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三角渡江防工事略考：土司对峙下的历史遗存

导语

五龙古战场遗址

今接贵遵为市界，

古分黔蜀是边疆。

茂林深处壕多布，

密树丛中碉隐藏。

两岸青山苍莽莽，

一江流水去茫茫。

时光不老还如旧，

工事残存只剩墙。

乌江三角渡江防工事略考：土司对峙下的历史遗存

当脚步抵达花土坳、黄家湾子与小湾的交汇处，主路上下两侧曾经矗立的两座碉堡及前方错落延伸的三条战壕遗迹，虽历经岁月侵蚀，却依旧能清晰勾勒出当年的军事布局。驻足其间，指尖触过花土坳碉堡残存的乱石墙脚，墙面上留存的瞭望眼轮廓分明，仿佛仍在无声诉说着往昔的岁月。

乌江，作为贵州高原的天然屏障，见证了两岸数百年的军事对峙与人文交融。在乌江北岸的播州新民镇龙丰村下五龙的花土坳、小湾与黄家湾子交汇处，留存的碉堡、战壕等军事遗迹，连同南岸的三角渡渡口，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江防体系。通过实地勘察、口述史采集与史料佐证，可推定这一体系始建于明万历平播战争之前，是播州杨氏土司与水西安氏土司长期对抗的战略遗存，而非后期针对匪患或红军的临时设施。

下五龙的花土坳、小湾与黄家湾子的交汇处，主路上下两侧各矗立着一座碉堡，前方均配套留存着战壕遗迹。上方的花土坳碉堡，上世纪80年代时尚存半截泥土夯筑的墙体，如今墙体已彻底坍塌，仅余乱石堆砌的墙脚，而墙脚上的瞭望眼依旧清晰可辨。为探寻碉堡的历史渊源，我曾多次走访寨中高龄老人。据老人们回忆，80年代所见的泥土墙体，是在甲戌年（1934年）之前数年，于原有残碉基础上重修而成——这意味着，这座碉堡的始建年代远早于1934年。

乌江北岸的遵义，自唐乾符三年杨端入播后，便长期隶属于播州杨氏土司。明万历年间平播之役结束后，朝廷在此实施改土归流，播州之地被一分为二：设平越军民府归属贵州，遵义军民府归属四川；直至清雍正六年，遵义府才正式改隶贵州。而乌江南岸的息烽，历来是水西安氏土司管辖的“水外六目”之一。一江之隔，让乌江成为杨氏与安氏两大土司相互防御的天然屏障，两岸的军事对峙与民众往来，也围绕这条江徐徐展开。

黄家湾子对岸的乌江南岸，三颗巨石兀立江畔，呈“三足鼎立”之势托起一片山石，围出约三间屋子大小的天然空间。枯水期时，江水在此回旋激荡，声响震耳欲聋；待丰水期来临，整处石群便被滔滔江水淹没，踪迹难寻。此处距息烽安清场仅两三公里，山路平缓便于行军，既是乌江两岸往来的咽喉要道，也是兵家必争的防御重地。因三颗巨石的独特形态，这里得名“三角渡”，亦称作三角石渡口或三脚渡。虽无文字记载确切开渡时间，但从乌江北岸播州境内残存的江防工事推测，其开渡历史应早于平播战争。

与黄家湾子一江之隔的息烽安清场，世居着白、吴二姓。其中吴家堪称名门世家，据息烽地方文化使者黄登贵老师介绍，吴家自清初入黔后，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先后涌现五十余名贡生、增生、国学生，更有一名进士、十名举人，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在乌江两岸，流传着“白家的银子，吴家的顶子”的俗语，足见其家族声望之盛。

平播战争之前，乌江两岸两大土司辖区间的交往并无文字可考。自遵义划入贵州后，两岸往来才留下明确记载。乾隆时期，官田坝的嘉庆进士李为，曾前往安清场吴文炳家执教，后迎娶当地白姓女子为妻，自此拉开了两岸姻亲联结的序幕，往来也愈发频繁。五龙《向氏家谱》中亦有佐证：向万容之妻吴氏，生于清道光乙巳年（1845年），为修文县辖地安村（今息烽县温泉镇安清场）麻窝生长人氏。如今，在其后人向应国家中，仍保存着一副抱对，字迹间见证着家族与两岸的深厚渊源：上联“德积象贤多看满庭课读催耕不殊荆树早花分辉宅第”，下联“家宽继美豫届週甲开筵祝嘏好趁松华冬秀齐缋冈陵”。

据五龙村的年长者回忆，息烽安清场曾出过一位名叫吴修堂的土匪头子，其名号与尚嵇的曾广富不相上下，此人在解放初期已被依法镇压。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初期五龙村民曾利用花土坳及毛狗山的碉堡进行把卡防守——这一史实清晰表明，花土坳周边的防御体系绝非为防范以吴修堂为首的土匪而建。

