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外部视角下的“西政”与“西政精神”

外部视角下的“西政”与“西政精神”

王健

2025年盛夏，重庆、西安两地酷热高温非比寻常。8月间一连数日，两地携手共创全国高温之最——最低气温30摄氏度起步，最高则上不封顶。然而，与这滚滚热浪同频共振的，不只是这起伏跌宕的时令天气，还有子堂教授内心思绪的激情燃烧。在卸任西政校长职务一年多时间里，他对这所倾情奉献的大学，又生发出许多新的感悟和心得体会。当西政八一级同学毕业40周年纪念活动如何举办的话题一再提起时，一个拿什么来交代给同级同学的念头便萌动而生。由此推展开来，作为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前任校长（西政历史上，胡光担任院长或学院主要负责人的累积时间超过20年，幅度跨越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各个阶段），拿什么奉献给年届75周年校庆的众多校友，分享和交流西政和“西政之士”成长成才的话题，似乎也有作出适当考虑和回应的必要。子堂属蛇，今年适逢花甲，岁月流年，忆念渐浓，感怀良多，放慢脚步回望一下自己求学、执教、治校的人生之路，真正静下心来梳理一下自己所学、所思、所悟，更在情理之中。这些心心念念汇集起来，经过一番精心制作，最终有了《西政之士》这本书。

《西政之士》主要是子堂对于他在任期间所作开学和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进行重新编排加工汇辑而成的一部作品。此外，书中还收录了西政侦查专业创建30周年纪念，西政建校60周年、70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致辞，以及少量的演讲和访谈文字。全书将上述内容进行深度糅合和萃取，别为十大命题，每个命题下采取答问体，六问六答，以60问60答总其成。用子堂的话，编纂此书的目的，是要努力呈现对西政办学宗旨、人才培养理念的思考，以及他自己对于“西政精神”丰富内涵的渐悟过程和对“西政之士”应然形象或“理想类型”进行描绘刻画，对一代又一代西政学子的成长有所启发，并希望有裨我国政法教育事业发展。

子堂将书稿发我，嘱我写篇序文。这让我既感荣幸，又深感压力。在找出一些说服自己遵嘱写序的理由之后，我想从一个外部视角，并以子堂职业生涯为主线，谈谈个人对于西政办学事业及有关“西政精神”概念的一些粗浅认识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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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堂的生活工作轨迹，除在河南老家、北京燕园求学外，在重庆这座山城的光阴已逾40载，远远超过了他在上述两地时间的总和。这期间他经历了人生三次蜕变。

第一次是从南阳的贫民俊秀到都市大学生的转变。南阳位于豫西南开阔的平原地带，西北、东南两面错落分布着著名的伏牛山和桐柏山，平原上河流纵横，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水系在此交汇，水源丰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渠首即在南阳境内。由于地处中国南北大通道，南阳自古商贾云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河南盛产法学家，即以白河之滨的南阳为最。不久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建成河南法学家陈列馆，里面仅南阳一地的法学家，就有周密、张文显、刘海年、樊崇义、郝铁川、王轶、王新清、冯果等30多位，子堂自是其中一位突出代表。

子堂出自南阳新野县五星公社陈庄大队，现在的五星镇陈庄村。新野地近鄂省襄阳，在襄阳与南阳之间。1981年秋，子堂二次高考成功，时年未满16岁的他，按照录取通知书的指引，提着一网兜经典著作，从新野乘长途汽车取道襄阳，再改乘绿皮火车沿襄渝铁路西出十堰、武当，经陕南安康，南下四川达县，跨越汉江，穿越秦岭、巴山，直抵嘉陵江汇入长江所在的山城重庆。子堂读大学的费用，来自一架子车小麦的售卖所得，可谓以耕助学、以耕养学。从躬耕南阳到山城求学，襄渝铁路成就了一个懵懂少年的大学梦。人的认知、信念和意志状态，很多是在早年一些不经意或看似无聊的状态下形成的。一路上的各种见闻，往往会刺激大脑生出各种各样的意念和联想，在反复强化中，有些会沉淀为某些根深蒂固的认识和判断，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场景下，这些认识和判断便会在影响或支配人的某些外在行为中显出不同的作用。子堂就读的这所大学，学生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重点政法大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空前陌生而又充满新奇的世界，他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这里所有的一切，无不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平生很多的第一次从这里开始，这可能是后来促使他下决心把自己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这座城市的基因性因素。

