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汉回忆，渡江作战第二天，从司令部出来外面有特务打自己黑枪

　　1995年7月，和合村村西，夏日的午后，蝉鸣聒噪。

六十五岁的黄汉生坐在椅子上，手里捏着一只旧军帽。帽檐已经磨损，颜色也褪得发白，但他仍时不时用手轻轻抚过帽顶，仿佛那里还留着一道看不见的弹痕。他的目光穿过窗棂，望向远处绿意盎然的稻田，思绪却飘回了四十多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春天……

　　那是1949年4月，长江北岸。

黄汉生时任苏北军区司令部话务班班长。他不过十九岁，个子不高，但眼神清亮，行动利落。部队在八圩港一带集结，江面不宽，但对岸就是国民党重兵布防的江南。

　　“总攻就在今夜。”连长的话简短有力。

黄汉生握紧话务机，手心微微出汗。他不是冲锋陷阵的步兵，但他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仗打起来，通讯就是战场的血脉，一刻也不能断。

　　21日凌晨，炮火如雷鸣般炸响。江北的天空被映成一片橘红。先头部队强渡登岸，枪声、呐喊声、江水拍岸声混成一片。黄汉生和话务班的战士们紧随司令部，守在江边临时搭建的指挥所里，传递着一道道指令。

　　“信号清晰，三团已登陆！”“二营请求火力支援！”黄汉生的声音在嘈杂的电流中显得格外镇定。

　　22日清晨七点多，天色已亮，江面雾气未散。黄汉生随司令部渡过长江，踏上了南岸的土地。当日，司令部驻扎在无锡北门的一所小学里，话务班则被安排在离司令部半里路的“老人堂”。那是一间旧式祠堂，阴暗潮湿，但位置隐蔽，适合架设电台。黄汉生带着几个战士连夜架线、调试设备，一直到深夜才勉强合眼。

　　第二天一早，黄汉生发现备用电池快没电了。“我去司令部取电池。”他对副班长交代了一句，便推门而出。

　　四月的江南，清晨薄雾如纱，路旁的蒿瓜棵长得比人还高，绿得发黑。田埂小路泥泞未干，踩上去软绵绵的。黄汉生一路走得急，心里还惦记着话务机是否正常运转。

　　当时的他并没注意到，有一双眼睛，正从密密的草丛中死死地盯着他。取到电池后，他匆匆往回赶。电池用布包着，揣在怀里，沉甸甸的。他一边走，一边盘算着接下来的通讯调度，脚步不由得加快。

　　就在他走到一片蒿瓜地旁时——“啪！”一声枪响，劲风陡然从他耳畔掠过。紧接着，“啪”地一声，他头上的军帽猛地飞了出去！黄汉生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颗子弹擦着他肩膀打进了泥地里。他猛地俯身，滚进路旁的土沟，心脏怦怦直跳。他死死抱住怀里的电池，脑子里一片空白。

　　“有人打黑枪！”黄汉生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

　　几乎在同一时间，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哪儿打枪？！”“在那边！蒿瓜地里！”是警卫班的人！他们听到枪声，立刻冲了过来。黄汉生伏在沟里，大气不敢出。他听见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有人正在快速移动。“砰！砰！”几声枪响过后，一切突然安静下来。

　　一个年轻警卫猫着腰跑过来：“黄班长，你没事吧？”黄汉生抬起头，脸色发白，摇了摇头。警卫伸手把他拉起来，低声道：“是个特务，藏在草里。已经解决了。”

　　黄汉生这才看见，不远处的蒿瓜棵里躺着一个穿灰衣的男人，手里还握着一把短枪。他怔怔地看着，心里一阵后怕。如果不是那一枪打偏了，如果不是他走得快了一步，如果不是警卫班反应及时……

　　他弯腰捡起地上的军帽，帽顶上赫然一个弹孔，穿透了布面。“你命大啊，黄班长。”警卫拍了拍他的肩，“这特务盯上你们话务班了。”黄汉生没说话，只是把帽子攥得更紧。他知道，这不是他命大，是战友的反应快，是战场上那根看不见的线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爷爷，你又在看这顶帽子啦？”小孙子的声音把他从回忆中拉回。黄汉生笑了笑，把帽子轻轻放在膝上。“是啊，这帽子陪爷爷打过仗。”“打仗可怕吗？”“可怕，”他轻声说，“但也值得。”

　　他没有多说那一天的细节，没有说那颗子弹离他的头顶只有一寸，没有说他伏在泥沟里时浑身发抖，也没有说那个特务被击毙时他心里的复杂滋味。有些感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但他记得，那天他回到老人堂，话务班的战士全都围了上来。“班长，你没事吧？”“电池拿到了。”他把电池稳稳地放在电台旁，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只有他知道，从那一天起，他不再只是一个话务兵。他是从子弹下活过来的人，是从江北打到江南的千万战士中的一个。他的人生，从那一颗子弹开始，被赋予了不同的重量。

后来，他转业回到家乡，当了高级社社长，又做了村支书。他带着乡亲们修路、种稻、建学校，就像当年在战场上传递指令一样，一步一个脚印。

　　有人问他：“你打过仗，怎么从不吹牛？”他只是笑笑：“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是活下来了。”活下来，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住——记住那些没活下来的人，记住那段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夕阳西下，黄汉生慢慢站起身，把军帽郑重地放回木匣中。那顶帽子，是他青春的记忆，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沉默，却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

　　而那一声穿越四十多年的枪响，至今仍在他梦里回荡。不是惊悸，而是提醒：活着，就要对得起那些再也不能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