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业完蛋了！制造业产值跌至20年最低点，能源价格飙升，情况糟得超乎想象

德国没救了。
工业产出在上个月跌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其制造业产值低于2015年，大幅落后于欧盟和欧元区的整体平均数据，比例上与斯洛伐克争夺欧洲末位， 而斯洛伐克本来就是德国汽车工业的外包供应商。德国的能源价格2022年前是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北溪被炸之后，德国现在的能源价格已经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这对于严重依赖工业制造业以及工业产品出口(包括对欧洲其他国家出口)的德国经济，是致命打击。

根据最新统计，德国工业生产在2025年8月遭遇了自2022年3月疫情初期以来最陡峭的月度降幅（-4.3%），产量水平甚至跌至疫情时代的低点。与此同时，尽管制造业增加值（GVA）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024年仍高达19.7%，远超欧盟15.6%的平均水平，凸显其对整体经济的系统性重要性，但这一比例已然呈现下滑趋势，从2023年的18.36%降至2024年的17.81%（根据世界银行口径），这表明侵蚀正在发生。

宏观经济指标是衡量一国工业健康状况最直接的“体温计”。近年来，德国的这项指标读数持续走低，发出了明确的失速警报。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工业生产指数的急剧下滑。2025年8月，德国工业产出环比暴跌4.3%，这一数字不仅远超市场预期的1%降幅，更是自2022年3月以来最剧烈的单月下滑。这一趋势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持续疲软过程中的一次集中体现。早在2024年，德国工业产出就已在真实价值上下降了1.2%，而2025年的数据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下行态势。

制造业增加值（GVA）是衡量制造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核心指标。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德国制造业GVA占总GVA的19.7%，这一比例在欧盟主要经济体中遥遥领先，远高于法国的10.6%、西班牙的11.7%和意大利的16.3%，也高于15.6%的欧盟平均水平。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双重现实：一方面，制造业是德国经济无可争议的支柱，其兴衰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运；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制造业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德国经济产生系统性的巨大冲击。而根据世界银行和TheGlobalEconomy.com的数据，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2023年的18.36%下降到2024年的17.81%，这一下滑趋势虽然看似微小，但对于一个庞大而成熟的经济体而言，已是不容忽视的警示信号。

三大支柱产业的困境：心脏、骨骼与血液的共振

如果说宏观数据是冰山的全貌，那么德国三大支柱产业——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的困境，则是构成这座冰山的核心冰体。这三大产业分别扮演着德国工业的“心脏”、“骨骼”与“血液”，它们的同步下行，形成了危险的负面共振。

汽车工业：昔日“心脏”的骤停风险

汽车工业是德国工业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也是经济的“心脏”。然而，这颗心脏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2025年8月的工业产出暴跌中，汽车工业以-18.5%的惊人降幅领跌所有行业，成为拖累整体数据的最主要因素。德国央行联邦银行（Bundesbank）在其月度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德国汽车工业的疲软仍在持续。这种困境是双重的：一方面，传统燃油车市场在全球需求放缓和竞争加剧下面临萎缩；另一方面，在决定未来的电动化转型赛道上，德国车企显得步履蹒跚。新电动汽车的注册量出现下滑，而来自中国等国的竞争对手正以惊人的速度抢占市场份额，使得德国汽车工业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危急境地。

图表1：2025年8月德国主要工业部门产出月度降幅

机械与设备制造业：支撑“骨骼”的承压迹象

作为德国工业的“骨骼”，机械与设备制造业以其高精度、高可靠性的产品支撑着全球的生产体系。该行业同样未能幸免于难，2025年8月产量下降了6.2%。根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的数据，尽管该行业在2024年底仍雇佣了102万名员工，保住了德国最大工业雇主的地位，但已经出现了约6800个工作岗位的流失（-0.7%）。这表明，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投资意愿下降的背景下，作为“资本品的生产者”，德国机械制造业的订单量和生产活动正面临持续压力。就业市场的微妙变化，是预示行业未来走向的关键领先指标。

