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杀十年，堂兄临事退缩，丈夫也靠不住，她自己拿枪为父报仇

01 血溅车站

民国十四年，公历算来是1925年，秋老虎正横。

九月十七这天，安徽蚌埠火车站，这个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冲，见证了一桩足以让整个江淮为之震颤的血案。

往日里挂着时刻表和广告牌的外墙上，赫然悬着一颗人头。

那头颅尚在滴血，发髻散乱，双目圆睁，仿佛凝固了生命最后一刻的惊愕与不甘。

头颅旁，一条刺目的白布长幡垂下，上面用浓墨写着一行大字：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

这几个字，像一把淬了毒的刀，捅进了所有观者的心里。

施从滨，奉系军阀张宗昌麾下的一员宿将，年近花甲，戎马半生，资历在北洋军中也是排得上号的。

军阀混战，成王败寇，本是寻常事。

可败了就是败了，或囚或放，自有不成文的“江湖规矩”，鲜有如此赶尽杀绝的。

偏偏，他施从滨，落到了对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手里。

彼时的安徽，是块流着油的肥肉，谁都想上来咬一口。

施从滨奉了“狗肉将军”张宗昌的将令，前来迎战孙传芳，却不想时运不济，兵败如山倒，成了阶下之囚。

孙传芳的司令部内，灯火通明。

看着阶下这位胡须花白、满身狼狈的“老前辈”，孙传芳心中那股积郁之气，化作了难以言喻的舒坦。

他端着茶盏，轻轻吹了口热气，眼皮都未曾抬一下，只轻飘飘地吐出四个字：“立即斩决。”

此话一出，满堂皆静。

孙传芳的部下们面面相觑，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个参谋壮着胆子上前一步，低声劝道：“总司令，军阀内战，向无杀降之理。施从滨在军界也算前辈，不如先押解南京监禁，日后再做处置？”

另一个部将也附和：“是啊，总司令，即便要杀，也该先审一轮，罗织些罪名，也好对外界有个交代。”

可孙传芳要的就是没交代。

他放下茶盏，发出“当”的一声脆响，冷笑道：“江湖规矩？在这东南五省，我孙传芳就是规矩！这正是一次立威的绝佳机会，错过了，不知要等到何时！”

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加重了语气：“所以，施从滨必须死。不但要死，还要死得难看，死得天下皆知！”

命令传下，无人再敢多言。

当晚，施从滨便被押赴蚌埠车站旁的一块空地。

没有审判，没有罪名，只有一把闪着寒光的钢刀。

人头落地后，孙传芳下令，将施从滨的头颅高悬于蚌埠火车站，示众三日。

并且，家人不得收尸！

这已经不是战争，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戮与羞辱。

孙传芳要用施从滨的血，来浇灌他权力的根基；要用施家的颜面扫地，来震慑所有潜在的对手。

这杀人诛心的暴行，如同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施家每一个人的心上。

消息传回施家，举家恸哭。

尤其是施从滨的大女儿，年方二十的施谷兰。

在她的世界里，父亲是天，是山，是那个在封建礼教的漫天尘埃里，为她撑起一片晴朗天空的巨人。

那是什么年代？

民国初年，前清的辫子虽然剪了，可盘在人们心里的封建糟粕却根深蒂固。

“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是正途”的论调，依然是社会的主流。

可施从滨偏不信这一套。

他不顾夫人和亲友的劝阻，坚持让女儿读书识字，明辨是非。

旁人家的闺女，或是大字不识，或是略通文墨便待字闺中，而施谷兰，却拥有自己的家庭教师，一对一地教授国文、算术。

后来，更是被父亲送进了天津师范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仅仅是这份尊重与栽培，就足以让施谷兰将父亲敬若神明。

可如今，这位她最亲最敬的人，却被枭首暴尸，死无全尸，连魂魄都不得安宁。

悲痛、愤怒、仇恨，像三条毒蛇，疯狂地啃噬着施谷兰的心。她冲进书房，颤抖着手研墨铺纸，提笔写下一首血泪凝成的诗：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枭首灭人情；痛心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写罢，泪水已然浸透了宣纸。

然而，当最初的激愤褪去，冷静下来的施谷兰知道，报仇二字，谈何容易。

此时的孙传芳，势力范围横跨浙、闽、苏、皖、赣五省，已是直系军阀中最炙手可热的实力派人物。

他大权在握，生杀予夺，谁敢与他为敌？

父亲施从滨的下场，就是最鲜血淋漓的警告。

孙传芳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为了立威而斩下的那颗头颅，会激起怎样一股不计后果的复仇烈焰。

他更想不到，那只被他视为可以任意欺凌的雏鹰，总有羽翼丰满，搏击长空的那一天。

噩耗传来的第三天，孙传芳派了一小队士兵，耀武扬威地开到了施家大宅门口。

美其名曰“监视”，防止家属偷偷收尸，实则是将羞辱进行到底，要在施家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领头的排长是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带着兵痞特有的骄横，堵在门口，不让任何人进出。

