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米亚托：为何要向中国学习？关于摆脱贫困与社会差距的反思性引言

印尼要闻

为何要向中国学习？

——关于摆脱贫困与社会差距的反思性引言

作者：塞米亚托·阿吉·普尔万托

（Semiarto Aji Purwanto）

作者系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人类学教授兼院长，任期2021-2025年。

本书在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应对与解决贫困问题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对于印尼读者而言，李小云教授的这部著作，其意义不仅在于展示一个国家的成就报告，更在于呈现一种建设国家的坚定意志与强烈担当：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取向、系统性的治理思路，以及直面最深层现实的勇气与实践，尤其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生活处境。

在印尼的发展叙事中，贫困问题过于频繁地被简化为数字与技术性项目，成为统计反思下的“指标现象”。然而，中国的减贫经验表明，真正的成功不仅需要“可计算”，更需要“可感知”、“可理解”。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超过8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这一成就被诸多观察者称为“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政治工程”。2021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其农村地区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但数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让8亿人摆脱贫困，究竟意味着什么？

李教授的著作中，一个尤为突出的理念是“精准扶贫”。这一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策略，不再仅以地域为划分标准，而是深入到家庭乃至个体层面，对贫困进行细密画像。此种方法使公共政策如同一枚“透镜”：精准对焦、富有同理。然而，中国并未止步于此，还通过教育、激励机制乃至生活方式转型，将文化变迁与社会价值观的塑造纳入整体治理之中。正是在这里，从人类学视角阅读本书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人类学所关注的，并非狭义的“文化”，而是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在贫困议题上，人类学能够拆解一个核心迷思：贫困不仅是经济匮乏的结果，更是权力关系、边缘化进程与历史积淀的产物。正如莫斯（Mosse，2022）在《援助之地的冒险》（Adventures in Aidland）中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专业人士往往带着与地方现实不相契合的技术性定义介入现实。在这一关键节点，贫困群体的声音应当被视为“主体”，而非“对象”。然而在现实中，减贫常常演化为地方机构、国家机器乃至全球性国际组织的“项目工程”。

正如韦弗等（Weaver et al., 2022）与詹姆斯（James, 2022）所论述的，国际官僚体系与捐助机构往往发展出脱离地方现实的自身道德体系和行动逻辑。在此情境中，人类学成为连接贫困群体声音与政策制定桌面的桥梁，它不仅用于“外部观察”，更致力于深入其中，体察贫困者的生命经验，并提出更加具备情境敏感性与伦理自觉的替代方案。这是一种将经验现实转化为“恰切知识”的努力。

要理解贫困，必须将其置于历史与理论的框架之中。贫困究竟是“绝对”的，即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还是“相对”的，即因不平等而产生的匮乏感？卢梭曾指出，不平等始于某个人宣称“这是我的”，并且他人竟然相信了这一说法。马克思则将之理解为生产关系失衡的产物。基思·佩恩（Keith Payne）则强调极端不平等带来的心理冲击。正是在李教授的梳理中，我们重新学习这些关于贫困的基础理论。

在印尼语境中，新秩序时代的发展深受罗斯托（Rostow，1990）“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影响，发展被视为从传统迈向现代的线性阶段。但这一模式后来遭到广泛批评，被认为忽视地方语境，并催生了精英主义的发展模式。正如洛德韦克斯（Lodewijks，1991）所指出的那样，罗斯托模型甚至被用于为国家安全战略辩护，而非单纯服务于民众福祉。与此同时，对经济增长的强调，也促成了以“指标”来定义发展成功的做法。数字成为成功的核心叙事逻辑，而失败的项目同样以数据标注：贫困人口有多少？他们的收入与支出水平如何？

从殖民视角的历史遗产出发，许多人将贫困归咎于“懒惰心态”与“低工作伦理”。然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66）通过“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概念，已为理解贫困提供了新的空间，贫困并非源于“懒惰”，而是因选择受限而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城市语境下）。它同样不是经济增长率中那些停滞或负增长的数字所能概括的。最新的批判中，塞尔温（Selwyn，2024）进一步指出，罗斯托式的发展观在本质上带有去人性化与去情境化的倾向。

本书特别聚焦于中国的减贫战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精准扶贫；第二，自极端贫困地区的人口搬迁；第三，乡村振兴。这些政策在中央与地方的协作下实施，并受到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云南地区河边（Hebian）村成为极具启发性的案例研究，它们展示了国家不仅通过物质援助“在场”，更通过价值观的重塑深度介入社会生活。有关减贫、乡村建设及其带来的社会转型，为我们开启了一种反思视角：减贫必须采取整体性路径，涵盖世界观的更新、社会纪律的重塑，以及物质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深度整合。