从青涩教师到学科专业带头人和全国著名法学家，可说是子堂第二次的重要转变。在完成四年法学专业本科和两年硕士研究生训练后，子堂22岁成为法学理论教研室的一名助教，正式上讲坛为八七级本科生授课，开启了他作为法学教师的职业生涯。在黎国智教授的要求和影响下，他从阅读经典作家著作和点点滴滴小心翼翼地抄录卡片做起，对马恩原著有关法律篇章下着寻章摘句的“笨功夫”。这种学术训练，应该说，对他后来形成法学研究的目标方向和治学方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时至今日，在指导研究生时，他仍然强调早已经成为习惯的这种研究经验。他坚信，所谓“研究”，无非就是勤于收集资料、善于加工资料，因此一定要养成积累资料的习惯，提高消化资料的能力。

早先积累的这些经验和不断探索，都成为支撑他个人专业乃至学校重点学科方向的重要资源。当时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成果，使他在西政的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后来的发展也证明，在重庆直辖后他重归西政的选择的确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事实上，他步入了事业发展的快车道。2000年，35岁由讲师直升教授，后成为法学理论学科带头人。2002年、2006年他曾两次获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后入选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我国法学院校体制内，法学教育工作者往往有普通教师和“双肩挑”角色上的差异。从单纯的法学教师，再到以教师身份兼任大学行政管理工作，可谓子堂经历的第三次角色转变。破格晋升为正高级职称后不久，他便被任命为研究生部主任，成为正处级干部。不到一年，2002年4月他成为西政副校长，当时未满37岁。组织上提拔子堂当副校长时，我们恰好在杭州参加完首届全国法律硕士教育论坛前往上海的路上。当参会的一行人走到乌镇，正在吃午饭时，子堂忽然起身去接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他回来，神情颇显严肃地跟我说，学校打来电话，要他立即返回学校，组织上要考察他。

严格说来，子堂真正接触大学管理工作，开始他办学治校的职业生涯，应该是从担任副校长开始的。不过子堂当副校长和校长时都比较年轻，且任职时间都比较长。从2002年4月起任副校长一干就是7年多；2009年起担任校长的任职时间，更是副校长的两倍。徐显明任法大校长时，他在西政当校长；黄进任法大校长后，他还是西政校长；马怀德任法大校长后，他仍在西政当校长。同期，华东政法、西北政法、中南财经政法等都换了校长，西南政法仍照旧。总之，他是西政校史上除胡光老院长之外，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有趣的是，由于姓氏读音和称呼习惯，从付副校长到付校长，乃至担任组长、主任、主席等各种职务头衔，对子堂的称呼总是付（副）字当头，仿佛职务职称永远都上不去。不过“付”也可谐音“福”——有福气的校长。

子堂人生的三次重要转变，都与西政息息相关。西政为子堂成就人生理想提供了舞台；子堂也为西政投入了全部精力和智虑，付出了真情和心血，可谓“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在进入新世纪后20多年的时间里，西政之所以尚能勉力维持而不坠，与子堂的艰辛付出有很大关系。对此，樊伟书记曾经中肯地评价，“子堂同志在西政学习工作近40年，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学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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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堂在西政校领导岗位上，特别是2009年未满44岁担任校长后办学治校的工作业绩，校内与校外、组织与民间、教师与学生自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这里不去言表。从一个外部视角来看，我觉得在他参与和主持校政期间值得一提，或者能令他感到欣慰的事情约有三件：其一是学校成功完成“化债”。经费问题向来是办学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和难度自不待言。其二是从沙坪坝扩展出渝北和宝圣湖校区，办学空间大幅增加。其三是在重点学科建设方面，拿下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成为全国首批六个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单位之一。后来，西政又相继拿下新闻传播学、国家安全学两个博士点，实现了法学之外学科专业博士点零的突破。在全国政法院校中，西政第一个设立了国家安全学博士点，进而通过自主设置交叉学科，使博士研究生教育覆盖到全校所有的学科专业。

这里要说明的是，政法院校的学科专业传统是法科一枝独大，其他学科长期处于辅助或从属地位，要把法学以外其他学科办成博士点水平，相当不易。那么，为什么西政有了三个博士点后，就能做到博士学位授权覆盖全校所有学科呢？这是因为，按照教育部有关自主设置博士学科管理办法，博士学位授权学科达到三个及以上时，学校就可以自主设置若干的交叉学科博士点。这就是西政拥有三个博士点的特殊意义。人才培养机制顶层制度上的突破，无疑为西政内涵式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期间，西政在教改项目、教学成果获奖、科研项目、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一流教材、高水平科研平台、东盟等涉外法治项目、人权研究、新闻传播学、国家安全学、纪检监察学等新兴交叉领域的建设和开拓，一路高歌猛进，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子堂作为校长的辛勤努力密不可分。子堂也经常强调，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校党委的坚强领导、学校行政班子及广大师生和校友的共同努力。

