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无人机：战争的形态会改变，但人性不会

在2022年2月18日首播的电视剧《人生切割术》（Severance）中，虚构的美国超级公司卢蒙工业（Lumon Industries）开发出一种被称为“分离”的记忆分割手术，接受手术的员工会出现相互分隔的两种记忆：他们在上班时会忘记外面的日常生活与身份；在下班后，员工会恢复日常生活的记忆，忘记和公司有关的一切工作事务。借此，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多重人格症状——既许诺人民以自由、又要求人民不得不去做限制自由的工作——得到了脑叶白质切除术一般的诊疗。究其原理，可参考夏马尤（Grégoire Chamayou）在《反思无人机》中的解释，“实用的美德就是将精神进行分隔的能力，将事情放到一边的能力”，分隔可以“免除人们对自身暴力进行任何可能的反省，就像他们的身体可以免除一切敌人可能带来的打击”（《反思无人机》140页，下文仅标页码），精神和身体同时不再受到负罪感和武装火力的威胁。因此对无人机操作员而言，必不可少的能力就是在“和平的自我”和“战争的自我”（135页）之间的顺滑切换。

在无人机降临之前，分隔一定在物质层面反复上演过。在工作中因忘记日常而高效、日常中因忘记工作而安详的疗效，对疲于奔命者而言简直如乌托邦。尤其是他们正在经受着另一种不那么无痛也不精准的“灵肉分离”切割术：疲惫诱发的思想和身体的分离，如薇依（Simone Weil）在《工厂日记》中无奈地发言，疲惫使她“无法抗拒生活最强烈的诱惑：停止思考的诱惑，这是唯一能避免痛苦的方法”。饶是如此，等待他们的悲惨命运还有被高墙、铁丝网和探照灯隔离在难民营、贫民窟和贫穷国家的国境之内。

于是，尽管记忆切割术的道德合法性存疑，但比起手术可能造成的精神崩溃和主体抹杀的症状，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压迫更加迫在眉睫且恐怖。

撰文丨邱雨

《反思无人机》

作者：（法）夏马尤

译者：焦静姝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4年12月

反恐名义下的暴力

众所周知，除了在脑叶上做文章，监听也是分割术的一种。在电影的历史中，似乎能看到两种有关窃听的故事。香港犯罪片《窃听风云》的驾轻就熟的套路，表现为一种角色们偷听到发家致富的灰色机会就不能不加入的游牧式犯罪。《两杆大烟枪》同样讲述了一个伦敦本土社会的关系网络因为角色们偶发的、不明就里的介入，而引发的一段啼笑皆非的故事。类型片大都严丝合缝地按照资本流动的逻辑进行，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主人公获得钱财、被夺走钱财然后再次报复的情节，但至少保留了甚至鼓励“关联性”的生成。阶级壁垒当然存在于电影内外，犯罪片却试图破坏它们。但是另一种窃听刚好相反。作为保护东德安全的关键环节，窃听带来的直观后果是，制度中和制度外、窃听和被窃听的人仿佛变成了有生殖隔离的两个物种。电影《窃听风暴》的主演穆埃（Ulrich Mühe）是史塔西（Stasi，东德的国家安全部）监听体制的受害人，悲哀的是，现实历史中的窃听者从不像电影里理想化表现的那样去触碰边界。

不出意外，穆埃经受的应当是“分解”（Zersetzung，借自化学的术语的对敌心理骚扰技术）策略。20世纪70年代始，过于残酷明显的公开迫害被放弃，无痕迹的、来源分散的、不易激起反抗的心理骚扰技术粉墨登场，史塔西不再试图逮捕所有异见人士，而是倾向于使他们瘫痪，用全民的秘密警察化建构起一道对他们的隐形隔离墙。据科勒（John O. Koehler）略显夸张地估算，在柏林墙倒塌前，史塔西的眼线数量令人瞠目结舌：每166名东德人中就有一名秘密警察，至少每66名公民中就有一名间谍在监视，每6.5名公民中就有一名线人——“可以合理地假设，在任何十人或十二人的晚宴客人中，至少有一名史塔西线人”。其结果是书写材料长达112公里、转作胶片材料有47公里、图片和幻灯片多达140万张、影像资料16.9万份、碎片材料1.55万袋的史塔西资料。自动驾驶、卫星导航的无人机成本过高，但自命清高且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者可以为监视系统注入了犹如永动机般源源不绝的人体能量。人人都在恐惧，故而人人都参与对别人的隔离，主体悖反性被固定在了监视屏的两侧，理性监视疯狂，同胞监视敌人，我们监视他们，无人机监视人类。