宅内哭声一片，下人们个个噤若寒蝉。

就在这时，紧闭的院门“吱呀”一声开了。

施谷兰一身素缟，面无血色，但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带着一股洞穿人心的冷冽。

她独自一人，平静地走了出来，手中捧着一个紫檀木的匣子。

那排长见出来个年轻女子，愈发嚣张，怪笑道：“怎么？想出来给你爹收尸？告诉你，没我们总司令的命令，谁也别想！”

施谷兰没有理会他的叫嚣，只是缓缓打开了木匣。

匣子里，是一枚精致的象牙名片夹，和一支派克钢笔。

她举起匣子，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掷地有声：“这，是我父亲生前最爱之物。他曾教我，军人当有风骨，胜，要胜得光明磊落；败，也要败得有尊严。孙传芳以五省之兵，胜我父一旅之师，本就是胜之不武。如今更辱及老将尸骨，此等行径，非大丈夫所为！”

她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士兵，继续说道：“你们也是扛枪吃粮的军人，他日沙场之上，谁能保证自己不做阶下之囚？若天下人人都学孙传芳，你们的妻儿老小，又将情何以堪？”

一番话，说得在场的士兵们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那骄横的排长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

最终，他只得悻悻地挥了挥手，带着手下退到远处监视，再不敢上门挑衅。

施谷兰转身回府，关上大门，背靠着冰冷的门板，身体才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她知道，这只是开始。

02 所托非人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社会里，一个女子要想办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尤其是报仇雪恨这种事，能仰仗的无非是父兄、夫君。

施谷兰虽读了新学，骨子里流淌的，却还是这千百年来的血脉。

她将复仇的第一步棋，落在了父亲的老上司，“狗肉将军”张宗昌的身上。

施谷兰深知，此时孙传芳势大，仅凭施家孤儿寡母，无异于以卵击石。

要想报仇，必须借势，借奉系的势，借张宗昌的刀。

她先是写了一封血泪陈情书，派人送往济南。

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想来也是，张宗昌刚刚在前线吃了败仗，灰头土脸地退回山东，哪有心思去管一个已死部下的家事。

寻常女子，至此或许就已心灰意冷。

但施谷兰不是。

她当机立断，带着羸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北上济南的火车。

张宗昌的督军府，门禁森严，远比寻常官衙多了几分杀气。

副官见是几个妇孺前来，本想随意打发了事。

可施谷兰早有准备。她不哭不闹，只是从怀中取出一张名片，冷冷地甩在副官面前。

那名片上，印着“陆军中将施从滨”的字样。

“家父为张督办血洒疆场，尸骨未寒。今日我等前来，不是乞讨，而是讨一个公道！”

她声音清脆，目光如炬，“督办若是不见，怕是会寒了麾下所有将士的心！”

这话的分量，一个小小副官掂量不起。

他不敢怠慢，只得匆匆入内通报。

帅府大堂之内，张宗昌正自烦闷，听闻施从滨家眷找上门来，本想不见。

但听了副官转述的那番话，心里却咯噔一下。

他张宗昌可以混账，可以治军无方，但“义气”这块招牌不能倒。

见到张宗昌后，施谷兰不卑不亢，递上早已写好的呈文。

她的要求，条理清晰，字字都敲在关键之处：

第一，为家人求生路。父亲的抚恤金，必须一次性结清，施家要迁居天津租界，远离战火纷扰。

第二，为两位弟弟搏未来。要送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学成归来，方能重振家业。

第三，为父亲报仇做准备。要破格提拔自己的堂兄施中诚为团长，继承父亲的衣钵。

这三条，看似是为施家谋私利，实则环环相扣，最终都指向了“复仇”二字。

张宗昌听罢，心中暗自点头，这个女娃不简单。

抚恤金是应有之义，送两个孩子留洋也花不了几个钱，至于提拔一个团长，更是他一句话的事。

用这点微末的代价，收拢了部下人心，也算划算。

于是，张宗昌痛快地答应了。

施谷兰的计划里，堂兄施中诚是复仇大计中最重要的一环。

施中诚自幼被父亲施从滨收养，视若己出，情同父子。

在伯父的灵堂上，他曾当着众人的面立下重誓：“不提孙传芳之头颅祭奠伯父，我施中诚誓不为人！”

他还紧紧握着施谷兰的手，信誓旦旦地说：“堂妹，我主外，你主内，咱们齐心协力，定要为伯父报此血仇！”

有了这句话，施谷兰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她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位血气方刚的堂兄身上。

