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临死前把儿子叫到床前：你不要送葬，开枪打死穿红衣服的人

1916年6月6日，中南海居仁堂内气氛压抑，已处于弥留之际的袁世凯躺在病榻上喊来了自己的儿子袁克定。

袁世凯用尽最后力气交代：“我死后，你不用送葬，但一定要拿枪打死穿红衣服的人。”

短短几天后，他又把义子段芝贵召来，气若游丝地嘱咐：“出殡那天，你穿红衣服送我，我会非常高兴，”这两段看似矛盾的遗言，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死亡布局。

袁世凯

袁世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内外交困，1916年，在位仅83天的皇帝梦碎后，全国讨袁声浪四起，他身患尿毒症，身体每况愈下，政治上的失败与身体上的疾病一同折磨着他。

在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袁世凯开始了最后的布局，他将儿子袁克定叫到床前，交代了那段令人匪夷所思的遗言：“我已经安排好后事，你不用送葬，看到穿红衣的人，你一定要开枪打死他。”

这一安排让袁克定如坠云雾，不明白父亲为何在临终前下达这样的指令。

更令人不解的是，几天后袁世凯又将段芝贵召来，对其提出了穿红衣送葬的请求，两段遗言相结合，真相大白——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计划。

究竟是何许人？为何引发袁世凯如此深的忌惮？段芝贵是安徽人，早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他野心勃勃，从始至终都想着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巴结权贵成了不变的宗旨，他最早搭上袁世凯的方式颇为特别——每天准时到袁世凯府上“请安”，袁世凯对此一度十分疑惑，毕竟“请安”这个礼节一般是亲人之间才有的。

段芝贵

有一天，当段芝贵再次请安时，袁世凯忍不住问道：“我跟你非亲非故，你为何每天给我请安？”

段芝贵立刻回应：“生育我者乃父母，而大人赐予我工作，此恩仿若再造，若大人不嫌弃，我甘愿认作大人义子，以表感恩之心。”

这一番表忠心的言论打动了袁世凯，从此段芝贵多了一层身份袁世凯的义子。

成为袁世凯的干儿子后，段芝贵更是竭尽所能地讨好袁世凯，他知道袁世凯喜好美色，便四处搜罗美女，不顾女子是否是清白之身，只要长得好看，就送到袁世凯府上。

这种投其所好的做法，确实为段芝贵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凭借义子的身份，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平步青云，最终升任为天津的北洋巡警总办。

段芝贵擅长见风使舵，对上，他费尽心思讨好，而对下他则处处盛气凌人，官架子十足，让手下人苦不堪言。

他的巴结对象不仅限于袁世凯，早在1907年，当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来天津时，段芝贵抓住机会巴结。

他听说载振看上了坤伶杨翠喜，但杨翠喜不愿做妾，便威逼利诱杨翠喜的父母，最终迫使她答应了这门亲事。

为感激段芝贵，载振经常在父亲庆亲王奕劻面前为他说好话，没多久奕劻便在跟慈禧聊天时推荐段芝贵担任署理黑龙江巡抚。

而在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过程中，段芝贵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袁世凯称帝最坚定的拥护者，不仅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劝袁世凯进行复辟，还在袁世凯正式准备登基时，帮助落实各种细节。

段芝贵如此卖力地推动帝制，并非出于对袁世凯的忠诚，而是有着自己的算计，他明白，一旦袁世凯称帝成功，自己作为从龙功臣，地位将更加稳固。

果然，袁世凯成功称帝后，段芝贵被封为一等公爵，获命督理东北，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然而，当袁世凯的帝制遭到全国反对，护国运动兴起，北洋军节节败退时，段芝贵见风使舵，开始转向反对阵营，这种首鼠两端的行为，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愤恨。

所以袁世凯在生命最后时刻，想要借自己葬礼机会让儿子除掉段芝贵。

他明白段芝贵此人心术不正，但又是能力不俗的将领，因此深深忌惮，他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能压制段芝贵，袁家的事业可能会被他所图谋。

袁世凯的这个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的北洋政权早已分裂成不同派系，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对最高权力虎视眈眈。

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能力有限，加上因称帝闹剧名声受损，根本无力压制手下那帮骄兵悍将，因此，除掉段芝贵既是为了清算旧账，也是想为袁克定扫清执政障碍。

袁世凯的葬礼上，一场暗杀交锋悄然上演，根据袁世凯的事前安排，段芝贵果然穿着一身红衣出现在送葬队伍中。

而袁克定则按照父亲遗愿，拔枪向段芝贵射击，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狡猾的段芝贵早有准备，在袁克定开枪时迅速躲避，最终逃过一劫。

而另一种说法是，段芝贵其实早已察觉危险，在出殡当天并未真正穿上红衣，而是穿着一身素白长衫，混在官员中低头祭拜，让袁克定找不到合适的下手机会。

无论哪种说法属实，最终结果是段芝贵成功逃脱了这场葬礼暗杀。

袁世凯葬礼

袁世凯的临终布局，本质上仍是旧式权谋的体现，他试图通过除掉一个心腹大患来巩固家族权力，却忽略了时代已经改变的现实。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国会、舆论和国际社会的监督，单纯依靠清除政敌已经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的权力争斗并未因段芝贵的存亡而改变，中国陷入了更严重的军阀混战，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才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段芝贵在逃亡后，依然活跃在军政界一段时间，但因缺乏真正的政治远见和格局，最终在1925年病逝于天津，享年56岁。

而袁克定的结局也同样凄凉，晚年穷困潦倒，1949年后靠着文史馆的微薄工资度日，1958年病逝。

回看这段历史往事，我们不禁感叹，权术玩来玩去，最终都成了时代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