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仙人跳团伙今日接受审判，背后帽子保护伞恐仍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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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本律师曾发布过一篇关于仙人跳案件反转的文章。

那起案件发生在2024年10月：我的委托人与一名女子发生关系后被指控涉嫌强奸。然而短短数日后，真相却急转直下——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场精心预谋的仙人跳。随后，公安机关将三名共谋者以涉嫌诬告陷害罪刑事拘留。

今年六月，另一名涉案嫌疑人也因同案被刑拘，至此，本案被告人数增至四人。

今天，案件终于完成全部庭审，但在庭审过程中，有一些特别耐人寻味的细节，引发了我的关注。我非常想与大家分享，也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到底是我多想、钻了牛角尖，还是这件事本身就存在明显的不公？

其实这篇文章原定的标题是《都说没犯罪，为何只信公安，不信被告人？》，后觉得可能太过激进，容易被举报下架，故替换为温和的表述，各位对这个标题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人物关系

事先声明，以下内容以B、C、D在庭审中的陈述及笔录为基础。

由于三人的供述在逻辑上前后一致，且能够与现有客观证据形成对应，我个人倾向认为他们的陈述更接近案件的客观事实。

在讲述关键经过前，需要先交代四名被告人的关系：A与B为情侣；C、D为无业人员，ABC为本地人，D为外地人。

庭审内容

庭审中，被告人A声称自己是当地公安某队长G的“线人”，曾向该队长提供涉毒线索。B是A的女友。C、D与二人相识后共同参与了本案。

根据BCD的陈述，A、C合谋设计陷害我的委托人。A称队长G是自己的“大伯”，并表示只需安排D与委托人发生关系，再将擦拭体液的纸巾留作“证据”，在G当值当天前往报案即可。等我的委托人被刑拘后，由G以“主办民警”身份出面，通过“谅解”的名义向受害人家属索取财物，再将所得款项分给A、B、C、D。

然而，这场阴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D与我的委托人在认识当晚即发生关系，而次日恰好并非队长G的当值日。报案后，案件被另一组民警受理，计划中的“主办民警”无法介入。我的委托人虽在当日被刑拘，但经调查后，强奸案最终撤案。

四人的计划不但未能得逞，反而因涉嫌诬告陷害罪将自己送进看守所，酿成一场彻底的反噬。

审判关键

庭审的关键之处在于：B、C、D在庭审与侦查阶段的笔录中均明确表示——当地公安局某队长G参与共谋了此次犯罪。

他们均供述曾亲眼看到A使用微信语音与G通话，联系人备注是“G伯”，通话时双方称呼亲密，关系非同一般。A也曾向他们介绍过G在当地公安的身份，并称整套“仙人跳＋索财”的操作方式，就是G传授给他的。

基于此，我个人更倾向相信B、C、D的供述。

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B与C在案发前素不相识，D又是外地人，三人彼此之间缺乏串供条件。而他们在被分别羁押、相互隔离的情况下，仍能在笔录与庭审中给出“细节一致、逻辑连贯、相互能够印证”的陈述。

如果不是确有其事，我不认为他们能说出这样的供述。

再看A的行为：

A不是用手机号码拨打，而是刻意使用微信语音通话。为什么？因为微信语音不像电信通话那样能被调取通话清单——更隐蔽、更不留痕迹。这恰恰与三人所指称的“与G勾连”具有高度一致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

BCD均称案发前A使用的是苹果手机，但公安机关最终只查获了一台红米手机。

A的解释更是前后矛盾：

（1）第一次庭审：称醉酒时摔坏了苹果手机；

（2）第三次庭审：又改口称把苹果手机“卖掉了”。

这种变化本身就说明问题。

作为自称“G的小弟”，A很可能在被抓后仍存有侥幸心理，等出来，再卖G一个大人情：“看吧，对方律师怎么逼问，我都没把你供出来。”

这一幕，在司法实践中并不罕见：底层小弟幻想着用沉默换一条保护伞的恩情。

三次发函

G作为我认为需要进一步查明情况的关键人物，一直没有到案，作为被害人代理人，我当然持续关注这一点。

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期间，检察院依职权第一次向公安发函，要求调查G是否与本案有关。

公安随后回复了一纸情况说明，内容很简短：“未发现G有违法犯罪情况。”

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开庭前，本案审判长依职权第二次向公安发函，再次要求调查G是否涉案。

但这一次，公安没有回复。

第二次开庭时，我在核查A的通话记录时发现：报案当日，A与一个号码进行了12次通话，时间从上午11:00一直到晚上23:56。庭后经我查询，这个号码的机主是当地一名公安辅警L。

庭审中，我先说明，自己发现了可能与G有关的线索。可能是A意识到了我下一步的问题，他显得略有准备。

我问：“你在报案当日有没有联系过任何公安人员？”

A自信回答：“有，L。”似乎已经预料到我要问这一点。

“L是谁？”

“一个辅警。”

“D去报案，你为什么要给辅警打电话？”

“我们是好朋友，我问问他上班没。”

“就这一通？”

“我记不清了。”

“那我告诉你，在报案当日，你与L一共通话12次，从上午11点持续到晚上将近24点。难道这些都是问他上班没？”

既然已经出现客观指向L的线索，我认为有必要从L入手，进一步查清是否与本案存在关联，也可以顺带核实G是否与相关情况有所交集。

于是，我向合议庭提出，中止审理，待公安机关就此线索作出调查回复后，再恢复庭审。审判长当庭征询公诉人意见，公诉人也认为，这一线索确实需要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后，再决定下一步程序。合议庭随后同意了这一建议。

休庭

庭后，我向合议庭提交了书面意见，专门围绕G和L是否涉嫌参与本案进行了逐条分析，其中包括公安可能提出的辩解理由，以及如何进一步证实A与G存在关联的具体方法。

举个例子，A不是说苹果手机已经销毁，查不到微信记录了吗？

没关系，只需让G添加A的微信账号，即便聊天记录被删光，系统依然会显示双方第一次互加好友的时间。

不信的朋友可以自己试一下。

而就在我已经把可能的调查方向、调查方法写得如此细致、清晰的情况下，最终仍未等来我预期中的调查结果。

公安机关的回复如下：

1.一纸情况说明：未发现L涉嫌犯罪的线索。

2.L的询问笔录：电话往来只是朋友之间的日常聊天，包括约打台球等内容。

对于这样的回复，各位怎么看？

今天庭审已全部结束，接下来就是等待法院的正式判决。

整体而言，这起案件确实颇有戏剧性：前期作为辩护人经历案情反转，后期作为被害人代理人又围绕G深挖线索，两个角色、两种视角，案件本身也因此显得更为复杂。

不过从目前情况看，我个人估计：本案的判决书大概率不会出现关于G的任何内容，短期内G也大概不会因为这起案件受到影响。

但事情的来龙去脉、其中的细节、双方的攻防，的确值得回味和讨论。

如果你对案件的细节、司法程序的攻防，或平时的办案经验感兴趣，欢迎加入我的读者交流群。添加我微信，备注“加群”，我会拉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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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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