起初，一切都按照她的设想在走。

施中诚靠着张宗昌的提拔和自己的钻营，官运亨通。

1926年晋升团长，不过三年，又坐上了烟台警备司令的宝座，一时手握重兵，成了胶东半岛响当当的人物。

而另一边，孙传芳的运势却是急转直下。

称雄东南五省不过一年光景，便迎头撞上了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的铁拳。

几番大战下来，孙传芳被打得节节败退，损兵折将。

到了1928年，他的大军在山东被彻底歼灭，势力土崩瓦解，只得仓皇下野，做了个寓公。

复仇的最佳时机，终于到了！

以施中诚当时的权势，要刺杀一个失势的军阀，简直易如反掌。

施谷兰激动万分，立刻写信给施中诚，催促他兑现当年的诺言。

然而，她等来的，却是一盆浇得她透心凉的冰水。

施中诚在回信中，言辞闪烁，大谈自己如今成家立业，家大业大，不愿再寻仇觅恨，以免葬送大好前程，牵连无辜家人。

信的末尾，他还假惺惺地劝慰施谷兰，说女子家应该早点成家，安稳度日，不要总想着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

这叫什么？

踩着伯父的血和堂妹的智谋升官发财，到头来却翻脸不认人，反问一句：您哪位？

施谷兰气得浑身发抖，又悔又恨。

悔自己信错了人，恨施中诚凉薄无义，禽兽不如！

她当即回信，痛骂他：“只知安享富贵，早已将血海深仇抛之脑后”。

信末，她决绝地写道：“我没有你这样的兄长！”

从此，二人恩断义绝。

第一次复仇计划，宣告破产。

希望的火苗被一盆冷水浇灭，施谷兰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她一个二十出头的弱女子，无权无势，就算孙传芳如今落魄了，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

刺杀他，终究还是要借助外力。

思来想去，一个男人的身影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男人名叫施靖公，是父亲旧部的子侄，爱慕施谷兰多年。

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施谷兰说，自己受过施将军的栽培，若有机会，定会为他报仇雪恨！

走投无路之下，施谷兰决定再赌一次。

她与施靖公达成了一个近乎交易的口头协议：只要她肯嫁，他便替她报父仇！

这一次，施谷兰又将希望，寄托在了“丈夫”这个名分上。

婚后，两人从天津移居太原。

整整七年，施谷兰为他生了两个儿子，操持家务，以为只要自己尽到了妻子的本分，就能换来丈夫践行诺言。

然而，她又错了。

男人的誓言，在现实的磨砺下，往往廉价得可笑。

施靖公在官场上屡屡受挫，升迁无望，便将怨气带回了家中。

他开始酗酒、打牌，夜不归宿。施谷兰生二胎坐月子期间，他竟是难得回家一次。

就算被保姆硬拉进屋，也只是瞥一眼襁褓中的儿子，便转身离去，仿佛那不是他的骨肉。

施谷兰的心，一点点变冷，变硬。

终于，在一个深夜，施靖公又一次醉醺醺地回来。

施谷兰没有像往常一样沉默，她拿出父亲的遗像，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上，平静而坚定地问他：

“十年了，你还记得这张脸吗？还记得你当年对我许下的承诺吗？”

酒精和质问，瞬间点燃了施靖公心中积压的懦弱与羞恼。

他沉默良久，才悠悠地吐出一句：“那些不过是七八年前的旧话，你何必旧事重提……这年头，谁打仗不死几个人？要是个个都像你一样去报仇，那还得了？”

这话术，与堂兄施中诚的回信，何其相似！

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3 解放双脚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初夏，一列从太原开往天津的火车，载着一个心如死灰的女人和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

这个女人，就是施谷兰。

回到天津娘家的第二天，她没有去拜访亲友，也没有沉浸在失败婚姻的悲痛中，而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家人都大为震惊的决定——她要去医院，“拆”了那双缠了二十多年的小脚。

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复仇之路，道阻且长，少不了四处奔走，打探消息。

一双被束缚的脚，如何能支撑起一颗不羁的复仇之心？

解放双脚，便是解放自己。

这是她与过去彻底决裂的仪式，也是为未来那场惊天刺杀，做的第一个，也是最痛苦的一个准备。

天津城里，有家私人医院，专做“放足”手术。

医生坦言相告，许多时髦的阔太太都曾来尝试，但大多半途而废。

因为“放足”之痛，不亚于分娩，且非一蹴而就，需历经六次手术，将已经变形的脚骨和筋腱，一点点地重新拉直、矫正。

施谷兰听罢，只是平静地看着医生，说：“马上做，我受得住。”

手术台上，每一次切割，每一次牵引，都像是用烧红的烙铁在骨头上反复碾压

。施谷兰死死咬住嘴唇，任凭冷汗湿透了衣衫，却未曾发出一声呻吟。

她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这点痛，比起父亲被枭首示众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

手术过后，便是更为漫长而痛苦的康复。

她逼着自己用十个脚趾头着地，穿着特制的圆头布鞋，像个孩童一样，从头学习走路。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