那么，印尼呢？印尼同样拥有一系列值得肯定的减贫实践。家庭希望计划（PKH）、乡村基金（Dana Desa）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承诺。库尔尼亚万（Kurniawan，2024）与卡希亚迪等（Cahyadi et al., 2020）的研究表明，有条件现金转移项目（CCT）在提升贫困家庭的教育与健康方面具备显著潜力。然而，挑战仍然存在：制度碎片化、对直接现金补贴的依赖，以及地方经济可持续性的薄弱，依然构成现实难题。在某些案例中，强制性搬迁甚至制造出了新的贫困，因为其并未配套足够的经济准备，例如“粮食基地”（food estate）项目或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对原住社区的冲击。个人与制度层面的机会不平等，也越来越受到印尼经济学者的关注（Suryahadi et al., 2024；Aji et al., 2021）。

李教授通过其详实的田野记录，向我们揭示了中国贫困问题的深层根源，即“制度化不平等”，当机会、资源与所有权被不公正地分配时，贫困便被不断固化。他同时强调，“现代性伦理”应与传统价值实现共存。印尼人类学家如库恩查拉宁格拉（Koentjaraningrat，1982，2021）与苏帕尔兰（Suparlan，1984）亦曾提醒，贫困还关涉文化疏离、象征性边缘化，以及忽视地方语境的发展实践。塔尼亚（Tania Murray Li，2007）基于其在印尼的研究指出，发展项目本身也可能通过剥夺土地与社会资源的方式，反而成为“贫困的制造者”。与诸多发展主义的批评者一样，他们一致主张，应当将“人”，尤其是贫困群体，置于主体位置（Guggenheim，2021），而非仅关注项目成功率、资金规模、官僚策略或指标完成度。

在这一语境中，人类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解释”，更在于“反思”与“改变”。正如当代发展研究所展示的那样，人类学家能够在将地方价值转译为政策语言、以及将政策逻辑带回地方语境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贫困问题，不仅关乎“数据”，更关乎“意义”；不仅关乎“目标”，更关乎“声音”。贫困应被视为一种复杂的生命经验，而非报表中的冰冷数字。

我们也逐渐认识到，贫困至少源于三类因素：其一，是限制性的匮乏，包括对资本、资源、信息等的缺乏，乃至无法获得体面生活所需的各种条件；其二，是源于特定“富裕标准”或“文明标准”的设定，当人们无法达到这些标准时便被定义为“贫困”；其三，在某些无法追赶主流成就的群体中，贫困也可能演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从而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形成所谓“贫困文化”。

李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一种超越单纯定义争论的贫困理论框架，并将其与“现代性”这一外部变量相连接：“在相同文化条件下，个体间的福利差距固然可能源于‘能力’差异，但更可能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现代伦理体系的不协调。理解贫困时，我们必须关注这一语境差异，因为正是这一语境，决定了不同社会中贫困形态的必然差异。”

在他看来，贫困不仅是一种物质匮乏的状态，更是一种综合结构性处境：（1）对获取资源、资本、机会与向上流动可能性的限制；（2）常由现代性与市场经济接受程度的不平衡所引发；（3）由此导致现代伦理与传统伦理的冲突；（4）最终使得原本已处不利地位的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贫困并非一种可以用单一“药方”治愈的普遍状态；它既不只是“不平等”的问题，也必须与全球性力量的介入，尤其是现代性与发展主义，相联系；更重要的是，它必须与“文化”紧密相连。

通过本书精心编织的叙事脉络，读者得以循序渐进地理解中国贫困问题，从整体源头直至具体实践层面。全书以递进式结构展开论述，从概念建构、理论批判，到战略设计与实践路径，旨在不断拓展读者对贫困这一复杂现象的理解边界。叙事不断推进，将贫困呈现为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认知、文化与社会结构交织的结果。李教授并非仅从宏大理论出发，还细致梳理了围绕贫困的神话与语言结构，这体现出其试图在提出解决路径之前，先行拆解既有偏见的学术自觉。读者也被引导进入具体的田野场景，通过带有个人情感温度的案例，直观感受贫困者的生活经验如何被过度技术官僚化的政策体系所忽视。

我们将看到，政策、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张力，如何可能成为阻碍，也可能化为桥梁，推动减贫进程的前行。将河边村的案例安置于全书后段，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叙事策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统计走向生命现实。这一处理方式提出了两点重要启示：其一，贫困是一种多层次、系统性的社会症候；其二，社会变革并非不可能，只要伴随着地方主体的深度参与、富有意义的公共协商，以及直面并重塑对贫困认知方式的勇气。

本书并非意在提供一个可被机械复制的“范式”，而更像是一面跨文化的反思之镜。中国的经验未必能够在印尼情境中完全照搬，但其所展现的精神、勇气与系统性思维，仍极具启发意义。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并不仅是一份技术报告，而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彼此相待的道德与社会反思。减贫不只是国家的任务，它更是一种集体承诺：致力于建构一个理解生活复杂性、尊重人的尊严、并勇于重塑不公结构的社会。

尤为引人深思的是，李教授呼吁我们每一个人，从个人的伦理承诺出发，推动贫困的消解，并将这种个人责任转化为社会行动。这一“宣言”将“走出贫困的能力”置于个人主体性之上，而不完全寄望于制度意志，从而为本书画下一个极具思想张力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