甲戌年即1934年，恰逢红军强渡乌江的前夕。既然碉堡在1934年之前便已在原有残基上重修，足以佐证花土坳周边江防工事的历史远早于红军长征时期。回溯此前的大规模战乱，最近的是发生在1864年前后的咸同作乱，但这场战乱并未波及五龙附近数公里范围乌江两岸，因此碉堡建于这一时期的可能性极小。再往前追溯，便只有明万历年间的平播战争具备大规模构筑江防工事的背景，由此可推断，花土坳碉堡的始建年代大概是这一时期。而结合三角渡作为乌江咽喉要道的地理属性，以及其与北岸江防工事的紧密关联，进一步印证了三角渡的开渡时间应早于平播战争（即明万历年间）。

以三角石渡口为中心，上至两河口，下到干沟，数公里的乌江沿岸为何独此一处尚有江防工事遗迹，这得要从这一带的地理位置特征说起。

乌江自白家坝蜿蜒而来，历经十余公里奔涌至这片峡谷地带。两岸多是刀削斧劈般的绝壁，江水如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其间，将昔日的播州（今北岸五龙一带）与息烽（今南岸安清场一带）清晰分隔。神奇的是，山脉在南北两岸各自撕一道平缓的山口，充沛的水资源在此滋养出两片沃土，最终形成了两处适宜人类聚居的坝子——北岸的五龙大寨与南岸的安清场。虽非严格意义上的隔江直峙，但这两处坝子凭借相对平缓的地形，打破了乌江绝壁的阻隔，成为两岸少见的天然通道，也为后续的军事防御、民众往来埋下了伏笔。

从安清场出发，循着山势直下便能抵达三角石渡口。渡江之后，需沿着崖壁间开凿的小道拾级而上，方能抵达黄家湾子；再经小湾、花土坳，一路穿行过环扁、黄金、张土等地，最终抵达付家坝，翻过一道垭口，便进入了五龙大寨。

若从五龙启程，路线则更为便捷：自张土直接下行，便可抵达红岩渡口。渡过乌江后，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缓缓向上攀登，沿途穿梭于山林之间，最终便能抵达南岸的安清场。不过这条通道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民国中期才正式开辟。回溯历史，有史以来连接乌江两岸（五龙与安清场）的核心枢纽，始终是以三角石渡口为主要渡口，其承载的往来功能与历史分量，远非后开辟的红岩渡口可比。

三角石渡口的北岸，是一面陡峭如削的绝壁，壁立千仞直插江中。而在这绝壁的顶端，便是位于黄家湾子左侧的“华嘴”，华嘴是一片缓坡，虽被森林覆盖，却留下了众多人类生活的痕迹，不仅有成型的田，还有无数的乱石垒成的土坎，就算是以绝壁之上，只要能容身的地方，都有土坎，而些土坎，不是大集体时期所筑，也不是解放前所垒，至于是哪个年代形成的，并无文字记载，也无坊间传说。站在华嘴之上，脚下奔腾的滔滔乌江竟全然不见踪迹；极目远眺，南岸的安清场仿佛近在咫尺，仿佛再往前踏一步，便能径直抵达对岸，这般“目及即至”的错觉，更凸显了此处作为两岸咽喉的独特地理格局。

黄家湾子右侧，一片缓坡顺势蜿蜒而上，循着地势前行可经小湾抵达花土坳，而路口恰在黄家湾子与小湾的交汇处。若要前往华嘴，需从这处路口左转，穿过黄家湾子的消尚坎，再沿着山体斜向攀升方能抵达。

从军事防御的逻辑来看，华嘴凭借居高临下的绝佳地势，无疑承担着瞭望警戒的核心功能——站于此地，可远距离俯瞰乌江南岸动静，精准掌控两岸往来态势；而花土坳至小湾一带，恰好依托缓坡起伏与路口交汇的地形优势，形成了层层递进、互为犄角的守防阵地。两地一“望”一“守”，功能互补、联动呼应，共同构成了一套布局严密的“瞭望+守防”完整防御体系，牢牢扼守着通往华嘴及三角石渡口的关键通道，成为乌江沿岸不可多得的军事防御要地。

再看现存遗迹，这一防御体系的构想更得到了实物印证：在花土坳与小湾之间的核心防御带，至今仍留存着两座碉堡与三条战壕的遗迹。碉堡矗立在主路两侧，形成交叉火力点，战壕则沿地势延伸，与碉堡形成攻防联动，进一步佐证了此处当年作为守防核心的战略地位，让“瞭望+守防”的军事布局不再是文字推演，而是有迹可循的历史遗存。

