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74年，日本和美国，就已经对台湾和琉球动了心

这是极简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33篇，感兴趣的可以浏览前面章节。

中国近代史粗略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主要的敌人是西方列强，准确的说是英法。

两次鸦片战争打完，清政府被打趴了，而边上那个冷眼旁观的小弟日本则是被吓怕了。于是忙不迭的全面西化，开始了明治维新。

随着明治维新的大获成功，日本的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而颟顸无知的清政府依然混混沌沌，搞个洋务运动也是治标不治本。终于，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日本这个小跟班的实力第一次超过了大哥。

于是中国近代史也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而这一阶段不管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他们最大的敌人已经不再是西方列强，而是近邻日本。

在这期间，虽然英法美等国也侵略中国，但是这些西方强盗要的主要是钱，只要生意还能做下去，能赚到钱，他们对中国的政权和土地并没有太多的觊觎之心。

而日本则截然不同，这个东方强盗更加的残暴和贪婪，他想要的不光是钱，还想要土地和人民，他的目的始终是灭亡中国。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日本吞并了琉球群岛；打了甲午海战；占领了台湾；侵占东三省；最终索性装也不装了，直接露出獠牙，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所以，中国的近代史，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算得上是中日关系史。在我们讲完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后，日本也终于正式浮出了水面，是时候重温一下日本是怎么一步步把中国拖入无尽深渊的这段历史了。

这几天，日本新女首相，搞事早苗女士四处叫嚣，要插手台湾问题，这就触碰到了我们的底线了。

我们都知道，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大清战败，被迫割让了台湾给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才被归还，这期间日本在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

不得不说，日本的殖民政策还是有一手的，以至于到现在，岛上还有很多亲日分子。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会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甚至不惜把自己和台湾绑在一起。

但其实，中日美三方围绕台湾做文章这件事，可不是这些年才有，这要追溯到1874年，一件鲜为人知的台湾牡丹社事件。正是这个事件，日本第一次亮出了爪牙，让世人看到了它的贪婪。

1871年，琉球国派来清朝进贡的使团遭遇风浪，飘到了台湾南部，结果好巧不巧，同当地一个叫牡丹社的土著部落发生了冲突。最终50余人被杀，只有12人幸存，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逃回了琉球。

这本来也算不上很大一件事，毕竟琉球当时是清朝的藩属国，台湾又是清朝领地，因此充其量就是个民事纠纷。

可问题是，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内藩，并“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于是这件事的性质就悄悄发生了变化，看起来似乎是清朝臣民杀害了日本民众。

于是，日本自然也就有了过问并插手此事的理由。但如果你认为日本只是想讹清朝一些银子，那就大错特错。日本人的所图远不止此，而且他们采用的方法也很是巧妙，他们处心积虑的给清政府挖了一个陷阱，而清朝的官员们也很配合的主动跳了进去。

这个陷阱设计得很日本，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文字游戏、蛮不讲理。

1873年，副岛种臣率使团出使清帝国，参加同治皇帝的亲政大典。清政府不知道的是，参加庆典是幌子，日本的真正目的是要为吞并琉球、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

为了避免引起清廷的警觉，副岛种臣本人绝口不提琉球和台湾一事，而是让副使柳原前光去总理衙门唠嗑闲聊。在同毛昶熙等总理衙门大臣侃大山时，柳原看似不经意的把话题引导了1871年琉球使团被台湾土著所杀一事。

缺乏足够警惕的毛昶熙等人，面对柳原前光质疑清廷为何不惩罚台湾土著时，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话术进行了解释：

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这话的毛病可大了，柳原前光等的就是这“化外”两字。

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中，中央王朝那是文明的中心，是王化之地，然后依照“王化”程度的不同，将整个天下区分为多个层级。据中央最偏远，没有被华夏文明所浸润到的地方，就被称为化外之地，这里的人民，也就是所谓的化外之民。

就拿台湾来说，台湾的住民被清廷分为“生番”和“熟番”。熟番是那些服从管教，听从号令，有一定知识的土著；而生番则基本等同于野人了，他们不服管教，住在丛林之中，靠采集打猎为生。这些生番还不服“王化”管束，因此也被清政府官员称为化外之民。