图表2：德国机械工程领域就业人数变化趋势（2016-2024年）

化学工业：维系“血液”的成本危机

化学工业是现代工业的“血液”，为几乎所有下游产业提供基础材料。作为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典型代表，德国化学工业在本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最为直接和严重。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Cefic）的报告指出，高昂的能源价格、原材料成本、高税负以及繁琐的官僚程序等结构性问题，正在严重侵蚀德国化工企业的竞争力。根据德国化学工业协会（VCI）的季度报告，2025年第二季度，德国化工和制药产品的需求持续下降。一份行业分析报告甚至直言，化学工业是“受2022-2023年能源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当工业“血液”的生产成本高企、供应不畅时，整个工业机体的健康都将受到威胁。

·宏观失速：德国工业产出正经历自疫情初期以来最严重的下滑，制造业占GDP比重出现下降趋势，经济引擎作用明显减弱。

·支柱动摇：汽车、机械、化工三大核心产业同步陷入困境。汽车业产量暴跌，机械业就业承压，化工业则因能源成本而竞争力受损。

·系统性风险：三大产业的负面共振，表明当前的危机并非单一行业的局部问题，而是对德国整个工业基础的系统性挑战。

最直接、最剧烈的冲击无疑来自于能源领域。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长期依赖的、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供应戛然而止。这一事件对德国工业模式的打击是根本性的。正如哈佛国际评论的一篇深度分析所指出的，德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廉价俄罗斯天然气”这一基础之上。天然气不仅是发电的重要来源，更是化工等行业的关键原料。

廉价能源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如化工、钢铁、玻璃、造纸等）的生产成本在一夜之间飙升。欧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21年底到2025年初，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产量下降了惊人的15%。这不仅直接削弱了德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也迫使一些企业减产甚至将生产转移到能源成本更低的地区。

更深层次看，德国自身的能源转型政策（Energiewende）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面前的脆弱性。在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之前，德国已经做出了逐步淘汰核能和煤炭的决定，并将天然气定位为通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燃料”。然而，在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尚未完全建成、储能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放弃稳定的核能，使得德国在失去俄罗斯天然气后，能源供应的“安全垫”变得异常薄弱，加剧了能源价格的波动和供应的不确定性。

全球需求疲软与供应链瓶颈：外部依赖的脆弱性

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德国的繁荣深度依赖全球市场。然而，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对德国制造业构成了第二重打击。

首先是全球需求的结构性转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析指出，随着疫情影响的消退，全球消费需求正经历一场从“商品”到“服务”的再平衡。在疫情期间被压抑的旅游、餐饮、娱乐等服务性消费强劲反弹，而对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家电）和工业品的需求则相应回落。这对以制造业和商品出口为核心的德国经济极为不利。

其次，全球主要市场的经济放缓，特别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的经济动态，直接影响了德国的出口订单。欧洲央行政策研究机构CEPR的一份报告明确提到，“疲软的全球需求”是德国制造业自2021年以来陷入困境的关键原因之一。当外部“客户”的需求减少时，德国工厂的机器便只能放慢运转速度。

此外，尽管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依然存在。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揭示了过度依赖复杂、漫长的全球分工体系所带来的风险。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德国高度依赖复杂的供应链来生产高端机械、汽车和电子产品，任何环节的延误或中断都会迅速传导至生产端，造成减产和成本上升。

通胀高企与紧缩货币政策：内部需求的双重挤压

在外部冲击不断的同时，德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变得充满挑战。能源价格飙升和供应链瓶颈共同推高了通货膨胀，迫使欧洲中央银行（ECB）采取激进的加息政策以遏制物价上涨。这一紧缩的货币政策，构成了对德国经济的第三重打击。

利率的快速上升直接增加了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融资变得更加昂贵，从而抑制了对新设备、新厂房的投资意愿。对于高度依赖信贷的建筑行业而言，高利率更是致命的打击，导致住房建设等活动急剧萎缩。对于家庭而言，更高的贷款利率和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们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内生动力，当它们同时被抑制时，德国经济便失去了重要的内部支撑，进一步加剧了由外部需求疲软带来的下行压力。

·能源命脉被断：失去廉价俄罗斯天然气，叠加自身能源转型政策的脆弱性，导致德国工业成本急剧上升，竞争力受损。

·外部需求萎缩：全球消费从商品转向服务，以及主要市场经济放缓，使得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遭遇逆风。

·内部动力受阻：为应对通胀而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抑制了国内投资和消费，使经济在外部冲击下雪上加霜。