花土坳右侧半山坡的杨柳井、黄家湾子的无名井，再加上山脚渡的宋家井，共同构筑起这片江防阵地的核心水源保障体系。三处水井巧借山地地形分布，或隐匿于半坡茂林、或深藏于村落之间、或紧邻渡口要道，布局错落却各有战略侧重：杨柳井与花土坳守防阵地近在咫尺，士兵取水无需远涉，极大提升了作战响应效率；无名井紧邻黄家湾子关键通道，既能满足阵地驻守兵力的饮水需求，也能为过往调度的兵力提供及时补给；宋家井毗邻华嘴瞭望点，不仅为驻守瞭望哨的士兵提供稳定水源，更能支撑周边机动兵力的用水补给，形成“哨点+机动”的水源覆盖。

三处水井皆具备水量稳定、水质甘冽的特质，让守防部队无需依赖乌江江水——既彻底规避了江边取水时暴露行踪的战术风险，更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坚守的饮水刚需。它们与花土坳、小湾的碉堡、战壕形成攻防联动，又与华嘴的瞭望点构成立体呼应，不仅让“瞭望+守防”的军事布局愈发完善，更精准补齐了后勤补给的关键短板，使这片扼守三角石渡口的江防要地具备了长期坚守、持续作战的坚实基础，深刻印证了此处江防体系规划的周密考量与长远眼光。

解放初期，以息烽安清场吴修堂为首的匪帮，实则是一群缺乏组织纪律的乌合之众，其活动范围也主要局限于息烽县境内。乌江天险横亘两岸，江水湍急、两岸多绝壁，匪帮既无渡江的充足装备，也无突破天险的战力，想要偷渡乌江侵扰北岸，难度极大。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言，这样一股势力根本无需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在乌江北岸构筑如此规模的江防工事进行防范。因此，将北岸的江防遗迹归因为针对吴修堂匪帮而建，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

回溯乌江两岸的历史脉络，乌江北岸曾长期为播州杨氏土司辖地，南岸则是水西安氏土司的“水外六目”疆域，一江之隔让两大土司形成天然对峙格局。为守护各自领地、防范对方侵扰，在交通要道与渡口周边构筑江防体系，才是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合理推断。从三角石渡口的咽喉地位，到花土坳、小湾“瞭望+守防”的军事布局，再到三处水井构成的后勤保障，整套防御体系的周密性与规模性，恰好印证了这是两大土司长期对抗下的战略部署，而非针对后期小规模匪帮的临时设施。

在华嘴，留存着四座下五龙向家祖坟，最早的两座立于清道光己亥年（1839年），墓主为下五龙的向永卿与胡氏。古墓选址于曾为军事瞭望点的华嘴，这一史实极具佐证价值——若此时华嘴仍承担军事瞭望功能，其核心区域绝不可能被用作墓葬之地。由此可推断，至迟在1839年，华嘴作为军事瞭望点的相关设施已彻底废弃，不再具备防御功能。

这一发现进一步锁定了乌江北岸江防工事的修筑时间上限。结合此前排除的红军长征、咸同作乱、匪帮侵扰等后期可能性，再叠加华嘴军事功能早于1839年便已消亡的史实，足以佐证江防工程的修筑时间远早于清代中晚期。回溯历史，唯有明万历年间平播战争之前，乌江北岸播州杨氏土司与南岸水西安氏土司长期对峙的时期，具备构筑如此规模“瞭望+守防+后勤补给”完整江防体系的历史动因。因此，江防工事为两大土司对抗所建，不仅符合地理格局与军事逻辑，更与墓葬遗存所印证的历史时序完全契合，是贴合历史真相的合理结论。

山脚渡的世居居民中，有一支相传来自真安的刘姓族群，当地人至今称其为“真安家”。查阅史料可知，真安于雍正二年（1724年）改名为正安，而另一支从五龙迁居三脚渡的刘姓，迁徙时间更早于这支真安刘氏。这一聚落史实表明，1724年之后，该区域已无战火侵扰，外乡人得以在此安居乐业，进一步印证了江防工事的军事功能早在此前便已消亡。

两项遗存相互印证，锁定了江防工事的修筑时间上限远早于清代中晚期，而平播战争之前的土司对峙时期，成为唯一符合历史逻辑的修筑时段。

乌江三角渡江防体系以花土坳、小湾的碉堡战壕为守防核心，以华嘴为瞭望制高点，以三处水井为后勤保障，是一套布局严密、功能完整的军事工程。结合地理格局、军事逻辑、口述史、墓葬遗存与聚落变迁，可明确其始建于明万历平播战争之前，为播州杨氏土司与水西安氏土司长期对峙的战略遗存。这一体系不仅见证了乌江两岸数百年的军事对抗，更承载着土司文化、民间往来的历史记忆，成为解读贵州土司制度与乌江文化的重要实物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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