事已至此，两德合并后所剩无几的选择之一就是效法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申辩，自己成为线人乃是听命行事或万恶之东德的胁迫。虽然他们有无数种机会可以越过制度造就的鸿沟，去试着碰触被监听的人们，虽然他们可以无所事事地消极抵抗——电影反讽地揭示了这一点。然而同情心和想象力还是太孱弱了，孱弱的冷漠成为合并后德国隐性的社会壁垒。艾希曼不能被判处为对所有人类犯过的“平庸之恶”负责，也未被当作集体人格的某种表征，而是作为个体受审而后以反人类罪处以绞刑，于是在司法未能触及之处，不具名人物去不间断地杀死不具名人物的无人机继续自由起飞，毒气室的按钮本来就无异于无人机发射弹药的按钮。由于远程的、匿名的杀戮装置应用性十分广泛，“分解”战术在改头换面后仍然前景可观，监听者们在下一个时代就是专业主义的代言人。

《窃听风暴》剧照。

政治的终结，治理的开始

无人机在技术上尚未周全，但是其运行机制和外貌模型早已被反复设想，其背后是保卫社会装置的又一次跃迁和自我实现。按照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在近代以前的17世纪占主导的描述国家的知识，是反抗—镇压的战争状态二元话语，国家被表现为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无休止战斗。然而下一个世纪中，二元话语融并成一元，国家被表现为一个集团不断从内部把（潜在）敌人消灭掉——你死我活的“战争”变成了无休无止的治安斗争。在1976年1月21日法兰西学院课程上，他总结道，“种族斗争话语重新中心化，并正好成为权力的话语：这场战斗不是发生在两个种族之间，而是从一个确定的、真实的、唯一的种族出发，它掌握权力，是规范的持有人，反对那些违反规范、走入歧途的人，反对那些对生物学的遗传构成巨大威胁的人。……社会实体内部的各种制度，是以种族斗争话语作为种族清洗、种族隔离和社会规范化的原则来发挥作用的”。这意味着政治的时代终结，治安/治理的时代拉开帷幕。

在《歧义》中，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将“治安”（la police）定义为，“一组达成集体的集结或共识的程序、权力的组织、地方与角色的分配，以及正当化此一分配的体系”。它“被指定扮演咨询者、组织者及公共法律与秩序的代理人的角色”，故而治安活动既与涉及其字义本身的法律、秩序力量相关，也与医疗、福利和文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相关。其最终目的是“界定行动方式、存在方式和说话方式的身体秩序，并且监督那些身体被指派到某些位置或任务上”，将可见与不可见、可被理解的言说与噪音隔绝开来。

齐泽克（Slavoj Žižek）则称之为“后政治”，也即“一种宣称抛开陈旧意识形态斗争，代之以致力于专家管理和策略的政治”，它与“以人类生命的安全和福利为首要目标”的“生命政治”存在显而易见的重叠，只是保护生命的方法从追求美好未来，更迭为唤起民众对各种潜在伤害或骚扰的恐惧。齐泽克延伸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说法，“一方面，后政治把人降低为‘裸命’（bare life）、‘牲人’（homo sacer），也就是知识专家看管的对象，即所谓的神圣存在，然而他们是被排除的，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存在；另一方面，对脆弱的他者的尊重，导致主体出现一种极端的自恋态度，自恋的主体把自我体验为脆弱的、不断被暴露在众多潜在骚扰面前的主体”（见《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人生切割术》剧照。

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时代中，大量使用无人机的跨国反恐战争尤其表现出维护治安的症候。夏马尤强调，传统的反叛乱战争与反恐战争大相径庭，“因为反叛乱主要是政治—军事属性的，而反恐怖主义根本上是治安—安全属性的”。两种范式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敌人，“反叛乱模式将叛乱者视为‘社会深层诉求的代表’，要想有效地做出反击，就必须弄清该诉求的起因；反恐怖主义模式，则将敌人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把他们视为‘反常的个体’，是单纯的疯子，纯粹是邪恶的化身”，因此在反恐的视阈中社会被有意地肢解，“如果反叛乱以民众为中心，反恐怖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其目的不是切断敌人与民众的联系，而是将个人置于无法再制造破坏的境地里。而解决方法，就是将犯人逐个缉拿归案，而无所谓他们进行对抗的理由是出于何种社会或地缘政治诉求。治安逻辑消解了政治分析”（80-81页）。由此，反恐战争设置了标准流程：等待纯粹的恐怖分子出现，然后派无人机高效消灭之。

