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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周周
编辑丨浮光掠影
看《妖猫传》时,青龙寺老和尚一句“听口音是倭国人吧”,我当时还会心一笑,觉得“果然盛唐长安到处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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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平时听多了“长安是世界都会”的说法,波斯王子做官、昆仑奴跑腿、胡商开酒肆,这么热闹的地方,多些日本人好像也理所当然。
但后来翻了些史料才发现,这想法还真错了,大唐是包容,可长安的日本人,远没我们想的那么多。
长安有五万外国人,却没给日本人留多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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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盛唐长安的“国际范儿”,这确实不是吹的。贞观到开元那百十年,长安人口突破百万,长期住在这儿的外国人就有五万左右,占了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这些外国人里,什么样的都有。
波斯有个王子叫卑路斯,国家没了就来投奔唐朝,最后官做到右武卫将军,死了还葬在长安,叙利亚有个传教士叫阿罗本,带着基督教经卷来,唐太宗居然派宰相房玄龄用国礼迎接,还允许他公开传教,贵族家里爱用“昆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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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东南亚或非洲的人,因为体格壮、听话,成了豪门的抢手货,街上胡商开的酒肆更热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卖的珠宝香料和大唐的丝绸瓷器做交易,那异域风情,想想都觉得鲜活。
按理说,这么开放的城市,日本人来定居应该很容易吧?可实际上,日本对大唐的向往是真的,能来的人却少得可怜。
从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日本总共派了19次遣唐使,结果真正到了长安的,才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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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要么没出发成,要么在路上遇到海难,根本没到大唐。最有名的要数阿倍仲麻吕,他十九岁渡海来唐朝,还取了个汉名叫晁衡。
这人是真厉害,苦读几年居然考中了唐朝的进士,在朝廷做了三十多年官,最高做到安南都护。
他跟李白、王维关系还特别好,后来他想回国,李白以为他坐船出事了,还写了首悼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可见俩人感情多深。阿倍仲麻吕这种能在长安站稳脚跟的日本人,纯属特例,不能当普遍情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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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不是“移民团”,想在长安长住没那么容易。很多人觉得“遣唐使来了,长安日本人就多了”,其实根本没搞懂遣唐使的性质,他们是官方的“外交使团”,不是来移民的。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里考证过,遣唐使来唐朝,期限通常就一年,办完朝贡、贸易这些事,就得乖乖回国,绝大部分人没资格长期留在这儿。
真正能留下的,是使团里挑出来的“遣唐学生”,分两种:一种是留学生,大多是贵族子弟,去国子监学经史、法律这些,另一种是学问僧,住到长安、洛阳的寺院里学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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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算是这些“核心人才”,数量也少得可怜。木宫泰彦算过,能叫出名字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总共才149人,真正来成唐朝的才118个。
台湾学者高明士统计得更细:留学生就28个(这里面还有个叫井真成的,后来考证可能不是学生,是使团的判官),学问僧92个。这可是260年里12次使团的总和,平均每次带来的长居者还不到十个人。
唐朝这边也不是“来者不拒”。这些学生和僧人得先通过严格考核,不合格的直接退回日本,就算考核过了,也不能随便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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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后期还下过诏,说新罗、日本的学生要是学了九年还不回国,就得编入中国户籍。这说明朝廷对“长期滞留”管得挺严。
还有个叫藤原清河的日本贵族,公元752年带团来唐朝,唐玄宗特别待见他,还把他的画像放进“蕃藏”。
结果他第二年想带阿倍仲麻吕回国,船遇到风暴飘到安南,船员被当地人袭击,就他俩活下来了,没办法只能又回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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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在唐朝做了官,赶上安史之乱,二十多年没回去,最后死在了长安。像他这样因为意外留在唐朝的,真是极少数。更别说民间了。当时日本的航海技术太差,渡海跟“玩命”似的。
8世纪后遣唐使船虽然改进了,但从来没有全部顺利往返的情况,海难是常事。
公元838年最后一次遣唐使出发前,副使因为怕出事,居然拒绝登船,最后还受了处罚,他们到了唐朝后,也是买新罗的船才顺利回去的,可见日本造船技术还不如新罗。这种情况下,日本民间商人根本没法来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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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长安街头“新罗婢”和“昆仑奴”都很有名,新罗商人的店铺到处都是,可日本商人的记载几乎没有。
晚唐诗人韦庄写过一首《送日本国僧敬龙归》,这个叫敬龙的僧人,是少有的搭乘唐朝商船来中国的民间求法者,能让诗人专门写诗送他,也能看出这种人多少见。
综合这些史料算下来,盛唐长安的日本人,平时也就个位数到两位数。就算遣唐使来的高峰期,加上长居的学生和僧人,总数也超不过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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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百万人口的长安,还有五万多外国人,日本人的占比真的微乎其微。其实想想,这种“稀少”反而让中日文化交流更珍贵。
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这些人,带着日本的求知欲来,把唐朝的制度、文化带回日本,鉴真大师又东渡日本传佛法,形成了双向交流。
盛唐的包容,从来不是“来多少都要”的泛滥,而是对“文明交流”的尊重,给各国精英提供平台,又保持理性管控,这种开放和节制的平衡,才是盛唐文明的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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