梳理和罗列工作中取得的进步或成绩，这固然是我们评价工作成效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其特定的理由和意义。然而在旁观者看来，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以我有限的外部观察，子堂在办学治校中显现出的另外某些特点也同样值得注意。

我和子堂校长是2001年在北京正式认识的。当时他已回西政任教，而我刚刚结束北大博士后任务去西北政法大学工作。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学术活动上，我和子堂相邻而坐，相互介绍并互序年齿。因他对我出生年月充满惊异，我们当即各自掏出身份证进行比对校验，结果显示，他长我11天，尊为我的兄长。后来又知，同年同月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校长，也是我的兄长。从那以后，我和子堂经常见面。回顾起来，有几个方面的事情令我印象深刻。

2003年9月西政建校50周年庆祝活动，是跟当年全国法学教育“两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和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年会的简称）结合一起举办的。会议规模大，会务组织周到细致，是西政校史上相当隆重热烈的一次大型活动。也就是那次会议期间，子堂应我要求帮我协调校档案馆查阅校史档案。我对西政教育史的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会议结束后，子堂又抽空带我去看渝北校区。当时渝北校区刚刚启用，校园里一队队整齐划一的新生正在军训操练。子堂带我站在高处，眺望指点远近四周农田，兴致勃勃地向我描绘着新校区建设规划和美好前景。

类似的大型会议还有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盟”高峰论坛，西政承办过两次，一次是2012年7月的第三届论坛，一次是2023年7月的第十二届论坛，都是子堂在任时承办的。“立格联盟”的一些基础性文件，如《“立格联盟”章程》《“立格联盟”协同创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就是在第三届论坛上正式签署完成的。

2005年8月在武隆仙女山召开的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也令我印象深刻。那次会议在曾宪义先生和国务院学位办李军副主任的主持下，讨论了法律硕士教育的一批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子堂不仅全程负责会务，倍加尽心尽力，而且认真参加议题讨论和文件制定。

我认为，法学院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与其办会的层次和频次有密切关系。办会不仅能密切和加深学术交流，而且也要求办会者在设置议题、把握前沿和推进工作方面占据主动或努力处于有利状态。所以，办会并不仅仅是办会条件或主观意愿的问题。这是人文社科领域学术活动的一个特点。另外，抓住举办全国性学术或工作会议之机，对于保持和增进外界对西政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为西政获取更多办学资源创造出更多有利条件。而支撑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内在动因，在我看来，就是西政始终保持着不甘落后、积极进取的一种工作状态。他们不相信不经常走出家门、不与业内主流保持经常性往来，就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圆满，就能实现国际一流。走出去和请进来，不过是一事之两面。西政积极承办业内各种会议，也显示出学校以天下为己任的一种责任担当精神。

在参与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等相关工作过程中，子堂尽职尽责，充分发挥把关、校正和纠偏的作用，尤其是抓住机会，把代表内陆地方高校实际情况的合理化意见尽可能地反映在相关决策当中。这类事例也有很多，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和子堂一起参加有关部门对《法律专业学位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草案征求意见的工作会。会上我们发现评估指标里面，有一项关于人才培养成效的指标非常可疑。这个指标的内容是关于法律硕士毕业生初次就业时的薪酬高低情况。我们俩当即交流意见，认真分析后一致认为，这个指标完全不符合法律人才培养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脱离加强基层和边疆地区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如果让这个指标成为衡量法学院校办学成效的指挥棒，那还有谁愿意去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还有谁愿意为加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基层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需要服务呢？于是我和子堂提出：必须删除这项指标。后来在法律硕士教育的评价体系中，再也没出现过这类指标。这件说起来也大的小事，给我很多启发，让我心感子堂的敏锐度和敬业精神。

还应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子堂对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点建设工作的支持和帮助。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西北政法在申报博士点这件事上屡遭挫败，学科建设面临巨大压力和困难。2006年9月，在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老师的直接推动下，两校签订了《吉林大学支援西部地区法学学科建设与西北政法学院对口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计划》，遴选贾宇等5位教授担任吉林大学兼职博导，合作培养博士生。2009年西北政法大学申博遭遇重创后，子堂代表学校出手，鼎力相助。在和贾宇校长联络商议后，2011年7月两位校长在西政签署了两校《战略合作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聘请5位教授担任西政的法学理论、经济法学、刑法学、国际法学和行政法学专业的博导，合作招收和培养博士生。

