是当代理论与实践并行的福文化引领者。

编辑整理：晓雯（转发请注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