显然，治安不能等到恐怖分子显形，灭于未萌是必要的再进一步。或许监控装置与遏制犯罪的因果关联不像“进食可以缓解饥饿”一样简明直白，也或许监控在变相给安全阀加压，但至少他们统计数据所及，意识到监控永不停息的人们如坐针毡、不敢违规。他们的经验性存在被一个横亘在高处的、预先存在的主体所固定和确立，而关于正确的标准完全外在于他们的掌控范围。视觉的指向和焦点无法朝着反方向、其他方向运动或者模糊化，于是普遍的监视就是普遍的隔离的实现。

这时隔离进入了更高境界——将所有人隔离为一个同质性的、被视觉统治的“不犯罪”集体，或辩证地认为，是一个全员皆为潜在犯罪的群体，“越过边界”就变成非常模糊、难以控制而且随时会在执法过程中发生的行为—事件。参照夏马尤的说法，无人机“剥夺了敌人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一切机会时，就会丧失识别敌人的最确凿方式”，因此“事实上废止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这种区分的条件”，引申而言，“敌人”置换为“犯罪分子”也无不可。所以打击对象必须泛化到“疑似”（suspected）武装人员上，杀戮权借此“延伸到传统法律规定的界限之外，并赋予了合法目标这个概念无限的延展性”（164页）。无限膨胀的治安战开始奉行赛博格版本的怀疑论有罪推定，“在目标被证明是无辜者之前——然而是死后证明，他们都是有罪的”（166页）。

相比于被安装在特定位置的监控摄像头，旋转在云端之上的无人机灵活、令人无法预料和防备。以及，比起摄像头的照单全收和人脸识别后的无法行动，无人机无疑可以在精确计算下，标明那些应当被打击的目标，然后施以“外科手术”般的制裁，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士兵的生命安全、减少对非战斗人员的“附加伤害”（155页）。这种精准使无人机登上了绩效论的峰顶，为技术至上论者们大肆追捧。略有遗憾的是，所谓精准打击其实有意混淆了武器的“精准度、打击范围和对目标的充分识别”，实际情况是，在无人机庞大的杀伤半径之下，非正当目标也不免被殃及，但所幸可以被解释为“人道主义”的战争中必不可少、不可避免的牺牲者。无论如何，这远远胜过正义联盟的士兵们受到伤害这种会损害政治权威来源和合法性基础的情况。

《人生切割术》剧照。

被滥用的数字技术

藤本弘老师曾用《并平家的一天》具象化地展示了资本消费主义-民族主义联合结构的视觉权力的运作方式：自称为了更大利益的监视者罔顾人权问题，将并平家视作一个“统计学奇迹、时代潮流下诞生的真正典型”的“迷你日本”加以观察，其原因仅仅是并平家的年收入刚好等于日本“劳动阶级的平均收入”。漫画中的隔离表现为，被监视者自言自语的对话框，和监视者画外音式的对话框的区别，这是作者会作画风格让看不见之物显形。正是看不见之物，把并平家以及无数相同的家庭监视、凝视为一个有家庭温馨有人情味的、中产品质的、活生生的研究个案，并生成为享受现代生活的主体。此时，所谓的被观看者的个体性、特殊性这种事物，是在更早的情况下，基于与具备“整体性、统一性”的“国民性”的具体联结方式而形成的。在大数据年代回看这个故事便不难发现，监视者从人类变成算法的非人格化过程，反而使得监控本身愈发韧性。目前为止人们应该或多或少感受到，附着在身体上的智能通讯设备、行为活动衍生出来的数据流已经是使用网络者的塞博格义肢；而每个人连同其义肢，又在无意识中成为监控自我和别人的无人机。

虚渊玄创作的《心理测量者》描述了一个建立在几乎完全合理的隔离之上的近未来社会。当心理指数正常的人类，因各种缘故而变得色相浑浊，就会被西比拉先知系统（Sibyl System）判定为潜在犯，而后由手持名为Dominator的杀伤性武器——该武器由先知系统远程遥控，系统会根据被瞄准者的心理指数的低或高，将武器的破坏力调整为麻痹、消除——的监视官、执行官们“捕猎”、送监。然而这种变化有时是被搜查活动所刺激；作为公务员体制的浓缩版本的监视官们也在所难免地出现心理波动，这时他们会被赋予半自由的执行官身份，作为即战力投入到治安战的前线。