其实，无论东北还是西南，各自都不容易。两家虽各有相对办学优势，但总的来看，都面临着高端人才不足与人才流失并存、办学能力条件水平与宏观政策待遇不匹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压力。文显老师和子堂校长在自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挺身而出、鼎力相助，除“义”字之外，任何其他的解释都难尽其意。

老实说，子堂担任校长之时，正是西政艰难之际。在世纪之交进行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西政与华政、西北政法、中南政法同时由司法部下放各自所在地方而成为省属高校。那段时间里，西政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办学进入了一个低谷。但在关键时刻，仍有一批优秀的西政之士不计个人得失，正确处理了义利关系，坚守阵地，以实际行动发扬西政精神，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迎难而上、负重前行。2012年10月，教育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为西政签署“部市共建”协议，西政逐步获得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有力支持，令人振奋。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发布后，我和子堂就制约和束缚政法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政法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途径等问题多次进行沟通意见，交流探讨。我们一致认为，如果要以该意见提出的发挥好“重点政法院校”骨干示范作用的要求来对法学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造完善的话，就必须改变政法院校现行管理体制。新时代改革发展法学教育的工作任务千条万条，而这一条是关系全局的根本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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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堂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围绕学务和教务体制正常运转的日常繁杂。而贯穿其中的，是他极为重视对“西政精神”内涵的提炼打磨和精准诠释。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西政精神”是西政可以独傲群芳的风骨和气质，是“西政之士”的自信之源和无尽的精神财富。

的确，纵观西政校史，“西政精神”不仅是贯穿学校持续创业的动力和主线，而且是标识西政全部办学成就和大学特色的灵魂所在。“西政精神”的概念从孕育到定型经历了较长时间。各版校史十分清晰地记载和反映了这个过程。

1993年的第一版校史最早提出要总结西政多年来的办学经验和深刻教训，以此作为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今后发展的借鉴。至于有哪些经验、哪些教训，当时尚无具体内容指向。2003年第二版校史首次出现“西政精神”这个表述，同时给予内涵上的界定：经过几十年建设和发展，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西政不断培植出具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的办学特色，创造了西政品牌，锻炼培育了作为学校之魂的“西政精神”。其具体内涵是“心系天下、爱国爱校，逆境崛起、自强不息，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团结协作、和衷共济”。这为后来进一步概括和凝练“西政精神”概念提供了最原初的表述元素。2010年第三版校史进一步强调要总结和提炼西政传统、文化和精神，要把“西政精神”的形成、发展、传承和弘扬，确立为编纂校史的基调和主线，将原有十六字表述细化和调整为“心系天下的责任意识”“自强不息的克艰气魄”“严谨求实的诚信学风”“和衷共济的团队情怀”。2017年学校召开第八次党代会，正式将“西政精神”内容的核心确定为“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十六字，同时对每个表述逐一作出标准释义。这标志着“西政精神”概念的定型，随后就载入了2020年第四版校史。

第四版校史是为西政70周年校庆组织编撰的。我参加了那次校庆，得到了全套的校庆丛书。如同2003年校庆时子堂建议我关注和研究西政校史一样，这次他又要我对第四版校史提出完善修改意见。可见，我研究西政校史，除个人对法学教育研究的一般兴趣外，也跟子堂的再三叮嘱和期待有关。于是，我对已有的四版校史的内容和体例反复阅读和揣摩，每有心得，随时记录。

我阅读第四版校史的最大体会有两方面：一方面，从内容来讲，“西政精神”反映了几代西政人艰苦创业、努力办学的结果。作为一种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它突出表现在西政人身上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西政精神”已是一个内容完整、内涵丰富、概括精准、表述成熟的概念体系。通过编撰校史实践，子堂校长全程参与了“西政精神”概念的建构过程，并在开学典礼、毕业致辞等各种场合努力加以阐释和传扬。

另一方面，对“西政精神”进行总结概括固然很好，但要让这个经典的表述能够给人留下生动画面和深刻记忆，还要有以下三个典型素材或事例的支撑：一是西政的红色基因。这是从西政创校来源意义上讲的。二是抵制撤校和倾力复办。这是西政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是任何其他政法院校都没有的一段特殊经历，值得深思。三是在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中的高度自觉、非凡眼光和坚定的进取精神，集中表现在西政早早完成了更名大学并拿下博士点，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这两件事折射出在第二次创业中西政人的高瞻远瞩和超前意识。