待到走路平稳后，她又立刻开始练习跑步。

在那个女子讲究“行莫回头，语莫掀唇”的年代，一个少妇在自家院中气喘吁吁地奔跑，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但施谷兰不在乎，她要锻炼的，不仅是体能，更是意志。

与此同时，那个她日思夜想的仇人——孙传芳，也正在天津城里“养老”。

九一八事变后，这位曾经的五省联帅，嗅到了日本人身上那股危险的气息，便带着全家老小，躲进了天津的租界里，过起了低调的寓公生活，再无东山再起之心。

这个消息，对施谷兰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的一缕曙光。

首要任务，是找到孙传芳。

她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听，只能像个猎人一样，在茫茫人海中，搜寻猎物的蛛丝马迹。

一日，她途经一处街边的算命摊，无意中瞥见算命先生的玻璃镜框里，贴着许多名人的旧照片，作为招揽生意的噱头。

出于一种猎人般的直觉，她停下脚步，谎称要为亲戚算上一卦，借机细看那些照片。

在一张早已泛黄的合影背后，她看到了三个用毛笔写的、几乎快要模糊的字：

孙！传！芳！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她强压住内心的狂跳，不动声色地指着照片中的孙传芳，对算命先生说，这是她家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长辈，愿出高价买下这张照片。

有了照片，只是第一步。

施谷兰知道，时隔多年，孙传芳的样貌定有改变，必须亲眼见到本人，才能万无一失。

没想到，机会很快又送上门来。

施谷兰的大儿子，在天津一所著名的幼儿园读书。

一天，孩子回家后，天真地告诉母亲，班里新来了一位姓孙的女同学，听老师说，她的父亲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大人物……姓孙……此时蛰居天津……

一道电光石火，瞬间击中了施谷兰的脑海。

难道会是他？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施谷兰借着接送的机会，从老师嘴里套出了那位同学的家境情况。

那位姓孙的女同学，名叫孙家敏。

她的父亲，正是孙传芳！

施谷兰又惊又喜，仇人，竟离自己如此之近！

老师还在无意中透露，孙家敏就住在“法租界甘总领事路32号”。

告别老师后，施谷兰立刻赶往那个地址。

可当她走进那栋漂亮的洋房时，心却猛地沉了下去——大门口赫然挂着一块“招租”的牌子。

整个人，像是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难道，就这么晚了一步？

她没有就此离去，而是在屋外徘徊片刻，决定再碰碰运气。

她看到一个像是副官模样的人正在接待看房客，便心生一计。

她整理了一下衣衫，装作一副真心想租房的富家太太模样，上前与那副官攀谈起来。

施谷兰举止端方，谈吐温婉，对房子的格局、采光问得极其细致，那副官见她确有租房意向，便毫无防备之心。

在巧妙的周旋与旁敲侧击之下，施谷兰不仅套出了孙家最新的住址——“英租界20号路”，还打探到了孙传芳的日常习惯和安保情况等关键信息。

告别副官，施谷兰立刻转头去了新地址。

只见那是一处更为森严的宅邸，四周院墙高耸，上面还拉着电网，两扇厚重的铁门紧闭，两侧皆有警卫严守。

硬闯，绝无可能。

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

施谷兰的目光，再次落在了孙家敏的身上。

开学典礼那天，施谷兰牵着儿子，站在礼堂门口。

很快，大儿子便指着一辆缓缓驶来的挂着蓝色车篷的轿车，兴奋地对母亲说：“妈妈，看！那就是孙家敏常坐的车！”

等车停稳，一个保姆拉着孙家敏走了下来。

施谷兰的目光却死死锁定了那块车牌——1039。

典礼上，施谷兰特意坐在孙家敏旁边，对她关怀备至，又邀请她周末来家中玩耍。

小姑娘却沮丧地摇摇头：“我周末不能随便出门的。”

但她又补充道：“不过，父亲母亲喜欢看电影、听戏，每周六晚上会带我出去解解闷。”

妙啊！电影院、大戏院，光线幽暗，人声嘈杂，不正是刺杀的绝佳场所？

自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天津几大戏院的门口，时常会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

她几乎场场都买票入内，却总是提前退场，守在门口，借着散场的灯火，悄悄地用目光比对着每一个走出来的中年男人。

她要将那张照片上的脸，与现实中的人，一一对应，绝不能认错仇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35年的中秋节晚上，施谷兰在法租界光明电影院门口，再次看到了那辆车牌号为1039的汽车。

电影散场时，人群蜂拥而出。

施谷兰紧张地跟在孙家敏身后。出门后，孙家敏被一对中年男女接上车。

那男人年近五十，戴着一副墨镜，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就是他！

施谷兰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她死死地盯着那张脸，将他的形态、轮廓、神情，深深刻入脑海，融入骨血。

