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帝国经济？

作者｜哈米特·博扎斯兰（Hamit Bozarslan）

中东、土耳其及库尔德问题研究专家，自2006年起担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研究主任，拥有历史学与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中东历史与政治社会学、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与暴力，以及21世纪反民主现象的形成。

在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关于奥斯曼帝国专制主义的著作中，他提醒我们注意一个悖论：“即便是在其发展的巅峰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成就也从未能与其政治成就比肩。帝国扩张的核心驱动力始终是军事力量。”这种不对称尤为奇特，因为它不能以帝国的自我封闭来解释，“除了通过德夫希尔梅制招募步兵外，苏丹也会毫不犹豫地以别的方式来利用基督徒及其技艺。土耳其的炮兵是欧洲最先进的炮兵之一，多由西方的叛教者铸造；正是因为有了希腊船长和海员，土耳其海军才能在短时间内就同威尼斯海军分庭抗礼。”

《裂与延续：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

[法] 哈米特·博扎斯兰 著

董涵宇 李建勇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年9月

我们确实有这种印象，奥斯曼人对经济事务极端藐视，除了执掌重要的战略职位外，其他都分包给了非奥斯曼人。该体制被称为“阿赫梅纳姆”(ahdname，“庄严的许诺/承诺/契约/和约”)，也称“特许条约”，本质是一种“赦免”——“穆斯林社群领袖对非穆斯林的正式保证，以换取友好的承诺”。这一体制带来了多项税收，填补了国家的金库，扩大了政府的运作空间。按照毛里茨·H.范登博赫尔特(MauritsH.Van den Boogert)的说法，“阿赫梅纳姆”作为“苏丹的承诺”，即奥斯曼帝国“有约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的原则,神圣且“依伊斯兰教法受到尊重”｡这种神圣性同奥斯曼文献中的“吉祥”(mübarek)一词有关,被用来形容高门(Babıali)对战争与和平的承诺｡“阿赫梅纳姆”关乎国家荣誉,可以“更新”(尤其是在新苏丹登基时)､“修订和解释”,但始终具有承诺的效力｡范登博赫尔特指出,只有在战争状态(例如拿破仑军队占领埃及)下才有权将其中止,甚至废除｡根据经济史学家穆罕默德·根奇(Mehmet Genç)的说法,“特许条约”在某种意义上是征召士兵和官员的德夫希尔梅制度在经济领域的对应物｡当然,欧洲商人既不是宫廷奴隶也不是奥斯曼帝国臣民,他们追逐自己的利益,有时也追逐他们所属国家的利益｡不过,正因为这些商人承担了一些需要大量资金的重大经济活动,比如进出口,才使得帝国可以专注于军事的同时又不违反其著名的“秩序”｡事实上,对19世纪前的奥斯曼人而言,“特许条约”是他们优越性的代名词,而不是某种依附关系的指代｡

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基本上仅限于货币管理,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是个相当敏感的领域｡帝国已经习惯于频繁的经济危机,这通常与为满足显著增加的支出需求而让大量劣质新币进入流通有关,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不满和政治动荡｡这种虽有风险却又别无选择的贬值管理手段,最终还是被固定为一项制度,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但初期尚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然而,到16世纪末,随着来自军事征服的收入枯竭,危机不仅加剧且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国家无法对自己的货币政策做任何干预｡实际上,正如扈利·伊斯兰奥卢(Huri·Islamoglu)和恰拉尔·凯伊德尔(Çaglar Keyder)所指出的,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新的不稳定:“16世纪末形成的另一种发展——部分源于人口增长,也反映了全球趋势——涉及通货膨胀;商业活动性质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违禁贸易的增加和资本流动的加速,导致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西班牙雷亚尔｡广泛使用雷亚尔而非将其兑换为阿克切,说明奥斯曼帝国的体制已被全球货币的流通所裹挟｡于是,国家失去了对自己货币的掌控权,无法再垄断货币铸造,也无法对不是由自己铸造的货币实施贬值｡这个曾用来应对收入日趋减少的传统手段,就此被剥夺｡”

货币贬值政策加上无法掌控货币的影响,则导致国家支出的显著增加——到17世纪末,国家要支付10万人的俸禄,比1640年还多4万人,致使预算赤字达到15亿皮阿斯特｡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陷入了自己的陷阱,因为它不得不在既无力发展商业资本主义,又无法通过投资成为市场主体,或者无法创造鼓励私人投资的困境下,维持庞大的开支｡军费开支也没能设法减少,反而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继续增加｡1527—1528年(处于扩张时期),军队独占了62%—65%的预算,还有30%则归于本身已经军事化的官僚机构和苏丹｡到1660年,光军费就占据了预算的72%｡