系统的全面监视诡异地以缺席的方式达成了卡尔·施密特所谓的“庇护故臣服”公式——夏马尤的解释是，“保护能力是指挥权力的基础。政治关系表现为一种交换：只要主权者的庇护向下抵达臣民，臣民就向上顺服主权者。这种双向箭头正是合法政治权威的特征，与其他的权力关系不同，这不是一种单边关系，只要求顺从不提供保护”。依托于绝对数字理性的先知系统全知全能且永恒存在，庇护永远不会失去，因此臣服被等同于理性。由此社会内部也完成了绝对的隔离：西比拉及其官僚体系—民众；心理指数正常的人—潜在犯；监视官—执行官；以及最重要的，暴力—和平。

《心理测量者》剧场版剧照。

监视摄像被加载了绝对的价值审判功能，在识别其指数的瞬时就宣布了被监视对象的有害性和危险性以及必须被消除性。人们被隔离在对暴力血腥事件的观看场所以外，心理指数可以保持平稳。而杀戮及其观看被外包给了训练有素的专员们、外包给了先知系统。于是，一方面，让公民们生命受到威胁、毁灭的战争主权理论上也不复存在，或者说被吞并为治安权力的一部分，活着的公民们遂无从要求“对这种可能伤害他们的权力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另一方面，让身为潜在犯的执行官去捕捉其他潜在犯，对社会的军事性动员可以只保留最低限度的精英主义选拔（选出监视官），“国家机器大幅减少了对构成军事劳动力的群体的社会依赖”。于是，最终版本的、效力最高的社会契约已被签订，历史终结于“飞翔武装的全景敞视监狱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组成禁闭的边界的不再是铁壁高墙组成，而是盘旋在头顶的飞行瞭望塔画出的看不见的圆圈”，是“移动武装视频监控设备充当的空中警察”的夜以继日的合围。

技术的天鹅绒监狱

由于死亡的酷烈被置换成了指数和镜头图像，隔断会因为更加难以被同情心翻越而愈加牢不可破。一边是伪装成文明民主，沉浸在中产阶级轻松愉快生活中的电脑操作员，他们像《生活大爆炸》的谢尔顿等人一样，把发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作证明智商和积累学术成就的锦标赛，对可能导致的科学伦理的破坏及其后果置之不理；另一边是冥顽不灵的恐怖分子，不能被教化或者争取，贴着意义不明的种族标签，是纯粹的邪恶化身——只要邪恶存在一天，隔离就会源源不断地获得豁免权。

纯粹邪恶颇不易遇到，但是纯粹的弱势、不重要却唾手可得，诸如《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陈塘关居民。这部于2025春节档上映的电影中，普通民众的景观价值（帧数、原画）是远远低于蕴含着意识形态能指的主角家属，也远低于至少承担了剧情功能的反派，而成为漂浮在镜头边缘的剩余符号。这一身份继承自前作中陷哪吒于不公境地的群氓角色——其庸众的无知的本质，部分地减缓了对敖丙屠城尝试的质疑。群氓面对强大的他者产生的生物性应激反应在新作中被基本取消，对他们的消灭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图像抹除，不足以构成族群灭绝的相似图像或导出任何带有恶意的想象。居民们被挤压为无法附着伦理话语的影像残留，沦落到了比被凝视更为悲惨的境地。

《哪吒之魔童闹海》剧照。

另一方面，观众通过体认主角对愚众的喜剧式玩弄和正剧式拯救，共享了电影预先指示的精英和朝堂的视角，影院遂成为断绝观众基于政治经济学立场而产生共情的隔离区。陈塘关居民全灭只能被观众理解为一种达成煽情功能后的退场“领便当”，回到不能被看的位置，潜藏在漠视背后的人妖仙各安其位的宿命式等级论，无缝衔接地迎合了后增长和后新自由主义年代的政治无意识。然而在集体主义政治话语中反抗总是不自洽的，是需要它反对的对象的特征来持续补给合法性，只不过这个对象从阶级敌人变成了前现代遗留不文明的现象，又变成了某个全球霸权的投影而已。