一股热血直冲头顶，她恨不得立刻冲上前去，与他同归于尽。

可理智死死地拽住了她。

她看到，孙传芳身边始终有警卫护卫，此时上前肉搏，无异于飞蛾扑火。

不，不能冲动。

十年的等待，不能毁于一旦。

施谷兰不甘心地看着那辆1039号汽车消失在夜色中，回到家中，彻夜难眠。

她起身，再次铺开宣纸，拿起毛笔，写下了一联五言对偶句：翘首望明月，拔剑向青天。

随后，她又在“翘”和“剑”两个字下，重重地落下了两个墨点。

复仇的利剑，即将出鞘。

04 佛门设局

亲眼见到了孙传芳，复仇的目标变得无比清晰，但也让施谷兰陷入了新的困局。

孙传芳的宅邸，戒备森严如铁桶一般，强攻无异于自寻死路。

如何在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

这成了她日夜思索的难题。

她设想过许多方案。

比如，去孙家应聘佣人或是家庭教师。

只要能混进那座铜墙铁壁，总能找到下手的机会。

可是，像孙传芳这样的人物，家中所用之人，大多是亲信旧部推荐，绝不会轻易招纳来路不明的外人。

又比如，在他家门口摆个小摊，卖些针头线脑，以此为掩护，静待时机。

可孙传芳出入皆是轿车，风驰电掣，她一个弱女子，站在路边，就算手持利刃枪械，又怎能保证一击即中，让他绝无生还的可能？

她甚至打听到，农历八月十七，是孙传芳岳母的大寿，孙府将大宴宾客。

这似乎是个混进去的好机会。

可转念一想，寿宴之上，人多眼杂，宾客如云。

仓促开枪，极易误伤无辜，也无法保证能精准地结果了孙传芳的性命。

复仇，不是一时的匹夫之勇，而是精密的谋划。

她要的，不是一场混乱的枪战，而是一次精准的、无可挽回的刺杀。

计划一时陷入了停滞，施谷兰的内心也变得焦灼起来。

转眼到了1935年10月8日，农历九月十一，是父亲施从滨遇害十周年的忌日。

这一天，施谷兰起得很早，独自一人带着纸钱，来到日租界的一座观音寺。

深秋的天津，寒意已浓，寺庙里香客稀少，显得格外冷清。

她跪在蒲团上，听着僧人们低沉的诵经声，将一沓沓纸钱投入火盆。

火光映着她满是泪痕的脸，十年的辛酸、屈辱、等待，在这一刻尽数涌上心头。

父亲离开她，已经整整十年了。

这十年，她信错了两个人，走错了两条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仇人，却发现他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

也许是她哭得太过伤心，一位正在念经的老和尚走了过来，双手合十，低声劝慰。

施谷兰抬起泪眼，啜泣道：“师父，烧纸念经，不过是尽子女的一点心意，说到底，还不是迷信吗？”

老和尚却摇了摇头，缓缓说道：“施主此言差矣。若真是迷信，又怎能传世千年？你看如今的那些大人物，譬如前总理靳云鹏，还有那位孙传芳将军，不也都笃信我佛，成了虔诚的居士吗？”

“孙传芳”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施谷兰的耳边炸响。

她猛地抬起头，一把抓住老和尚的衣袖，急切地问道：“师父，您是说……孙传芳也信佛？”

和尚被她的举动吓了一跳，但还是点了点头，郑重地说：“正是。东南城角有处‘居士林’，两年前刚刚修缮开放。林长便是靳云鹏先生，而孙传芳将军，正是理事长。他们每周都会去那里诵经听法，很是虔诚呢。”

施谷兰瞬间止住了哭泣。

那一刻，她觉得，这或许不是什么巧合，而是冥冥之中，佛祖为她指明了一条复仇之路。

第二天，施谷兰打开收音机，一则广播更是印证了和尚的话：“……孙理事长将于今晚七时，在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宣讲佛法……”

当晚，施谷兰便守在了电台之外。

果然，节目结束时，她看到了那辆熟悉的1039号汽车。

孙传芳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下走了出来，坐上车扬长而去。

现在，她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孙传芳确实信佛，也确实是居士林的理事长。

那么，只要她能进入居士林，便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他！

施谷兰随即来到居士林。

一位负责接待的女居士告诉她，加入居士林的手续很简单，只需填写一份志愿书，再缴纳一元钱的会费即可。

施谷兰接过志愿书，在姓名一栏，工工整整地填上了“董惠”这个假名。

她得到了一枚小小的林友证章。

从那天起，她便可以自由出入这片佛门清净地。

经过几天的观察，她也彻底摸清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周六，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前来诵经。

