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亿贪腐案后，温州银行如何完成五年蜕变？

当“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判决落下，温州银行原行长吴华长达9年的权力寻租生涯终得严惩。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涉案金额超20亿元的吴华案，不仅撕开了金融系统权力寻租的黑幕，更见证了一家地方银行从腐败泥潭中艰难突围、浴火重生的治理样本。
2010年至2019年，吴华在温州银行行长任上的九年间，将授信审批权异化为个人敛财工具。“两高”通报的细节触目惊心：一笔5亿元的企业贷款，在8%的正常年利率之外，他通过虚假咨询服务费的名义，额外斩获1.42亿元固定回报，这种“权力变现”的操作成为金融领域腐败的典型写照。更令人咋舌的是，其犯罪行为横跨受贿、挪用公款、违法发放贷款等多项罪名，累计挪用资金5.08亿元，违规放贷5.01亿元，还违规出具3亿元贷款保函，多重违规操作让银行沦为个人“提款机”。

腐败阴影下的温州银行，早已危机四伏。彼时该行前十大股东中地产、建筑行业企业占比极高，信贷资源过度集中于周期性行业，埋下巨大风险隐患。2017至2018年，银行营收下滑8.89%，净利润暴跌43.46%，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末的1.45%攀升至2019年末的1.7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8.53%，逼近监管红线。2019年6月，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与同年8月吴华被查的通报，正式揭开了这场金融风险的盖子，也打响了银行整改的发令枪。

挽救这家濒临困境的地方银行，成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关键。2020年起，温州银行启动了一场涉及资本、股权、治理的全方位变革。资本补充率先破局，两轮增资扩股累计募集110亿元，不仅化解了资本承压的燃眉之急，更彻底重构了股权结构——引入浙江温州鹿城农商银行等19家战略投资者后，股权结构更趋多元均衡，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依赖单一资本方的格局，这与近年来地方国资加码银行股权、优化公司治理的行业趋势高度契合。

管理层“大换血”同步推进。2021年，来自浙江农信系统的陈宏强、邢岛分别出任董事长与行长，五位农信系统骨干入驻搭建农信系统骨干入驻搭建新管理团队，带来成熟的风险管控经验。2022年第七届董事会换届中，超三分之一成员完成更替，新团队迅速建立起更为严格的内控机制，将意识形态安全与金融安全深度融合，把合规要求嵌入授信审批、贷款发放等全流程，从制度上封堵权力寻租的空间。

治理革新的成效逐步显现。2019年后，温州银行营业收入结束负增长，开启持续回升态势。尽管2020至2021年因处置不良资产、计提信用减值导致净利润暂时下滑，但随着风险出清与业务转型，2023至2024年营收与净利润大幅增长，彻底扭转颓势。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银行总资产突破5000亿元，较2019年末实现翻倍增长，在温州本地存贷款市场占有率分别升至7.78%和5%，稳居区域银行业前列。

业务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成为转型关键。温州银行跳出此前依赖地产、建筑行业的单一布局，将目光投向新质生产力领域，构建起以科创金融为核心的特色业务体系。通过联合政府部门编制科创指数评价体系，将企业创新能力转化为融资“通行证”，截至2025年3月末，“科创指数贷”余额已达10.81亿元，惠及331家科技企业。从为自动化阀门企业提供千万元信用贷款，到支持无人机企业技术攻关，再到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金融资源正源源不断流向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

与此同时，异地扩张战略成效显著。在上海、杭州、宁波等10地设立的异地分行，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引擎，既分散了区域风险，又拓展了业务边界，形成“立足温州、辐射浙江、面向长三角”的服务网络。新管理团队搭建的“一中心、一机构、多团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通过科创金融服务中心、专营支行与专业服务团的联动，有效破解了科技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温州银行的重生之路，既是一场金融反腐的正义实践，也是一次公司治理的深刻变革。从吴华案暴露的“关键少数”权力失控、内控失效等问题，到如今构建起“党建引领、国资赋能、合规筑基、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这家银行的转型轨迹，为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提供了宝贵经验。正如“两高”发布典型案例的初衷，严惩金融腐败不是终点，而是以司法震慑推动行业生态净化、筑牢金融安全防线的起点。

如今的温州银行，以5000亿元总资产的规模实现华丽转身，用业绩增长印证了“刮骨疗毒”的勇气与成效。这场跨越五年的救赎之路证明：金融机构唯有坚守合规底线，完善公司治理，将金融资源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才能在市场浪潮中行稳致远。而吴华案留下的警示，也将持续鞭策金融行业——权力不可滥用，底线不可逾越，任何妄图以权谋私、触碰金融安全红线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