2019年项飙开始提倡“附近”理论。且不论关注附近能否重建真实的人际关系、活性的公共空间以及人们对生活的归属感和掌控感，但他似乎没有回答，理想的附近是否建立在对“非附近”的隔离和排除之上？重建后的附近是不是仍充斥着各种迫在眉睫的不均质和不可触及性？关注附近能不能重新定义强势和弱势、重要和不重要？会不会干脆成为同情施予者们居高临下的苍白化的仪式：他们一面在有修养地、宽容地接触弱势者，一面用接触阻挡更深层次的接触——借用普鲁姆德（Val Plumwood）的范畴，当下的等级性支配体系依靠“彻底排斥、超级隔绝”恐怕行不通，但将他者予以“关系性界定，工具主义界定，陪衬化，同质化或刻板化”的方式仍然左右逢源。正如齐泽克的犀利批评，文化多元主义之下，他者最好永远是被施加人道主义同情关怀的他者，而断然不可和我们混为一谈——旧的、粗暴的隔离墙的废墟之上，筑造起新的、柔软的隔离墙。故而，将可能愈演愈烈的阶级命题平庸化并温情化为一个可以仔细把玩的审美对象这类做法，是灵魂优雅的自由派会主张的布尔乔亚人类学。至于弱势影像中的居民，他们在主角光环的“附近”固然与有荣焉，不在似也无伤大雅。

《生化危机5：惩罚》剧照。

低幼与被浪漫化的暴力

品牌或可暂时免责，但无人机恐怕不行。由于参战双方都在使用无人机，主要战术变成了发射无人机然后躲开无人机的袭击，看上去还是对等的战争，你可以杀我、我也可以杀你的互惠互利结构还在生效，而不是只让“交战双方中的一方享受杀人免罪的许可”（183页）。然而，无人机大多被用在一次性的单程作战，且不与敌人的无人机交手，而全灭敌人的指令已经预先被写进操纵机器的算法中了，所以互派无人机这一看上去的新式互惠，暴露了其单方面宣布“剥夺对方战斗的权利”并“将战争法律一并消灭”的自说自话的本性。

无人机的使用大大加速从发现目标到打击目标的“杀伤链”过程。监视无人机可以实时发现整个前线的部队动向或攻击准备情况，然后将其坐标发送回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下令展开攻击。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奥布莱恩（Phillips O'Brien）表示，无人机的一大特征是“让战场变得更加透明”。他认为，“除非处于深层掩体中，否则所有东西都会被发现。这意味着你无法集结坦克和其他装甲部队而不被击中。”这是当代狩猎战争的基本信条和跟踪艺术，比起阻止敌人行动，它更热衷于识别并确认其位置。

这种透明感和高速反馈似乎使战争变成了《红色警戒》《帝国时代》之类的即时战略游戏，连带的是关于战争和治安战的历史的沉重感消失殆尽。宪兵、秘密警察变成了词典中才会出现的概念，《间谍过家家》把女主角的弟弟设置为秘密警察，仅用弟弟对姐姐表现出的无穷无尽的怀旧式家庭温情和闹剧式俄狄浦斯情结的戏码，就足以让观众无视他及其原型（史塔西）对所谓敌人的冷酷和非人性。现实情况是，武装暴力不仅垂直化了，而且虚拟化和扮演化，这不仅意味着“对敌人的绝对仇视”“敌人不再与自己处于同一层面”（187页），更暗示着自己也不再与自己的经验感受保持交流，现实的自己不与游戏虚拟的自己处于同一层面，身处现实成为道德遮羞布和责任过滤器。玩弄历史游戏的愉快体验是基于对历史情景中权力关系，以及需要被感受到的他人的苦难的完全绝缘。危险只存在于无人机远程作业的区域中，而操作员所在的位置被确保是安全的（26页）。

无怪有人会觉得，去前线参战等同于操作无人机大杀四方，就像游戏中一键打怪而后拾取装备那样简单。反差感在于，士兵身上的装备不是Gundam或者EVA那种强大坚固的、能够满足某种回归母体欲求的机甲，而不过是用来被无人机识别的颗粒度。战争游戏中的主从关系在基层的一线士兵上被颠倒了，合同制的雇佣兵们装备粗糙、训练简陋，作为诱使敌方暴露火力点或耗费无人机的耗材诱饵。伦敦国王学院的米隆（Marina Miron）表示，某些国家会震惊地发现，开战国的电子战系统如此轻易地就摧毁了防守方的“海马斯”（HIMARS，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等高科技装备。“这是不对称战争，”她说，“一方军队可能拥有技术上更优的武器，但现实已经表明，一些相对便宜的电子设备就可以使更先进的武器失效。”显然，相对便宜的不只是电子设备。

