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校被活捉，说出绝密身份：我是902！肖劲光亲自接见

1947年夏，东北战场硝烟弥漫，一道看似普通的命令却引发了一场战局逆转，令国民党军腹背受敌、惨遭溃败。

战斗过后，一位国军少校在解放区被活捉，他却说出自己的绝密身份：“我是902。”

随后，他被肖劲光亲自接见，这位国军少校究竟是谁？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这位国军少校名叫赵炜，1939年夏末，他走进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的大门，他带着一腔热血渴望将来能报效民族。

在黄埔军校潜心学习多年，最终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走出校门，准备奔赴前线，与日寇血战到底，哪怕战死沙场，也绝无怨言。

可现实远比理想残酷，他被分配到第五战区汤恩伯部的13军，驻扎在一个补充团中，负责训练新兵。

连里只有一挺破旧的马克沁重机枪，三个排却只有一个排能凑齐人马，每天的工作不是冲锋陷阵，而是整理名册、操练新兵。

他不甘心，他一度尝试调离，甚至和一位同学一同跑去陕西投靠一位曾在桂林军校任学生总队长的上级。

可这位旧日上级严词斥责他们“为党国服务，不容挑肥拣瘦”，让他们灰头土脸地返回了原部队。

但命运并未就此转向，他在部队里原地踏步，眼看着一个个没有实战经验的军官却凭借关系节节高升，他心中开始有了隐隐的不平。

1940年代初，他调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借住在老同学朱建国那里。

朱建国是他在黄埔时期的密友，性情沉稳，极少谈论政治，但对局势看得极深。

赵炜无意间在他的书桌上翻到几本册子：《论联合政府》《大众哲学》，还有一些印刷粗糙的中共小册子。

那段时间，他白天照常上班，晚上翻阅着那些书籍，像是打开了一扇门，通往从未被允许触碰的世界。

终于，在一个细雨朦胧的午后，赵炜轻声对朱建国说了一句：“我想听你说说共产党。”

那一次的长谈过后，赵炜决定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经过组织派人考察，他成为中共情报员，李克农批准他为“代号902”的情报员。

1946年冬，赵炜身着国民党少校军装，笔挺的领口上别着闪闪军徽，他从容地走进司令部大楼。

大楼二楼是参谋处，拐角便是他掌管的核心位置机密室，他的办公桌不大，却压着整个东北战局的风向。

桌上展开的是一幅巨大的东北战区军事地图，那是由总部手工绘制、每月更新的军用专图。

赵炜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手中的红蓝小旗准确插入地图之上：红旗代表中共部队，蓝旗代表国民党团级以上建制。

每一次调动、集结、驻扎，他都要如外科医生般精细地标注。

外人眼里，他是“业务熟、手脚快、作风细”的优秀参谋，实则，他每落一旗、每添一笔，心中同时在思索的，是如何把这些信息最安全、最快速地传达到陕北的某个电台口令中。

他的职责，是将东北所有团级以上部队的驻地、番号、兵力配置，制成每月一本的“东北态势蓝皮书”。

这本书，不仅通达杜聿明的办公桌，也会经他之手，“改头换面”之后，通过秘密电台，跃进延安的情报部档案室。

有一次，他收到了一份由杜聿明亲笔批复的“辽东剿匪作战计划”。

他不敢用墨水，只能用铅笔轻描，在底纸下垫一页旧报纸，以防字迹透底，然后把这情报悄悄传递出去。

但赵炜所做的最大胆的举动，还不是这些常规情报的传递，而是那一次他亲手制造了一道“假命令”。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他以“探望老同学”为由，搭上了13军司令部的军列，列车刚驶出沈阳南站，他便找到了一位在13军中担任参谋的黄埔同期。

正当两人低语交谈时，车厢尽头，一道严厉的声音划破空气：“你是什么人？谁允许你上来的？”

