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四川主席假扮盐贩子逃亡，为脱身把金条都给扔了

1949年12月的成都，乱得跟一锅煮沸的粥似的。蒋介石坐着飞机从凤凰山机场溜了，直奔台北，留下满城溃兵像没头苍蝇似的乱窜。省政府大楼空无一人，往日里耀武扬威的官员早没了踪影，唯独王陵基还杵在城里——这位刚当了一年多的四川“王主席”，前几天还在主席府里发号施令，如今却成了没根的浮萍，连个喊他“主席”的人都没有了。

谁能想到，这位在川军里号称“王灵官”的狠角色，会落到这般田地？刘湘、杨森这些川军大佬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喊“老师”，从清末混到民国，北洋军、国民党军都待过，抗战时也守过防线，论资历在四川军界没人比他更老。1948年蒋介石把他调回四川当省主席，说白了就是让他来“救火”——江西丢了，华中垮了，西南成了最后一块地盘，蒋委员长需要个熟四川、镇得住场面的老人来扛着。

王陵基接了这个烫手山芋，走马上任时连个像样的典礼都没办，直奔省政府就开始整肃。保安队换血、军队整编、划分防卫区域，动作快得很，口袋里还揣着份《安川应变方案》，连撤退路线、粮饷怎么分都写得明明白白。可这方案再周全，也架不住全国局势垮得太快。1948年底东北解放，紧接着北平、天津也丢了，电报员每天念战况，王陵基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厅里，脸越沉越黑，却连个打电话问南京的念头都没有——他心里门儿清，这会儿蒋介石自身难保，四川的事儿，只能自己扛。

他拉着老脸去找邓锡侯、刘文辉这些旧识，想抱团稳住局面，可人家早有自己的打算，谁还肯听他调遣？川军看着人多，其实各怀鬼胎，保安团各自为政，兵团之间互相防着，调一支兵得讲三次情面，发两次军饷，再送一车粮食才肯动。王陵基当年那套治军的法子早不管用了，每道命令都得靠老资历压着，每笔钱都得亲自签字，活脱脱一个“救火队长”，可火越救越大。

1949年12月初，成都彻底乱了套。蒋介石飞走的前一夜，压根没通知他这个“省主席”，第二天王陵基赶到机场，只看到满地油桶和冒烟的卡车，连架飞机的影子都没有。他灰头土脸地回省政府，门口的警卫早跑了，办公室抽屉被翻得底朝天，文电室主任、机要员全没了踪影——这时候他才真明白，自己成了没人要的弃子。

12月11日，刘文辉他们通电起义，四川宣布“和平解决”，王陵基知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他遣散了警卫，扔了汽车，脱下笔挺的军服，换上一身粗布衣裳，揣着几根金条，带着几个亲信就往城外跑。可没走三十里路，道就被溃兵和逃民堵死了，卡车根本开不动。到了大邑县刚歇一晚，就传来解放军到邛崃的消息，他吓得连箱子都扔了，只带着贴身的金条继续逃。

亲信建议去西昌找胡宗南，结果半道上就听说胡宗南也飞海南了，军政公署空无一人。王陵基在原地转了两天圈，硬着头皮给台北发电报求飞机，回电就一句“前往机场等候”，他在风雨里守了一整夜，连架飞机的影子都没盼来。这时候他才彻底凉了心——蒋介石是真不管他了。

从那以后，王陵基彻底没了方向，身边就剩三个人。他把军服上的肩章扯下来扔了，改穿便装，专挑小道走，白天躲着，晚上摸黑赶路。走到五面山遇到旧识李文，人家都准备投降了，他连表态都不敢，连夜就悄悄走了——这时候的他，连熟人都信不过，生怕被人卖了换功劳。

身上的金条本来是救命钱，可越往南逃越觉得这东西是祸根。沿途兵荒马乱，谁见了金条不眼红？有天夜里在夹江的山林里，他找了口废井，咬着牙把大半金条扔了进去——命都快没了，要钱还有啥用？到后来，连身边的亲信都被他一个个遣散，有人舍不得走，他冷冰冰地放话“不许跟”，不是狠心，是真怕这些人哪天为了自保把他供出去。

1950年1月，王陵基躲到了宜宾的亲戚家里，白天藏在阁楼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吃饭都让保姆把饭放门口，连餐具都不敢回收。本想着等亲家找条走私船出川，没成想栽在了一个细心的保姆手里。这保姆觉得奇怪，这房客天天不出门，饭量不大却用精致餐具，住处静得连咳嗽声都没有，越想越不对劲，直接跑到派出所报了案。

宜宾公安一查就觉得这人不简单，赶紧布控拦截。那时候王陵基已经上了往泸州的商船，公安在江安码头鸣枪示警，船一靠岸就上船排查。八个没证件的人里，有个戴墨镜的自称“盐贩”，说话吞吞吐吐，神色紧张得不行——这哪像走南闯北的盐贩子？

被带到公安局后，他还嘴硬说“王陵基早去台湾了”，可一调档案，再请来原四川警备处的人辨认，立马露了馅。鼻梁上的压痕、手上常年握笔的茧子、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全跟王陵基对上了。当两个老部下指着他说“就是他”的时候，王陵基耷拉下脑袋，再也不狡辩了。

后来他被押到北京，关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跟杜聿明、王耀武这些人成了“狱友”。别人还写写检查、聊聊天，他却闷不吭声，三餐按时吃，劳动也不偷懒，就是不爱说话，管理干部的评语里写着“沉默、僵硬、不表态”。1964年特赦的时候，他拿着特赦令读了三遍，没说谢谢，就跟看守说了句“我走了”。

民政部门把他安置在北京东郊，给了套房子，供应基本生活。街坊邻居只知道有个不爱说话的老头，每天从家走到钟鼓楼，来回两小时，有人打招呼就点点头，没人知道他曾经是四川的“土皇帝”。1967年3月，他突发重病去世，送医的路上就没了气。在北京住了17年，没留下几张照片，晚年更是连张像样的画像都没有，就像从来没在这座城市里留下过痕迹。

当年扔在夹江废井里的金条不知道有没有人捡到，那些他费尽心机想保住的性命和脸面，到最后也不过是功德林里一份厚厚的档案，和一张薄薄的特赦令。这位曾经在四川呼风唤雨的“王主席”，最终还是没能逃掉，成了那段动荡岁月里，一个不起眼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