德国正面临一场无声的人口海啸。作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人口结构问题正从一个社会议题，演变为制约经济增长最核心的瓶颈之一。其痛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萎缩。随着二战后“婴儿潮”（Baby Boomer）一代在近几年集中进入退休年龄，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失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一份报告中发出严厉警告：随着移民潮的结束和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五年德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将超过任何其他G7国家。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的研究也证实，人口老龄化将在未来几年对德国构成尤为严峻的挑战。劳动力的减少不仅意味着生产潜力的下降，也给养老金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挤占了本可用于未来投资的公共资源。

其次是结构性的技术工人短缺（skilled worker shortage）。问题不仅在于“没人”，更在于“没有合适的人”。德国引以为傲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虽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技术工人，但面对数字化、绿色转型等新需求，人才供给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分析指出，缺乏技术劳动力是德国制造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之一，这直接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劳动力的稀缺性推高了用工成本。科隆经济研究所（IW Köln）的一项国际比较研究显示，2024年德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平均比其他27个受调查国家高出22%。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削弱了德国在全球市场上的成本竞争力，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投资之“怠”：基础设施与数字化转型滞后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德国经济享受了一段长期的繁荣，这段时期被一些人称为“黄金十年”。然而，成功的光环似乎也带来了自满情绪。普华永道（PwC）旗下机构Strategy&的一份报告尖锐地批评道，德国工业部门未能利用过去的“黄金十年”来提升其竞争优势，其在危机后的周转和恢复能力甚至低于德国企业的平均水平。

这种竞争力的流失，集中体现在对关键领域投资的长期不足上。一方面是物理基础设施的老化。德国的铁路系统以其频繁的延误和取消而饱受诟病，高速互联网的普及率在发达国家中也相对落后。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短板，直接影响了物流效率和商业环境的现代化水平。美联社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德国在经济繁荣时期变得自满，推迟了对铁路和高速网络等长期项目的投资。

另一方面，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数字化转型上的迟缓。尽管德国提出了“工业4.0”的宏伟概念，但在实际应用层面，尤其是在中小企业中，数字化技术的采纳速度却落后于韩国、日本等竞争对手。当全球制造业的竞争焦点从单纯的硬件制造转向“硬件+软件+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时，德国在数字化领域的相对滞后，使其难以充分利用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从而在价值链的高端竞争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竞争格局之“变”：从合作伙伴到头号对手

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功，长期以来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全球贸易体系之上。然而，近年来，这一体系正在发生剧烈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其中，最核心的变化来自于中国角色的转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和“世界工厂”，为德国的汽车、机械和化工产品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并以低成本的零部件支持着德国的生产体系。然而，今天，中国正迅速地从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和“市场”，转变为一个直接的、强大的“竞争对手”。欧盟委员会在其2025年国别报告中明确指出，德国出口商开始失去全球市场份额，因为“中国从一个关键市场转变为一个直接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机械、汽车和绿色技术领域”。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品牌不仅主导了本土市场，还开始大举进军欧洲。美联社的数据显示，到2024年，中国每年出口500万辆汽车，而同期德国的净出口量则下降到120万辆。这种由国家补贴支持的产业政策，对德国的支柱产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贸易保护主义阴云也日益浓厚。美国潜在的、以关税为武器的贸易政策，对德国构成了另一个严重威胁。作为德国最重要的单一出口市场，任何针对欧洲（尤其是德国汽车）的关税壁垒，都将对其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毕马威（KPMG）的分析警告称，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德国将尤其感受到这些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在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夹击之下，德国制造业正面临着“两面受敌”的艰难处境。

官僚主义之“缚”：繁文缛节与改革僵局

如果说人口、投资和竞争是外部环境和长期趋势带来的挑战，那么僵化低效的官僚体系，则是德国自缚手脚的内部枷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分析德国经济挑战时，将“过多的繁文缛节（red tape）”与老龄化、投资不足并列为三大“真正的挑战”。

这种官僚主义的弊病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哈佛国际评论的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德国“古老的、基于纸张的官僚体系”如何拖慢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审批和建设。一个风力发电机或一条高压输电线路的规划和批准过程可能长达数年，这不仅阻碍了投资，也使得德国在面临能源危机时无法迅速提高清洁能源的供应能力。这种行政效率的低下，正在成为德国适应新时代、推行必要改革的最大障碍之一。

