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以外”引发的思考（艺坛走笔）

薛龙春

17世纪以前，人们学习书法大多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一脉名家的经典作品为典范，但此后，金石考据之学的复兴等，让唐以前的非名家书迹涌入书家视野，最终引发了书法史上的碑学革命和碑帖之争。近期在南京博物院举办的“百刻千摹——帖学视野下的清代书法”展览，进一步启发人们对碑帖问题以及书法在今天面临的困境的思考。

中国书法至迟在汉代末年进入自觉时期，六朝至唐代是书法经典形成、确立的阶段，从古之四贤——钟张二王，到初唐四家、颜柳的加入，都离不开书迹的收藏、复制、传播、评论与学习。在没有影印技术的年代里，内府搨书人通过硬黄响搨等方式复制王羲之等人的名迹。宋代以后，“二王”一脉的名家手笔更通过刻帖化身千万，实现其典范价值。因此，宋以后的书法史就是“二王”名家典范不断被诠释、被丰富的历史。

17世纪的亲历访碑活动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唐以前金石文字的兴趣，其契机是人们对于辗转翻刻的刻帖走样深感不满。此时期，出自非名家之手的汉碑受到追捧，王弘撰直接指出“汉人分法为唐宋人所乱”，王铎也认为“隶法本篆，根矩宣王《石鼓》。唐惟肥胜，筋骨、蕴藉亡矣”。书家们开始自觉取法早期的汉碑，尽管对它们的书丹者一无所知，书法史上的“名家观念”就此被突破。随着出土文字遗迹不断丰富，青铜器铭文、甲骨文、汉碑、北朝碑刻等纷纷加入范本行列，“二王”以外的金石文字成为名家刻帖之外一个新的范本系统。

对于金石文字的取法，不仅意味着篆隶古体的复兴，还在审美上发掘出一种不齐整、不成熟所带来的崭新趣味，与二王的“新巧”迥然不同。尤其是北朝碑刻“字体近拙而多古意”，与字体演变过程中字样尚不成熟有关。如果说阮元揭橥北碑中的“隶意”还是出于对文字遗迹的精深观察的话，那么周亮工“以分为楷”，即用隶书的手法来写楷书，则更早意识到“字体杂糅”所带来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也意味着创造性。但“古拙”之美作为一种终极追求也引起很多反对意见。

1889年，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提倡尊碑，一个前提是晋唐名碑名帖善本不易得，故不得已求诸北朝碑刻拓本。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书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影印出版技术引进之后，名家碑帖的善拓不再难得；二是西北汉晋简牍出土，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大量碑学所崇尚的唐以前非名家的墨迹出土，在书写技巧上与“二王”并无隔阂，与碑学所主张的笔法并不相同。然而，康有为并没有收回他的尊碑主张，而是以“集大成”相回应：“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集大成”主张的是“字体杂糅”，其核心是碑帖融合。

虽然关于碑帖融合存在诸多争议，但康有为的观点激发了书法的现代性思考：只有不同于既往某家某碑某帖的创造性，而不是向“二王”典范的回归，才是书法艺术的最高目标。近些年来，随着展厅文化蓬勃兴起，以变形为主要手段的书法创新风潮呼应了视觉化的观看要求，康有为的“集大成”再一次在时代艺术长廊回响，书写者借助各种文字资源，重塑关于书法现代性的社会认知。在此过程中，不仅“二王”以外的文字遗迹对于书家的创造力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二王”名家体系的形式价值也开始被书家重新思考。不过，将“形式”作为书法创造的所有事，“人”的价值必定会越来越边缘化，而传统书法讲究书以人贵，书法之意义不仅在于形式悦人耳目，更在于人们能够透过形式看到创作主体的教养、情志与趣味。

人工智能时代，书法中“人”的价值更显珍贵。正因如此，道技之辩再一次成为所有关心书法的人难以回避的话题。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议题，技与道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书法完整的美学体系，否则一种文字书写何以能够成为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