货币危机的代价不只是经济上的,因为每次剧烈动荡都可能在首都引发动乱;16世纪,特别是在17世纪,起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暴力程度显著升级｡例如,1588年的货币贬值部分源于苏丹扩充宫廷内库的意图,结果引发暴乱并以牺牲唯一的财政大臣告终,他被处死以平息众怒｡不过,仅仅在六十多年后,即1651年9月,政府再也无法用这种手段蒙混过关了｡

迫于财政压力,宰相梅莱克·艾哈迈德帕夏(Melek Ahmed Paşa)对采邑加征50%的特别税,将营地税翻倍,建立起正式的捐纳体制,并强制货币贬值:他铸造成色好的皮阿斯特和阿克切,强迫工匠和商人接受并用260阿克切去兑换1金币而非用170阿克切兑换(或120阿克切兑1皮阿斯特而非80兑1),且捐税和关税必须用良币来支付｡这些措施激起了行会人士的反抗,结果导致大维齐尔被罢免和柯塞姆苏丹(穆拉德四世和易卜拉欣一世之母)被杀｡

1657年,为镇压历史上被称为瓦克瓦克(Vakvak)事件的起义所付出的代价尤其沉重｡在神话中,所谓瓦克瓦克是一棵100阿尔申(arşın,1阿尔申合68厘米)高的树,其叶子由人类头骨组成｡危机的爆发源于商人们拒绝接受用新币支付禁卫军军饷｡经济问题迅速演变为政治问题｡唯有让当权者流血来恢复“正义”,献祭一名或几名替罪羊,才能平息愤怒｡苏丹知道如果不能弃车保帅,他自己就厄运难逃了｡

在16､17世纪，奥斯曼帝国经济的基础参与者不是现在欧洲那样的大银行家或大企业家,而是工匠或小商贩｡正如迪娜·扈利(Dina Khoury)所指出的,这个受国家监管又高度自主的经济世界(经常)出色地完成了两项被赋予的任务:保障伊斯坦布尔的物资供应和在战争环境中服务国家｡外省,尤其是阿拉伯地区,成为宫廷实行掠夺性政策的重点区域｡正如哈利勒·伊纳尔哲克所说:“埃及和叙利亚对伊斯坦布尔与帝国的经济至关重要｡16世纪,苏丹宫廷的大米､小麦､香料和糖都来自埃及,而叙利亚每年要向奥斯曼宫廷输送5万千克的肥皂｡苏丹地区的黄金通过埃及抵达宫廷,国库则独占埃及预算的盈余,每年高达50万金杜卡特｡”

工匠和商贩是生产和转运货物到首都的主体,但他们除了忠实扮演被赋予的角色外并无他求｡萨布里·F.于尔盖内尔(SabriF.Ülgener)对奥斯曼帝国的主观性很感兴趣,他表示:这些人如同没有完全和宗教团体分离的浮图瓦(宗教兄弟会)那样,致力于要给予其成员一定的保障,让他们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中安居乐业｡同忙于敛财的官僚机构不同,浮图瓦拒绝从属于物质主义文化,而是发展其对立面,从一种超越物质利益的“元经济”视角出发,来看待自身和世界｡于尔盖内尔引用了一句格言:在军事､教团和商业领域中,“浮图瓦都保持自我谦卑”｡我们有时会批评于尔盖内尔的解读受马克斯·韦伯和约翰·赫伊津哈的影响,他的分析未必有助于我们了解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战略,但确实揭示了工匠和商贩抵制过度介入世俗这一事实的价值｡这一基于集体责任､共同的世界愿景和有效社会管控的行会制度的存在,无疑有助于持久消除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个人致富行为｡正如扈丽吉汉·伊南(Huricihan·Inan)所指出的,事实上,这些“旧结构”足够抵抗“新因素创造的新市场环境”,它们并不缺乏自身的经济理性和生存能力,因为它们建立的集市(或露天市场)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城市经济空间的骨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对20世纪下半叶摩洛哥的分析中也观察到,对商业活动的神秘定义能使露天市场(及其社会网络整体)在一定程度上免受重大的经济冲击｡

