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晚清中国之多重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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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晚清中国之多重叙事

题记：一个多重的晚清历史叙事才能大致接近历史真实，也才能逐渐减少人们认识上的分歧、鸿沟。

乐观与悲观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两种对人生不同的看法。要知道一个人的人生观，主要的就是要知道他对人生是抱乐观或是抱悲观的态度。所以我们讨论乐观与悲观，也就是在讨论一般人所最关心的人生观问题。

如果从1840年算起，晚清历史距今已经185年了。再过15年，就是晚清被迫打开国门200年了。两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时间不短的朝代了。然而，我们今天不论网络上，还是线下，甚至课堂上，对于晚清历史充满着争议，看法五花八门。

对历史的解释充满争议当然是正常的。历史是永远消逝的过去，真相是客观存在的，但解读则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仅史料歧异所在多有，而且由于历史是具体的，每一个解读者的理解受限于自己的知识、认知，对同一问题各自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也很可能因为利益冲突而有异，甚至相反。比如西方因素进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无疑是重要的，这其中既有强烈的屈辱，但也使中国人警醒起来，并奋起直追。可以说，晚清中国急剧的历史变化，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但并不一中国，有利于世界，但并不一定合乎清朝统治者的利益。

一种最普遍的看法是，西方因素的进入让中国沦为一种依附性地位，特别是外国资本、商品的进入，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进而沦为半殖民状态。但是从工业化、现代化叙事，恰恰是西方因素的进入，激活并促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促动中国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市场大循环。因此如何评估晚清中国外国资本、思想文化的进入，也不能只从一个视角进行讨论，必须引入“复调”概念，充分考虑历史结构的复杂性，不以局部遮蔽整体，也不以整体忽视局部甚至很小的细节。比如我们谈论太平天国、义和团，当然应该承认洪秀全以及义和团领袖的反抗精神和正当性，当人们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甚至无法继续活下去时，除了反抗，还有什么选择？对于饥饿、死亡如果没有基本同情，简单斥之为邪教、流寇、拳匪，显然缺乏起码的良知、正义。与此同时，我们在谈论湘军、淮军“曾左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时候，也不能简单斥之为“汉奸”。

晚清中国历史叙事既要注意底层立场，具有人民性，同时也必须注意世界趋势，注意中国应该走的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一方面承认晚清中国在列强势力胁迫下不断沉沦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晚清中国还有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沉沦与上升交相呼应，几乎同时进行。那几十年，中国的一切几乎都变了，初级的工业化，初步的城市化，新教育的建立，甚至衣食住行的根本改观，无不发生在那几十年。谈论这几十年的历史，不能简单地线性书写，必须注意晚清中国历史叙事的多重性、复合性。既注意统治阶级的利益、立场，也必须注意普通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既注意晚清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不顺、挫折、挨打，更要注意晚清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国际背景和外部“助力”。

一个多重的晚清历史叙事才能大致接近历史真实，也才能逐渐减少人们认识上的分歧、鸿沟。

作者：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史天地》2025年第三期

编发：三束光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