中将军长石觉，一身戎装，脸色铁青地站起身来。

他的怒意并非因赵炜身份可疑，而是那种根植于国民党上层军官骨子里的傲慢与偏执：一个小小的少校，怎可在他眼前自来熟地坐下说笑？

赵炜立正敬礼，一字一句回答，石觉却连余光都未施予：“下车！”

那一刻，赵炜的拳头在口袋中握紧，回到办公室，他冷静下来，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次“天赐良机”，既然13军将南下参战，为什么不为他们“另备一条路”？

命令从作战科长手中签字，再传至参谋长，最后由电讯处编码发出，几天后，13军奉命急行军穿越林区，进入赵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兰山阵地”。

赵炜心中清楚，那是一座天然的“口袋阵”地形，林密山高，极难突围，而我军早已在该地布下重兵埋伏，只待敌军来投罗网。

果不其然，89师和54师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役，不仅打碎了杜聿明的南攻战略，更迫使国民党在东北全面转攻为守。

1947年，赵炜刚刚从南苑机场降落，身上还带着从沈阳带来的厚厚一叠机密资料，计划着如何将这份国民党东北防御计划交至中共北平接应组织。

按惯例，他会先与组织接头人碰面，再逐级递交情报，可刚刚走出机场，他的直觉就已拉响了警报。

街上多了几个陌生面孔，一辆牌照异常的军车在宾馆门前反复徘徊，仿佛所有人都在搜寻着某个不该出现的人。

赵炜没有立刻前往既定联络点，而是转而去找了老同学纪启仁，在那里，他得知了一个坏消息:朱建国被捕，北平的电台被破，而他也现在处在风暴中心中。

他不敢再回住处，也未去司令部报到，而是躲在未婚妻家中，试图用“休假生病”掩盖踪迹。

第三天下午，他鼓起勇气打了一个电话，拨通了参谋处作战科办公室。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自称是“新来的卢科长”，语气焦躁地问：“你在哪儿？怎么还没回司令部？”

赵炜压下心头的颤动，装作病恹恹地回答：“这几天发烧，在未婚妻家躺着。”

“快回来，有急事找你！”对方试图继续套话。

赵炜草草敷衍几句，迅速挂断，他已然确定：自己已经暴露了。

他没有回头，没收拾任何行李，穿着那身军装，披上外套，迈出未婚妻家的门，头也不回地钻进夜色中。

街头风声鹤唳，他借着夜幕换乘黄包车，沿着铁路方向一路南行，他知道，唯一的退路，是穿过浑河，抵达辽南解放区。

在途中，他冒雨奔走十余里，终于在林中小道碰上了我军的游动哨。

几个解放军士兵见他穿着国民党军官军装，立刻荷枪实弹将他围住：“站住！举起手来！”

赵炜缓缓举起双手，神情肃穆：“请把我带到连部。”

士兵警惕地将他押送至营地，一路上无人与他说话，直到见到连长，他才挺直腰板，说出了那句他憋在心中多日的话：“我是902。”

短短四个字，如惊雷炸响在营房之内，连长一怔，随即转身传令：“立即电告军区司令部！”

数小时后，赵炜被送至辽南军区，面对司令员时，他第一次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全名、身份、执行过的任务和那些年藏于胸口的所有秘密。

辽南军区司令肖劲光亲自接见了赵炜，在办公室那盏微黄的灯下，肖劲光握住他的手，说道：“你干得很好，我们一直在找你。”

几天后，他被护送至通化，进入中共东北辽东分局，档案被归档、身份被重建、赵炜重新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党内存在”。

而属于“902”的故事，也从此被写进了党史，他开始接受新的岗位、新的任务，但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作为情报系统的核心骨干，在红色战线上延续他的价值。

他熟悉的那些电报格式、兵力表格，在此时发挥了极大作用，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赵炜已经是国家安全系统的资深骨干。

虽然仍属保密人员，但他的事迹被陆续记录、收集，最终成为西柏坡纪念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