不过,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并不意味奥斯曼帝国没有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必然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扈丽吉汉·伊南评论说,在杰拉里起义之后,国家推行了保护农民免杜卡特是一种威尼斯金币或银币,是当时东地中海地区的通行货币｡受大地主侵害的措施,以防止在安纳托利亚发生新的起义,同时还建立起了新的自主供应渠道｡同样,国家将所谓的“特别税”(avarız)制度化,即以征用的形式直接征收部分商品和劳役,作为基于供给主义､传统主义和财税主义三项原则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既要保护农民又要增加税收来源的经济制度,最终被证明同宫廷设定的目标背道而驰｡实际上,财政焦虑迫使宫廷推广地产制(malikane,“领地/封地”)和包税制,即拍卖收税官的职位,结果反而使本欲保护免受私人掠夺之苦的农民更易受到剥削｡伊纳尔哲克将地产制定义为一种“土地双重所有权”制度,其收益仅部分归国家所有,且这一制度的合法化主要使16､17世纪的军事阶层或地方世家中的富裕成员受益｡而这些受益者又是唯一能从事包税业务的人,因为包税需要预先支付大量资金,然后再通过向农民征收重税来收回成本｡矛盾还不限于此:通过将征税私人化,国家无疑是在鼓励货币经济的发展,然而受益于该政策的人(部分是官吏)深知宫廷在此事上的目的并非释放私营经济活力｡事实上,包税制不过是国家应对战争和其他开支受限的一种手段｡因此,包税人(mültezim)不计后果地敛财,全意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不过,正如哈利勒·伊纳尔哲克所指出的,我们还是在某些领域看到了近代企业的雏形:“类似于欧洲资本主义的转型出现在了企业中｡14､15世纪,在丝绸工业中心布尔萨,出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雇主,有些作坊经营着约60台织布机｡工匠们通过减少锦缎中的黄金含量,使更多人能消费得起,以增加作坊的利润｡有些人发明了各种新产品,同已成为‘资本主义雇主’的作坊主竞争｡某些生产部门———西安纳托利亚的棉纺业､阿德里安堡的皮革业､伊斯坦布尔的服装业,面向海外市场进行生产并迅速发展了起来｡”类似地,虽然“利息”(riba)被伊斯兰教法明令禁止,但在16世纪却被加入到资本的构成中｡国家将法定利益定为15%,而实际的利率却在40%—50%｡

无论此类例子如何常见,它们并没有产生那种类似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浪潮｡一般而言,私人资本集中于官僚手中,其积累必然伴随着国家的贫困化｡事实上,人们往往会被那些通常由高级官员所积聚的财富震撼｡在16世纪,100万阿克切足以维持2000人一年的生计｡为了展示某些官员的巨额财富,以下列出一位大臣的主要财产:1120万阿克切(其中有1100名奴隶)､1000包白银､406个磨坊､8000部《古兰经》､5000册书｡一位军事将领锡南帕夏(Sinan Paşa),拥有60万金杜卡特､210.8万阿克切､15串珍珠念珠､140顶头盔等｡迪娜·扈利对摩苏尔省的研究给出了另一个例子,该省的财税收入全归省长苏莱曼帕夏(Süleyman Paşa)所有｡他在伊斯坦布尔遥控管理自己的省份和财税帝国,且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履行任何承诺,包括为帝国对抗波斯的军事行动出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对这位不称职省长的反应仅限于频繁的谴责｡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德尔维什·穆罕默德帕夏(Derviş Mehmed Paşa)的,他在1636—1654年曾多次担任省长,后来成为大维齐尔｡他在任大维齐尔前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海军司令:“他被如此任命不是因为了解航海方面的知识,而是因为他的财富｡大维齐尔塔尔洪久·艾哈迈德帕夏(Tarhuncu Ahmed Paşa)在任命德尔维什帕夏为海军司令时曾希望他能用万贯家财组建一支舰队,从而在同威尼斯的战争中出力,好去征服克里特岛｡但德尔维什帕夏宁愿自己出任大维齐尔,也不愿花钱成就别人的功业｡”这位帕夏在巴格达任瓦利(vali,省长)时就因为总是待在伊斯坦布尔而引人注意｡通过和商贩们的关系,他把自己省份的绵羊､面粉和布料以两倍于市场的价格在首都售卖｡这种无视所有公共规则和道德准则的投机活动既加剧也缓解了食品短缺,让帕夏以道德楷模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