很多人都说，孙传芳“皈依佛门”，不过是做给世人看的一场戏。

一来是向当权的国民政府表明心迹，自己已无意政治，不会被任何势力利用；

二来也是想广结善缘，博个“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的好名声。

可在施谷兰看来，孙传芳那道貌岸然的诵经声，不过是在借佛祖之名，来掩盖他几十年来犯下的滔天罪恶。

刺杀的地点、时间、人物，都已清晰明了。

复仇的计划，在她的脑海中逐渐成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就在父亲十周年忌日的当晚，施谷兰回到家中，彻夜未眠。

她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反复推演着每一个细节。

天亮时，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她对家人正式宣布：从今日起，自己改名为——施剑翘。

一柄即将出鞘的复仇之剑。

她还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大利和二利，也改了名字。一个叫“佥刃”，一个叫“羽尧”。

“佥刃”、“羽尧”，合起来，正好是她的新名字——“剑翘”。

这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更是她完成最终蜕变的宣言。

她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他人的施谷兰，而是化身为一柄为父报仇、替天行道的利剑。

从此，世间再无施谷兰，只有施剑翘。

05 惊天一刺

自改名“施剑翘”的那一刻起，复仇的机器便开始高速而精密地运转起来。

她不再是一个被仇恨驱动的弱女子，而是一个冷静、果决的总设计师，为即将到来的惊天一刺，做着万全的准备。

首先，是武器。

刺杀，终究要靠枪。

施剑翘曾托人暗中购买，却始终没有门路。

正当她为此发愁时，转机却意外地出现在家中。

弟弟施则凡在整理旧物时，偶然从一个箱底翻出了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弹。

原来，这是他一位同学离津时，暂时寄放在施家的。

这简直是天意。

施剑翘当即决定，就用这支枪，去了结那段长达十年的血海深仇。

她从小就胆大，父亲施从滨常在枕下放着配枪防身，她没少偷偷拿来把玩，对于如何装填子弹、打开保险、扣动扳机，早已烂熟于心，无需过多练习。

其次，是家人。

她必须确保自己的复仇，不会牵连到任何一个亲人。

当时，最小的弟弟施则凡已从日本士官学校学成归国，同样是一腔热血。听闻姐姐的计划，他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日本军刀，发誓要与姐姐同去，手刃孙传芳。

但施剑翘冷静地制止了他。

她对弟弟说：“为父报仇，长姐为先。若我此行失败，再由你们兄弟继续。施家，不能一日无后。”

她用不容置喙的语气，让施则凡带着尚不知情的母亲，即刻动身前往南京暂居。

至于自己的一双幼儿，她也留下了一笔钱，郑重地托付给了妹妹施韧兰照看。

了却所有后顾之忧，她才能心无旁骛，踏上这条不归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行动细节。

施剑翘以“董惠”的身份，又参加了三次居士林的道会。

她不是去听经，而是去做一个冷酷的观察者。

她细心记下每一次孙传芳固定的座位，观察他身边的警卫有几人，站位如何，以及从哪个角度开枪，才能确保一击毙命，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误伤他人。

她甚至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件深色的大衣，衣襟内侧缝了一个恰好能装下一支手枪的暗袋。

为了在刺杀成功后，能第一时间将真相公之于众，她还买来一台小小的油印机，亲自刻版、油印了六十多份传单和《告国人书》。

传单上，清晰地写着自己行刺的原因。

她甚至还特意去相馆，拍了一张半身标准照，以供事后新闻界使用。

每一步，都周密到了极致。

她要的，不仅是孙传芳的命，更是这场复仇在道义上的完胜。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施剑翘决定不再等待，夜长梦多。

日子，就定在11月13日，星期三，居士林照常有道会的这一天。

11月12日晚，天津城静谧无声。

施剑翘几乎彻夜未眠。

她反复检查着手枪、传单，在脑海中一遍遍地预演着第二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

天亮时，她走出家门，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但眼神却异常平静。

1935年11月13日，天津，下起了微雨。

湿冷的天气让施剑翘的心头掠过一丝不安。

她担心，这样的天气，孙传芳或许会取消去居士林的行程。

她一连往居士林打了两个电话询问，对方的答复都很模糊，只说今日道会照常举行，但孙理事长是否会来，他们也不清楚。

不能再等了。

午后，她决定亲自去居士林，碰碰运气。

阴冷的秋雨，让居士林这座佛门净地更添了几分萧瑟。

佛堂内早已燃起了火盆，驱散着寒气。

施剑翘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一颗心悬在了嗓子眼。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就在她几乎快要绝望的时候，一辆熟悉的、挂着蓝色车篷的轿车，缓缓停在了居士林门口。

