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多所高校暂停与以色列学术合作，美国高校仍坚守合作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点燃加沙战争以来，全球范围内针对以色列高校和学者的学术抵制行动显著加剧。

今年11月初，意大利第一所国属大学（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正式通过决议，暂停与所有以色列高校、研究机构及公私企业的科研与教育合作。

校方在声明中表示，此举是“希望当前停火能成为迈向持久和平的真正转折点”。

700起学术抵制

当地时间12月5日（周五），以色列大学协会反学术抵制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埃马纽埃尔·纳赫雄（Emmanuel Nahshon）透露，截至2025年初，全球已记录超过700起明确的学术抵制事件，较前一年翻了一倍以上。

按照纳赫雄提供的信息，包括比萨大学、博洛尼亚大学、锡耶纳大学、卡利亚里大学和米兰大学在内的多所意大利高校，均已宣布暂停与以色列方面的合作协议。

全欧洲已有超过30所大学在机构层面通过类似抵制决议，主要集中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

部分高校为规避欧盟法规及科研经费限制，采取了更为隐蔽的策略。

例如一些学校设立“伦理委员会”，以道德审查名义建议终止合作，使校方得以推卸决策责任；另一些实施“影子抵制”，对以色列学者的邮件不予回复、回避联合项目邀请，却不给出任何正式解释。

纳赫雄指出：“这些做法比学生抗议更危险，因为它们由整个机构系统性推动。”

多方抵制

学生抗议也是导致抵制发生的关键催化剂。今年夏天，“全球坚毅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计划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船上包括数十名意大利公民及民选官员，并一度有意大利海军舰艇伴随航行。

罗马大学历史教授塞雷纳·迪·内皮（Serena Di Nepi）表示：“该事件极大激发了意大利学生的热情，他们成功向校方施压，即便管理层原本持保留态度。”

面对高涨的抵制声，迪·内皮仍认为多数高校领导层并未真正放弃学术自由原则。

他说：“校园氛围紧张，但即使签署了抵制声明，许多校方未必会实际执行。”

而有时，外部压力同样不容忽视。

如在爱尔兰，女演员奥尔温·富埃雷（Olwen Fouéré）等公众人物因高威大学与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在可持续海水技术领域的合作，拒绝接受该校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校方回应称，虽不再签署新协议，但现有合同仍具法律约束力，必须履行。

国际学术场合上，以色列学者也频频遭遇排斥。

2024年2月，以色列赖希曼大学心理学教授吉拉德·赫希贝格尔（Gilad Hirschberger）被挪威一场学术会议临时取消主旨演讲资格，理由是“避免与处于战争状态国家的代表合作”。

同年9月，欧洲考古学家协会（EAA）一度要求23名以色列学者若想参会，必须隐藏其所属机构身份。此举遭到以方强烈抗议，最终协会在会议前夕撤回决定，承认决策“仓促且误判”。

以色列考古委员会主席盖伊·斯蒂贝尔（Guy Stiebel）警告：“这次赢了，下次呢？”

美国尚未明确抵制

相比较之下，美国高校尚未出现官方层面的学术抵制。

学术参与网络（AEN）执行主任米里亚姆·埃尔曼（Miriam Elman）表示，虽然学生会多年通过BDS决议，校园抗议频发，但没有一所美国大学的校长或校监层级采纳过抵制政策。

她将此归因于多方合力：包括各州“反BDS法”的法律屏障、联邦对校园反犹行为的强硬立场，以及犹太组织的持续游说。

AEN与反诽谤联盟（ADL）联合调查显示，以色列及亲以学者在美国校园仍面临隐性排挤，多数犹太裔教职员工曾遭遇同事冷落、网络人肉和公开污名化。

有受访者描述：“看到资深教授站在抗议帐篷旁，谴责不支持‘自由巴勒斯坦’的人是‘站在历史错误一边’。”

ADL近期对20个学术协会的调查发现，半数犹太成员感到内部环境敌意弥漫，四分之一的人不得不隐藏自身身份。

以色列学术界的应对措施

面对围堵，以色列学术界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发起了积极反击。

纳赫雄团队已通过法律警告成功阻止多起抵制行动，并建立监控机制追踪校园BDS活动。

以色列理工学院推出“学者盾牌”（Scholar Shield）计划，提供抵制事件数据库、法律模板及应对策略。

本-古里安大学则成立专项小组，由校长丹尼尔·查莫维茨（Daniel Chamovitz）牵头协调全国高校统一应对。

他对此表示：“政府两年来对BDS毫无作为，希望这能成为警醒。”

美以学术纽带也在拓展，由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卡兰尼约特”（Kalaniyot）项目，已吸引哈佛、哥伦比亚等顶尖高校参与，邀请以色列青年学者赴美交流。

埃尔曼称：“各校非常欢迎此类项目，他们渴望更多合作，而非隔离。”

大多数致力于反抵制的人士都认为，这场斗争不会很快结束。

纳赫雄强调：“我们很可能在未来多年持续面临孤立。唯一的出路，是学会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并锻造更有效的应对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