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华女国外做痔疮手术后痛到崩溃自杀，痔疮竟然还没治好？

2025年初，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华人社区里，关于“林梅”的故事像阴影一样悄悄蔓延开来。

林梅，59岁，健康的华裔女性，本来身体一直不错。可因为服用降压药，她出现了轻微的便秘和痔疮不适。有人给她推荐了一位自称“微创肛肠手术专家”的医生——Ashwin Maharaj。

原本，她只是想通过手术缓解身体的不适，没想到，这一场手术，竟然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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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林梅再也没过上哪怕一天不疼的日子。走路、坐下、躺下，哪怕一个简单动作都像刀割一样。为了撑下去，她吃了大量止痛药，但因为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体重一下从160磅掉到80磅。

整整18个月，她不停地向监管机构求助，可回应总是遥遥无期。

最终，在无尽的绝望和疼痛中，她选择了离开人世。2025年8月，林梅自杀身亡。

等到警方介入、媒体曝光，人们才发现，这位医生其实早就因为多起投诉被监管机构调查过，却依然照常行医。这个消息一出，加拿大社会震惊又愤怒，关注度之高，近几年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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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医学院背景 + “领先专家”标签

其实，很多人信任这位医生，也不是没有原因。Maharaj 在个人简介里写着自己毕业于美国顶尖医学院，还自称是“多伦多地区领先的微创肛肠/痔疮专家”。

在华人社区里，他也因为“方便、快、不用排队等家庭医生”而被不少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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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开资料和投诉记录显示，情况完全不是表面那么光鲜。很多患者指控他“没有充分告知就做了高风险或侵入性手术”。有人说，他对自费患者和用医保的患者态度完全不同。

即便收到了投诉，被监管机构点名批评“医疗质量不达标”“几乎等同于未经患者同意的实验性手术”，他还是照常行医，继续招揽新患者。

这种看起来光鲜、实际上风险重重的“专家”标签，让不少人放下戒心，最终一步步走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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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显示，2024年3月，林梅在朋友推荐下去找 Maharaj 看痔疮。当时，她选择自费，大约花了1,600加元做所谓的“微创肛肠激光手术”，因为医保不报销。

但手术并没有缓解她的痛苦。相反，疼痛比手术前更厉害，而且还扩散到了直肠以外的地方，包括阴道和尿道。她的生活彻底被摧毁——走路、坐下、躺下都不行，连正常吃饭和睡觉都做不到。

林梅多次向安大略省医生和外科医师协会（CPSO）投诉，强调自己“24小时都在痛”，健康状况远不如手术前，但每次投诉都得不到有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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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折磨中，她试图通过撞墙等方式“分散注意力”——但最终还是没能挺过来。

她死前最后给 CPSO 打过几次电话，表达过自己“承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然而，据家属与媒体披露，监管机构在她最后一次表达自杀念头后，并未及时提供实质帮助或转介心理/危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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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12 名患者正对同一医生提出控诉

其实，林梅的悲剧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2025年底的最新报道，至少有12名患者正在对 Maharaj 提起诉讼或行政投诉，而且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在过去两年里接受了类似的治疗。

投诉内容非常严重：有人说，医生在没有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就做了高风险手术；还有人被做的手术被认定为“过时、不符合规范”；手术后不仅疼痛持续不减，身体功能也严重受损；甚至有患者表示，自己根本没有痔疮，却被做了“痔疮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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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患者提到，手术后反复感染、剧烈疼痛，日常生活变得极度困难；还有人因为长期的痛苦和心理崩溃，向 CPSO 表示自己甚至有自杀念头。

公众开始质疑：为什么监管机构反应这么慢？为什么要等到悲剧发生后才认真处理？很多批评者指出，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次医疗事故，更是制度的失灵。CPSO 早就有投诉记录，也曾调查过，认为 Maharaj 的医疗行为“质量差、不符合标准”，甚至形容是“未经病人同意的实验性手术”。

但在长时间里，他依然能继续行医，招揽新患者，直到大量投诉和悲剧接连发生，监管才真正开始行动。

图源：Facebook

更有患者反映，当她们说自己“痛得受不了”“心理快承受不住”时，监管机构根本没启动紧急心理或危机干预。CPSO 回应说，他们会给表达“痛苦或自杀念头”的投诉人提供资源，还会“加强前线员工培训”。不少家属和患者听了直呼：“受害者都快死了，你们才想着培训？”

换句话说，这起悲剧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暴露了医疗监管体系的系统性问题——对患者投诉处理慢、对医生持续执业监管不力、潜在风险警示机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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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悲剧值得所有人警醒

随着事件的曝光和公众讨论的发酵，多方面呼声涌现：要求监管机关公开历年投诉与调查记录，让公众知情。

多名受害者家属和律师已经提出集体诉讼申请。媒体与法律界开始审视当前的医疗告知同意制度、患者知情权与监管机制是否足够保护弱势群体（移民、语言／文化少数群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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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数族裔群体，比如华人社区来说，这件事敲响了警钟：当“口碑好、看病快”的医生和正规医保系统之间产生冲突时，背后的风险和代价可能非常高。这起案件，不再只是一次医疗事故，更像是一场对加拿大医疗系统的系统性拷问——对患者保护、投诉处理效率、医生资格审查、公信力的拷问。

医疗监管不能只是“被动回应”。投诉和调查机制必须主动出击。如果监管机构只能在收到大量投诉，甚至等到有人因此死亡后才行动，那么伤害早已无法挽回。制度应该有预防机制，一旦出现多起投诉或警示，就应自动限制涉事医生执业。

同时，医疗“名医”“专家”的标签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护身符。毕业院校、名校背景、自称“地区领先”，这些都不能成为医生可以省略详细告知和风险说明的理由。每个患者都有权完全了解手术风险，获得真正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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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监督和透明，是防止悲剧重演的重要武器。把投诉记录、调查进展、医生资质、监管决定都公开，让每个病人、每个社区都能自己判断，而不是只能靠“口碑”去相信。只有透明和问责同时存在，医疗系统才有意义。

在林梅生命最后的18个月里，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有人相信她的痛苦、有人认真对待她的投诉、有人阻止医生继续伤害别人。可惜，没有人做到。直到她离开后，我们才看到围绕她的关注、愤怒、批评和反思。这起事件不应该只是一个痛苦的故事，它应该成为推动制度改革、强化监管、保障患者权益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