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上世纪90年代末德国被称为“欧洲病夫”时相比，如今的政治环境似乎更难达成深刻结构性改革的共识。当时，施罗德政府顶住巨大压力，推行了以《2010议程》（Agenda 2010）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改革，这些改革被广泛认为增强了德国经济的弹性，帮助其安然度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然而，在当前由多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格局下，各方利益盘根错节，政治决策过程更趋复杂和碎片化，使得推行类似当年那样触及根本利益的、痛苦但必要的改革变得异常困难。问题被清晰地识别出来，但解决方案却迟迟无法落地，这或许是德国当前最深的困境。

·人口枷锁：劳动力数量萎缩和技术工人短缺，正成为制约德国经济增长最硬的“天花板”，并推高了生产成本。

·投资欠账：过去“黄金十年”的自满导致对公共基础设施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不足，削弱了长期竞争力。

·竞争变局：中国从市场转变为全方位的竞争对手，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则构成潜在威胁，德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竞争压力。

·改革僵局：僵化的官僚体系和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应对上述结构性挑战所需的深刻改革难以推行，导致问题积重难返。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是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一旦某个系统（无论是技术、制度还是文化）进入了某一条特定的发展路径，它就会在后续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即使出现了更优的替代路径，也很难从中摆脱出来。历史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未来的可能性。

德国的工业模式就是路径依赖的一个典型范例。自19世纪末以来，德国建立了一套以高质量工程技术、精密制造、强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出口导向为核心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的“经济奇迹”中，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这种成功模式通过法律制度、企业组织、教育体系乃至社会文化，被不断地复制和强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制度和文化惯性。

“路径依赖是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它关注技术变革以及制度因素在技术轨迹的选择和确立中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当全球经济范式发生根本性转变时，这种曾经的优势就可能转化为劣势。在21世纪，竞争的逻辑正在从物理世界的“原子”竞争，转向数字世界的“比特”竞争；从制造孤立的、功能完美的产品，转向构建互联的、体验至上的生态系统；从漫长、严谨的瀑布式开发，转向快速、敏捷的迭代式创新。在这样新的范式下，德国模式中根深蒂固的特质——例如对物理产品完美的极致追求（可能导致开发周期过长）、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可能抑制颠覆性创新）、以及对工程技术而非软件和用户体验的偏重——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成功的路径被依赖得太久，以至于当需要转向一条全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时，整个系统都表现出了巨大的阻力和迟钝。

“德国制造”的荣耀与枷锁（The Glory and Shackles of "Made in Germany"）

“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这一标签的演变史，本身就是德国工业路径依赖的生动写照。它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最初是一个旨在警示消费者、区分“劣质”德国进口产品的贬义标签。然而，德国工业界通过不懈的努力，硬是将其转变为全球公认的质量、可靠性和信誉的象征。时至今日，一项全球调查仍然显示，“德国制造”是全世界消费者最信赖的标签之一，其信任度甚至超过了瑞士和日本制造。

这无疑是巨大的荣耀，是德国几代人积累的无形资产。然而，这份荣耀也可能成为一副沉重的“枷锁”。因为“德国制造”的品牌内涵，与特定的价值理念深度绑定：即卓越的工程技术、无可挑剔的物理产品质量和经久耐用的可靠性。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是德国汽车工业对“Spaltmaß”（车身面板间的缝隙精度）的极致追求。这种对物理细节的执着，完美地诠释了“德国制造”的精髓。

然而，在一个“软件定义汽车”、“用户体验为王”的新时代，消费者对一辆车的评价标准，可能不再仅仅是缝隙是否均匀，而更多地在于其智能座舱是否流畅、人机交互是否便捷、自动驾驶功能是否强大、以及整个服务生态是否完善。当竞争的核心从“制造”转向“运营”，从“产品”转向“服务”时，那个与“物理完美”深度绑定的“德国制造”标签，就可能限制企业的想象力和转型魄力。它让企业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继续深耕，而对那些需要全新思维模式的领域（如软件开发、生态构建）反应迟缓。

一个令人警醒的现象是，根据德国本土的一项研究，尽管“德国制造”在国际上声誉不减，但在德国国内，人们对自身经济身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却在下降。这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经济身份危机：当外部世界对你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的辉煌上时，你自己已经感受到了脚下土地的松动。