或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冷漠的无知，押井守执导的《机动警察剧场版2》（1993年上映）将“反派”设定为，一个致力于将看似和平其实是被自卫队隔离于战争之外的东京，重新浸入战争的恐惧和荒凉感的反叛者。但悲哀的是，等到现代社会及其民众最终将不得已暴露在庸俗日常中的暴力机器，用麻木与视而不见予以消化之后，反叛者就变成了阶下囚，后方的毛细管权力仍然操纵着前线的机动傀儡。于是电影以“警察抓贼”的定式告结，虚假的和平俘获了真实的战争，然后将其降格为日常的治安战。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不得不走向了结局。

《机动警察剧场版2》剧照。

政治的新生态

2007年6月，在南大访学的齐泽克提交了一篇题名《资本主义的界限》的论文。他认为，资本主义结构内部存在四种无法排除克服的、能够阻碍资本主义无限再生产的对抗形式：第一，“生态”；第二，“隔离，‘新柏林墙’和贫民窟的新形式”；第三，“知识产权的不正当性”；第四，“新技术科学（特别是生物遗传学）发展的社会伦理意义”。同年11月26日，在纽约的“杰克·蒂尔顿画廊”（Jack Tilton Gallery）举行的“生态学：人民的新鸦片”（Ecology: New Opium for the Masses）演讲中，四种对抗的排序变为：生态，私有财产，新技术科学，新形式的隔离。自此“隔离”基本稳定地在齐泽克的著作中压轴出场。

隔离之所以难以克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标榜自由包容多元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结构性歧视、排除机制之上的。齐泽克认为，“民主所带来的问题是，一旦它被确立为是一种积极的、正式的体制，它就要去调节大量政治主体竞争权力的方式，它就必须把一些‘非民主的’选择排除在外，即决定谁被包括进来、又有谁被排除在民主选择的领域之外”（见《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艾丽斯·杨（Iris M. Young）在《包容性的政治沟通》中，将这种排斥政治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表现区分为，将“各种本来应当被包括进来的人排除在讨论与决策的论坛之外”的外部排斥（external exclusion），以及“参与决策过程和讨论会，也缺乏有效的机会去影响他人的思想”的内部排斥（internal exclusion）。“参与”形同为了包装内定决策的走过场，“隔离”是确实发生的潜规则，而“民主”成了朗西埃所说的“治安”的具体手段。

然而朗西埃也期待着反其道而行之的“政治”（la politique），能够破坏这种隔绝和排除，将身体从原先被给定的场所中移动出去，去改变该场所的目的功能，从而“使原本没有场所、不可见的变成可见；它让原本该视为噪音的，成为能够被理解的论述”。什么是不可见的、没有场所的噪音呢？鲍曼（Zygmunt Bauman）在《液态之爱》中谈到，“在他们搭建暂时/永久帐篷的土地上，难民依旧是碍眼的局外者，威胁到建制者（established）从迄今毫无争议的日常例行公事中所获取的安全感。他们挑战当前的共享世界观。他们无法被安放在众人所熟悉的位置，无法习以为常的方式加以处理，因此成了众人从未面临过的危险的源头。”保留这种如鲠在喉、历历在目的不安和危险，而不是将他们遮掩隔离出去，任由无人机拍摄成纯粹客观、毫无意义的影像资料，可能是从治理返归政治的重要一步。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日常生活的定义中闪烁着反隔离的洞见，“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剩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鸡零狗碎’，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的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见《日常生活批判》）。平等的、属于“政治”的“附近”，一定是通过与人类一切社会关系总和进行周而复始的往复运动而形成的，故而可以关联到无尽远方和无数人类，进而彻底否弃由无人机主导的治安战，探寻真正的反抗和革命的逻辑。

最后让我们重思康德所启示的解决之道。康德是世界公民主义的提倡者，但他也几乎寸步不离柯尼斯堡。两者不仅不自相矛盾，毋宁说，世界主义是与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但需要与乡土感情兼容并存，一个人可以也应当在热爱自己家乡的同时，成为一位世界公民。可能类似的情况是，齐宣王用“未之见”的羊替换了在他面前“将以衅钟”的、“觳觫”的牛，孟子认为，对亲眼所见、亲自感受的生命保持有“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恻隐之心，并不是吝啬和伪善，而是指明了通往仁政之路的方向——自近及远地实施“仁术”（见《孟子·梁惠王上》）。对此，柄谷行人的概括言简意赅，“一个世界公民绝不是那种没有自身生活立足点的抽象的人，他应当具体地扎根于种种文化之中。或者倒不如说，只有这样的人，才真正有机会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邱雨；编辑：李永博；校对：薛京宁 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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