车牌号，正是1039！

孙传芳来了。

其实，出门前，他的妻子也曾劝他，雨天路滑，不如今日就不去了。

可他说，已经与林长靳云鹏约好，不好爽约。

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

孙传芳身着一袭黑色的海青居士服，在一众人的簇拥下，缓步进入大殿。

见到目标出现，施剑翘立刻借故起身，离开了居士林。

她不能让任何人，把自己和即将发生的血案联系在一起。

她在路边拦下一辆黄包车，飞速赶回家中，从藏匿处取出准备好的手枪和传单，小心地藏入特制的大衣内。

当时，保姆正在给两岁的儿子喂饭。

孩子看到母亲，奶声奶气地喊了几声“妈妈”。

施剑翘的心猛地一颤，但她没有回头，甚至没有片刻的停留，毅然决然地再次坐上车，奔赴那个她早已选好的刑场。

下午三点半左右，施剑翘回到居士林。

此时，富明法师正在大殿中央讲经。

殿内座无虚席，东边是以靳云鹏为首的男居士，西边则是女居士。

孙传芳，就坐在西边第三排的位置上，垂目倾听，神情肃穆。

众人屏息凝神，只有法师的诵经声在佛堂内回荡。

施剑翘坐在孙传芳身后几排，靠近火盆的位置。

她的心猛烈地跳动着，像要从胸腔里撞出来。

全身大汗淋漓，鬓角的头发已被浸湿。

她知道，此时开枪，距离太远，且容易被前面的人挡住，风险太大。

突然，她看到前几排有个空位。

她深吸一口气，故意提高声音，对旁边的人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燥得慌。我瞧前面还有个空位，可否坐到前面去？”

旁边的女居士不明所以，点了点头。

她如愿以偿地坐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过半米之遥。

那一刻，施剑翘笑了。

紧接着，复仇开始。

她迅速从大衣内袋中抽出勃朗宁手枪，打开保险，对准孙传芳的后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砰！”

第一枪，子弹精准地从他的右耳后方射入。

孙传芳哼都未哼一声，身体便软软地倒在了椅子上。

“砰！”

第二枪，打在他的脑后。

“砰！”

第三枪，射穿了他的后背。

三声枪响，接连响起，在庄严肃穆的佛堂内，显得格外刺耳。

每一枪，都命中要害。

孙传芳当场毙命。

开枪的瞬间，施剑翘的手微微有些抖，心里有一种混杂着害怕与痛快的奇特感觉。

随后，她又觉得有些恍惚，自己……竟然真的凭借一己之力，杀了孙传芳？

直到周围人群的惊叫声、哭喊声、桌椅被撞翻的声音，才将她拉回现实。

是的，父亲的血海深仇，终于报了！

她的脸上恢复了惊人的平静，从容地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传单，一边向空中抛洒，一边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

“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

“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任何无辜之人！”

“你们可以带我到警察局自首！”

此时，整个佛堂已乱作一团，人们惊恐地四散奔逃，无人敢回应她。

她的手中，还握着那支冒着青烟的手枪！

施剑翘见状，只好自己走到居士林的电话室，拿起电话，亲自给警察局打电话自首。

闻声赶来的巡警，将这个镇定得有些可怕的女人带走了。

直到这时，那些惊魂未定的人们，才敢颤抖着捡起地上的传单。

只见上面写着：

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二、详细情况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署名：报仇女 施剑翘。

旁边，还按着一个清晰的红色指印。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持枪杀人的“歹徒”，竟是一位十年磨一剑的复仇孝女！

大仇得报，施剑翘心愿已了。

她早已做好了接受法律制裁，甚至被孙家报复的最坏打算。

只是她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三声枪响，将会在全国，掀起一场何等巨大的舆论狂潮。

06 情理之辩

佛堂里的三声枪响，像一颗投入湖心的巨石，在中国这片广袤而复杂的土地上，激起了滔天巨浪。

“军阀孙传芳天津遇刺，凶手竟是十年复仇孝女！”

天津、北平、上海的各大报馆，如纷纷将此事作为头版。

一时间，施剑翘的名字，连同她那张印在传单上的清秀照片，传遍了大江南北。

舆论几乎在一瞬间，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朴素的正义观。

他们或许不懂什么现代法理，但他们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他们或许不关心军阀混战的旧事，但他们能共情一个孤女十年卧薪尝胆的艰辛。

在茶馆酒肆，在街头巷尾，施剑翘的故事被演绎成各种版本的评书话本。

她不再是一个杀人犯，而被塑造成了一个集孝、义、勇于一身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这场即将到来的审判，早已超越了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演变成了一场关乎国法与人情的世纪大对决。

案发三天后，孙家向天津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

一场载入民国司法史的庭审，正式拉开帷幕。

双方都请来了当时法律界的顶尖人物，堪称“豪华律师团”。

孙家聘请的是著名律师孙观圻。

此人曾留学日本，历任大理院推事、北平地方法院院长，是法律界的实战派精英。

而施家这边，更是幸运地得到了大律师余棨昌的无偿援助。

余棨昌是北平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桃李满天下，许多法官、检察官都是他的学生。

就连孙观圻，私下里见到他，也得恭恭敬敬地称一声“前辈”。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亲自下场，足见当时汹涌的民意，已经渗透到了法律界的最高层。