毛昶熙所说的：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受中华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人，柳原前光不可能不明白毛昶熙的意思，但是他却刻意曲解了“置之化外”这四个字，并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理论来解释它。既然是化外之民，那自然就不属于你清朝管辖范围，那么这些地方也就是无主之地，日本自然可以占为己有。

听起来是不是挺强词夺理，但是这套理论对那些不理解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外国人来说，还是有一定迷惑性的。至少，在列强中，日本争取到了美国人的支持。

美国为啥会横插一杠子，这事跟美国一直在亚洲郁郁不得志有关。早在1840年，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清朝的大门，此后，英法就在中国疯狂的攫取经济利益，赚的盆满钵满。

等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腾出精力进入亚洲后，始终毫无建树。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亚太战略，分得一杯羹。华盛顿方面决定扶持日本，从而扩大自己在亚太的政治影响力。

再加上1873年5月1日，奥地利银行疯狂抛售其持有的美国铁路股票。接着，持有美国铁路股票多达50%的英国投资者也开始抽身。1873年9月8日，华尔街崩溃了，全美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公司相继倒闭，美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萧条之中。

这些也让美国有足够的动力要对外发动战争，从而转嫁国内矛盾。支持日本侵占台湾，也就成了美国必然的选择。

贸然挑衅比自己体量大很多的大清，日本还是有很多顾忌的，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将美国同台湾问题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副岛种臣雇佣了美国军人为自己作战，还同美国商人签订了购买武器弹药的合同，不仅如此，日本还雇用花旗公司的轮船“纽约”号，用于运送日本兵，并买下了商船“沙夫茨堡”号。被任命为“总指挥”的西乡从道亲自将该船改造为日军战舰，并改名为“社寮丸”号。

为了避免英国人干预，狡猾的西乡从道还向英国示好，高价买下英国商船“台尔塔”号，将其改名“高砂丸”号，作为军队的旗舰。

不难看出，为了侵占台湾，日本人可谓处心积虑，做足了准备。而此时的大清，依然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不过大清的官员们虽然颟顸，英国人可是不傻。1874年4月，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就把日本准备出兵台湾一事，用电报告诉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威妥玛在4月16日收到电报的当天即告知总理衙门。

巴夏礼可是那个一手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不过这一次，他站在了清政府这一面，毕竟台湾是重要的资源产地，仅1873年，台湾就出口樟脑143万磅，糖6749万磅，煤炭47447吨。

英国资本一直控制着整个台湾的商业，他怎么可能容忍日本染指台湾，来分一杯羹呢？

在给总理衙门的密函中，威妥玛一针见血的问了四个问题：一是台湾生番居住的地方，是否属于中国版图？二是若该地属于中国版图，此次日本出兵有无得到清廷的同意？三是若该地不属于中国版图，日本此次出兵是否可以不经过中国领土？四是承前一个问题，若出兵须经过中国领土，是否已得到中国的同意？

很明显，英国是以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来询问清政府，来为下一步干涉日本的行动寻找法理的依据。

直到这时，总理衙门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拖拖拉拉了将近一个月，才以书面形式向威妥玛提供了答复，在答复中明确指出，日本出兵并没有知会中国，并且这些生番虽然风俗不同，但台湾究竟还是属于中国地面。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紧急向日方发出正式照会，指责其为何不经通知就擅自兴兵台湾，并且重申台湾为中国领土。

然后固守天朝上国尊荣的清朝坚持不向外国派驻使节，因此也就没有驻日使馆，结果如此重要的照会只能由总理衙门雇佣一个英国人给带往日本，而此人因路途有事耽搁，导致照会迟至6月4日才送抵日本外务省。

日本政府恰好以此为由，拖到7月15日，也回复了清廷的照会，而此时，日本在台湾的军事行动已经基本结束。原住民战败，或撤入深山或选择投降，日军开始做长期驻扎台湾的计划。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此事，因为清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无知，致使日本几乎是在完全没有收到清政府反对的情况下对台湾实施了占领。看起来，日本似乎真的不是在发动一场侵略战争，而是在占领一块无主之地。

面对如此尴尬的窘境，清政府才总算缓过神来，开始武力与外交双管齐下。

武力方面，先是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台湾主持海防，后来又调拨淮军洋枪队十三营赴台，使清军在台的兵力较之日军有了优势。至于外交方面，则是利用英法俄等国对美国施压，希望美国放弃对日本的支持。