以上三点在各版校史中要么轻描淡写，要么一笔带过，留下一些遗憾。我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三点，是因为它们是关系西政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是支撑“西政精神”丰富内涵、诠释“西政精神”的关键所在。没有这三件事，“西政精神”的独特性便无以站立。

最后提几点对第四版校史的完善意见，作为完成五年前子堂校长叮嘱和布置的作业，亦供西政后继者进一步续修校史时参酌。

其一，关于西政的定位。编纂校史，首先要进行一个基本定位。西政校史，既是一所政法院校的历史纪录，同时又是新中国政法教育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断不能仅仅视之为一所普通政法院校，应当把西政纳入国家组织开展法学教育的范畴来观察和认识。在各种大学标签令人炫目的今天，强调这一点的意义在于，虽然西政是一所市属地方高校，但其作用和影响早已是全国性的，不容丝毫矮化。

其二，及时将红色校史文化研究最新成果纳入校史。对西政校史上红色资源的挖掘，过去重视不够。近年来，宣传部、档案馆等部门用力开发和研究校史文化，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对赵苍璧、苏明德、胡光等人物生平和他们在西政历史上的作用的分析和评价。这些成果不仅是续修校史所需，对党史研究也有意义。

其三，宜对设立重庆法律学校的意义稍作充分阐释。新中国重新布局设立政法教育机构，除各大区成立的政法院系外，还在1956年至1958年间由司法部举办过三所部属中专层次的法律学校，即上海法律学校、济南法律学校和重庆法律学校。但由于存在时间很短，过去多不为人所注意，已有的法学教育著述中也很少提及。根据司法部指示，前两所由华东政法学院援建，何勤华教授在《华政的故事——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一书中，对这两所学校的举办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重庆法律学校则由西南政法学院援建。各版校史都有较完整的记载，涉及该校的文献档案也都完好地保留在西政档案馆，续修校史时，宜将这部分内容予以重视，并把该校放在当时背景下进一步阐释其历史意义。

其四，考证西政校名题字。西南政法学院成立时，关于校名题写者是谁，有不同说法，包括郭沫若、周保中、但懋辛等，后又用过毛体，后来是谢觉哉题写，现在仍用郭沫若体。究竟如何演变，有待进一步探究。

其五，对于西政为什么没有“七七级”应当略作说明。新时期的西政校史是从七八级开始的。“西南七八”或“西政七八”也早已成为享誉法界的专有名词。不过回溯历史，西政恢复办学是1977年5月中央批准的，恢复高校招生方案是当年六七月间确定的，考试是在12月。就是说，从时间上看，西政完全可以参加当年的高考招生，那样的话，西政的历史就会与北大法律系、吉大法律系、湖北财经学院法律专业一样，从七七级开始谱写了。西政历史性错过了七七级的原因也很简单，虽然教师队伍基本保留，但校园被占无法招生。编写校史时，如能点明这层意思，则有助于反映出恢复中国法学教育是何等的艰难和不易。

其六，对西政承担全国性法学师资培训任务的成效和意义，应当给予足够的估计和评价。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法学教育遇到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师资极度匮乏，司法部为解决师资数量不足、业务能力亟待提高的问题，举办了一系列师资培训班。由于西政师资队伍整体条件较好，所以在师资培训中承担了重要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有校史对这方面内容的挖掘和意义阐释，还有较大扩展空间。

其七，对于2000年西政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过和影响等内容，校史编纂者一直保持谨慎态度，校史正文不置一词，第四版校史仅在附录部分的大事记中有一条记载。是否应当本着实事求是、为历史负责的态度如实记录，考验着办学者的教育史观。

子堂命我写序。我则利用这次机会拉杂回顾了与子堂的多年交往经过，以及他在专业和行政管理工作方面给我留下的外部印象。而我对于“西政精神”的观察与思考，已经另文详述，这里不做过多展开。至于对最新校史的修改或完善意见，则纯为兑现五年前的约定，算是一个交代。作为一个旁观者从外部视角进行的观察和分析，必是带有相当的主观色彩和随机偶然性。对于续修校史提出的意见是否完善、是否合理，有些可能需要时间来检验，有些可能需要多方进一步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毕竟校史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王健

2025年9月10日教师节完稿

《西政之士·序言二》

策划：西政北京校友志愿者

编辑：吴佩桢（2015本）

责编：孙悦（2010本）

审核：姚舜禹（2009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