文化惯性：从“工匠精神”到“系统思维”的转型之难

从更深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来看，德国的工业文化深受其“工匠精神”（Handwerksgeist）和严谨的组织文化影响。这种文化强调专业、精准、纪律和对规则的遵守，非常适合在确定性高的环境中，制造高度复杂的物理产品。它追求的是将一个已知的、定义明确的任务，执行到极致的完美。

然而，当今世界的技术和商业创新，越来越多地来自于不确定和跨界的领域。它不再仅仅是“做好一个产品”，而是“构建一个能够持续演化的生态系统”。它需要的不仅仅是纵向的深度钻研，更是横向的跨界协作、开放的平台思维、以及对用户需求的快速响应和迭代。这要求一种从“产品思维”到“系统思维”和“用户中心思维”的根本转变。

对于习惯了严谨规划和层级管理的德国企业文化而言，这种转变是极其困难的。它意味着要拥抱不确定性，容忍试错和失败，赋予软件工程师和用户体验设计师与机械工程师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以及学会与外部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共同构建开放的生态系统。这不仅仅是战略或组织架构的调整，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德国工业能否成功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在保留其传统“工匠精神”优势的同时，成功地嫁接和培育出适应数字时代的“系统思维”和创新文化。

·路径依赖的陷阱：德国过去极为成功的工业模式形成了强大的制度和文化惯性，使其在面对新的经济范式时显得僵化和迟缓。

·“德国制造”的双刃剑：这一标签在带来全球声誉的同时，也因其与“物理产品完美”的深度绑定，成为企业向软件和服务化转型的一种思想枷锁。

·文化转型的挑战：德国传统的“工匠精神”和组织文化，在适应以跨界协作、快速迭代和系统思维为特征的新创新范式时，面临着深刻的挑战。

首先，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德国所面临的挑战，其本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周期波动。将所有问题归咎于能源危机或全球需求放缓，是危险的简化。真正的核心在于，支撑德国战后繁荣的传统工业模式，其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廉价能源、稳定的全球化、相对领先的技术优势）和内部条件（充足的劳动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因此，德国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修复”，而是一场彻底的“重启”和“重塑”。这场危机的本质，是德国工业模式在21世纪新经济范式面前的“适配性危机”。

如何在阵痛中重塑竞争力

尽管挑战艰巨，但德国工业的根基依然雄厚，其拥有的高技能劳动力、强大的中小企业集群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仍是其实现转型的宝贵资本。未来的出路，在于能否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远见，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变革：

拥抱双重转型：德国必须停止将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化转型视为负担或成本，而是将其作为一次重塑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机遇。加速可再生能源的部署和电网现代化，不仅是为了实现气候目标，更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依赖问题，打造新的“绿色工业”优势。同样，大力投资数字化基础设施，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在制造业的深度应用，是提升生产效率、创造新商业模式的唯一途径。德国工业界已经呼吁，将气候保护与竞争力相结合，是成为全球先锋的关键。

深化结构性改革：这是最痛苦，也最必要的一步。德国政府必须拿出当年推行《2010议程》的决心，向僵化的官僚体系“开刀”，大幅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为企业投资和创新松绑。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需要通过更灵活的移民政策、更有针对性的职业再培训，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技术工人短缺的挑战。同时，必须打破财政保守主义的束缚，加大对教育、科研和公共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

重塑“德国制造”：未来的“德国制造”，必须实现内涵的升级和扩展。它不应再仅仅是“卓越工程”的代名词，而应扩展为“智能系统”、“可持续解决方案”和“以人为本的设计”。这意味着德国企业需要将传统的硬件优势，与强大的软件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生态构建能力相结合。正如德国本土研究者所建议的，未来的重点不是生产孤立的技术产品，而是创造“人本的进步”，将产品的技术优势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用户生活场景中。

以稳健、严谨甚至略显刻板著称的德国工业巨人，能否在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中，学会像初创企业一样敏捷地思考，灵活地“转身”？它能否在保留自身核心优势的同时，成功地完成这场伤筋动骨的蜕变？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不仅将决定德国未来几十年的国运，同样的问题也在不断挑战着日本、韩国乃至所有面临相似困境的传统工业强国。世界工业格局将维持还是彻底重塑，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