1935年11月17日，天津地方法院正式开审此案。

凌晨五点，天还未亮，法院门口就已挤满了前来领取旁听证的民众，人头攒动，盛况空前。

法庭之上，一场精彩绝伦的“情”与“理”的交锋开始了。

施家律师团队火力全开，从四个角度为施剑翘辩护：

其一，论自首。他们强调，施剑翘行刺后并未逃跑，而是散发传单，公开宣告，并主动打电话报警，完全符合“自首”情节，依法应当减刑。

其二，论动机。他们指出，施剑翘杀人，是出于孝心的“激愤”，面对杀父仇人，一时情难自已。根据当时刑法，“犯罪之情状可悯恕者，得酌量减轻其刑”。

其三，引经典。余棨昌引经据典，搬出了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中的“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他慷慨陈词，施从滨未经任何审判即被残杀，属于“不受诛”，施剑翘无法依靠国家法度报仇，只能私下复仇，其行可悯，其情可原。

其四，诉道德。余棨昌最后更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难道，‘百善孝为先’这句古训，在今天的法庭上已经不再适用了吗？此案难道不应该因为一个‘孝’字，而得到充分的同情吗？”

一番话说得旁听席上群情激愤，热血沸腾。

压力，瞬间给到了孙家律师这边。

孙观圻等人虽然额头冒汗，但依旧沉着应战，从现代法理的角度，对施方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冷静而有力的反驳：

首先，战争罪责。施从滨死于军阀混战，这是战争行为，不能构成施剑翘十年后报私仇的合法理由。

其次，法律定义。孙观圻指出，刑法定义的“自首”，前提是“罪行在未被发现之前”。而施剑翘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罪行早已败露，她之后的行为，顶多算是“投案”，而非“自首”。至于“激愤杀人”，更是无稽之谈，长达十年的周密策划，是典型的“预谋故意杀人”。

再次，法不溯古。他强调，《春秋》中的复仇理念，是封建社会的伦理，不能作为现代共和国的法律依据。

最后，孙氏职权。他们辩称，当年孙传芳作为战区总司令，有权审判和惩处战俘。

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将法理与人情，古代伦理与现代法治，剖析得淋漓尽致。

最终，天津地方法院采纳了施剑翘“自首”的情节，也承认其杀人动机是“孝恩冲激”，但依旧认定她犯有“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判决一出，全国哗然！

无数民众写信到南京政府、天津法院，痛骂孙传芳死有余辜，盛赞施剑翘为国除害，要求法外开恩。

施家随即上诉。案件被移交至河北高等法院。

二审开庭，依旧是万众瞩目，双方法律团队再次激情交锋。

最终，河北高院作出改判，推翻了“自首”认定，但同时认定孙传芳当年杀害施从滨属于“非法”，故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7年。

这个判决，看似高明，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民意。

可这件事，早已不是一个法院能够平息的了。

施家再次上诉至南京最高法院。而此时，法律之外的力量，已经开始深度介入。

当时的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与施家素有旧谊，开始为施剑翘的案子四处奔走。

他联合了三十多位国民党元老级的政要，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请求对施剑翘法外开恩。

在狱中，施剑翘也并未消沉。

许多记者、学生慕名而来探望，她总是平静地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当得知全国抗日呼声日益高涨时，她对前来探望的记者说：“若能出狱，剑翘愿以戴罪之身，效力国家，抗击日寇！”

最终，在冯玉祥等人的斡旋和全国舆情的巨大压力下，国民政府决定出手干预。

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以主席林森的名义，发布了一道震惊全国的“特赦令”。

特赦令称，施剑翘杀人有罪，但“其志可哀，其情可原”，为顺应民意，决定对其特赦。

这是民意对司法的一次罕见的胜利。

出狱那天，施剑翘一身男装，剪了短发，眉宇间满是坚毅。

她没有沉浸在重获自由的喜悦中，而是立刻投身到了另一场更为宏大的“战争”里。

抗战爆发后，她第一时间给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写信，信中只有八个字：“我要求做抗战工作。”

她为前线将士募集物资，发动民众捐款购买了三架战斗机。

宋美龄曾亲自约见她，希望她能到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她却婉言谢绝了。

1946年，施剑翘在苏州创办了一所“从云小学”，自任校长，专门招收贫民子弟，将对父亲的爱，延伸为了对社会的大爱。

晚年的她，皈依佛门，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平静而有尊严地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1979年，这位“民国第一侠女”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她用前半生，完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复仇，为的是“小家”的恩怨；又用后半生，投身于救国与育人，为的是“大家”的未来。

从一个复仇者，到一个建设者，施剑翘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最终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