这一次，列强终于站在了清政府这边，在英国的带领下，各国驻日公使纷纷表态，抵制日本侵台。巴夏礼还利用国际法为准则，公开批评美国，警告美国驻日公使：“既然美国与清国为邦交之国，如协助他国攻打清国领土，清国可要求其进行赔偿。若据日内瓦国际条约，则日后请求仲裁裁断之时……美国应为第一要犯，实为理由充足。”

一番话怼的美国人无话可说，只得表态中立，并且禁止了美国军舰和军人协助日本。

失去了自己最大的依仗，想仗势欺人的日本也终于收敛了嚣张的气焰，不情不愿的来到了谈判桌旁。这次谈判持续了40多天，双方就台湾“番地”的归属问题开展了问题与真理的大讨论。

看起来这次大清终于开窍了，知道对自己的主权进行据理力争。但最终的结果是，大清永远是大清，在对外谈判这点上，从来没有让国人“失望”过。

经过一番口水战，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对台湾的牡丹社事件进行了最终的定性和处理。专条的第一句就非常的炸裂，达到了毁三观的地步。

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

大家看出问题了吧，那些被杀害的琉球使团人员，被定义为了日本国属民。也就是说，我大清拱手把琉球这个自己看不上的“穷乡僻壤”拱手让给了日本。

若你认为这就是大清的底线，那你还是有点太小瞧我大清朝了。《北京专条》中还承认了日本出兵台湾一事是“保民义举”，并没有做错什么；其次对之前所有遇害的家庭给予补偿，而日本在台湾修建的道路房屋等，留给清朝使用。

我们来看这两条，首先承认侵略行为是保民义举，这纯粹是颠倒黑白，为侵略者洗白，同时也是进一步承认琉球归属日本。到现在琉球问题都悬而未决，根子上就得“感谢”大清当年的“英明神武”；再看第二条，其实相当于以购买日军所修道路建筑为名，变相满足了日本的赔款要求，后来实际支付了约50万两白银。

这一条签订的就很大清了，捡了面子丢了里子，从来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会在面子上掩饰问题。

就这样，在神仙对手的协助下，日本人在兵力不占优势，国际环境被孤立的不利局面下，签订了一个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有利条约。

谈判代表大久保利通甚至都没有跟国内沟通，而是生怕清廷反悔，飞速的签下了条约，他兴奋的在日记中写道：“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终生所无的大业！”

站在今天，我们固然可以轻飘飘大喊一句“大清误我”，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整个事件背后的一些问题。

日本从台湾撤兵后，李鸿章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自己也知道以抚恤的名义对外赔款有损国体，但是这么做实属万不得已，因为大清根本就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海上力量。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在给朝廷的密奏中也提到，之所以委曲求全，实在是因为日本有两艘铁甲船，而大清的铁甲船购买却迟迟没有进展。

这些重臣的说辞，固然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但他们指出的也是事实，清帝国数千里海岸线，竟无一支新式海军可用。在群狼环伺的时代，清廷却迟迟没有一丝一毫的忧患意识。

如果在1840年进行改革，大清也许能追上时代的步伐，成为列强的一员；

如果在1860年进行改革，大清至少能压制日本，成为东亚的一哥，不愁吃穿；

如果在1874年，日本露出爪牙这一刻进行改革，那么大清至少不会经历1895年的甲午之耻，不会在三十多年后轰然倒塌。

只可惜，清朝缺少明白人，从皇帝到大臣都是如此，牡丹社事件后，清朝就如何筹办海防，展开了一个月的大讨论，各地督抚争相发表意见。

最终得到的主流观点是，日本放弃了中华正统，转而学习西方搞什么明治维新，纯属笑话，是一场灾难。要不了多久日本就会国内大乱，最终崩溃。

更有甚者，浙江海宁人陈其元在1874年撰成《日本近事记》，将明治维新形容为一场“焚书变法”，说维新后的日本已是人心思乱，中国正宜选将练兵，趁日本尚未醒悟之机直捣长崎攻入东京。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充斥的都是这种盲目的自信和顽固的认知，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清廷的军费支出迟迟没有向海防倾斜，海防建设始终如李鸿章所担心的那样：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

而中日之间海军的差距，也从这一刻起一点点的在扩大，直到演变为20年后那场惊天大海战，并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悲剧，在这一刻，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