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蓝图,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专门就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出重要部署,并提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
站在“十四五”收官在即、“十五五”蓝图将展的交汇点上,做好上述金融“五篇大文章”,成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畅通经济金融血脉的核心抓手。如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并稳妥应对技术演进与数据治理带来的新挑战,成为亟待厘清的重大议题。为此,中国城市报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杨涛,共同探寻“十五五”时期金融变革的路径与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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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近照
中国城市报:“五篇大文章”清晰地指出未来金融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核心方向。我们应如何深刻理解其内在的战略考量和逻辑体系?在从顶层设计走向全域实践的进程中,又应如何破解核心梗阻,确保金融服务精准锚定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领域?
杨涛: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就是为了促使金融“血脉”更加畅通,金融功能真正落到实处。强调金融服务好实体经济,并不仅仅意味着给企业、居民部门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而是要彰显“好钢用在刀刃上”,促使企业、居民获得可持续发展、改善自身境遇的能力。
由此,“五篇大文章”拓展了金融业的责任与使命,可以更好地衡量金融“血脉”中的“血液”丰富度、畅通度。但就近两年看,仍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结合。一方面,“五篇大文章”是为了实现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因此要真正抓住经济需求侧的痛点,提供更加精准、丰富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在经历了多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金融业、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化架构,但是金融服务结构、质量、效率还有不足,金融发展的内在韧性与强度仍有待提升。
因此,我们要对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进行合理定位:一则,数字金融是主线。伴随着数字化与新技术的演进与冲击,众多金融功能与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数字化的加持。二则,科技金融是重要抓手,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服务于《建议》提出的多个“强国”建设目标。三则,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是重要落脚点,关乎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四则,绿色金融是重要补充,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是全球共识的着力点。
中国城市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能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环节。当前资源配置体系面临哪些结构性矛盾?应如何创新定价与引导机制,以实现金融资源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最优布局?
杨涛:首先,要充分考量“五篇大文章”的量与质平衡。科技金融探索至今仍然不够完善,需要兼顾量和质,要真正针对痛点难点实现一定突破;数字金融迫切需要从“一般文章”转变为“专业论文”;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多个指标已经居于全球前列,将来需更注重优化结构,从“长篇大作”改成“精品短文”;养老金融则几乎是从无到有展开探索,亟待先写成高质量的“中长篇”文章。
其次,要重点夯实写好“五篇大文章”的环境要素。例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了“八个坚持”,其中“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系统推进“五篇大文章”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则为改善“五篇大文章”的学术规范性提供了保障。
最后,要在开放条件下理解“五篇大文章”的发展路径。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已经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环节,这给“五篇大文章”带来了全新的外部要求和约束变量。
中国城市报:数据要素化正深刻重塑金融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在推动数据从资源向资产转化的跃迁中,金融业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是什么?“十五五”时期,我们应构筑怎样的发展路径与支撑体系?
杨涛:“十五五”时期需通过提升金融业对数据要素、数据资产的综合管理应用能力,实现投入产出模式的优化,提升金融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随着数字经济的影响不断深入,数据治理模式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现在则更强调以释放数据价值为核心的数据资产运营,且其内涵和重要性还在不断提升。
我们认为,要使得数据要素真正成为金融业变革的核心力量,需实现数据要素链、数据资产链与数据价值链的“三链融合”。一是数据要素链。要使数据真正成为要素,需要把数据产业的基础架构做好,这意味着要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把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交易、保障等一系列环节做得更完备、更顺畅。二是数据资产链。从数据到数据要素,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是不断完善和升级的过程。数据资产体现了数据要素里面最有价值的部分,意味着使数据更加标准化、可识别、可利用。三是数据价值链。即强调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的演变,必须要真正改善金融业务,并且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服务能力与深度,为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转型、乡村全面振兴等带来“增量价值”,最终助力于“科技—产业—金融”良性互动与融合。
中国城市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金融业带来了颠覆性变革的可能。金融业应秉持何种发展理念,以确保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稳健经营与价值创造的初心?对于构成行业主体的广大中小机构,又应规划怎样的差异化、可持续技术路径?
杨涛:展望“十五五”时期,首先,需改善大模型金融应用的投入产出模式。近年来,金融机构的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其中较大比重是布局于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然而,由于数据、场景、监管等多方因素制约,与高昂的技术投入相对应,短期内大模型难以给金融机构带来突出的业务价值。对此,未来应该依托“精准投入、降本增效”的思路,避免“为AI而AI”,持续优化投入结构,探索混合技术路线,尽可能匹配好大模型应用的成本收益比。
其二是应以增强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基础。以银行为例,净息差持续低位意味着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遭遇突出挑战。由此,将来大模型金融应用也应更着眼于如何帮助银行改善资产负债管理、提升风险管控能力等,充实银行业机构保持稳健发展的基础能力。
其三是需助力金融机构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在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指引下,金融机构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服务实体经济任务。因此,大模型在不同金融子行业的应用,都需要以能否助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为衡量原则之一。
中国城市报:培育耐心资本是构建支持全面创新金融体系的关键一环。当前,最需要在哪些制度环境上实现突破,才能有效引导资本流向并长期陪伴那些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战略性领域?
杨涛:发展耐心资本需要对原有投融资模式进行优化与创新,重点打造多层次的“耐心体系”。一是完善耐心政策。发展耐心资本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保障。在较长的资本运行期限内,已经出台了大量相关政策,但各类政策的协同性、一致性还存在许多不足,也可能出现政策缺乏持续性、稳定性的现象。因此,应在不同部门、中央与地方层面都构建更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使政策耐心的内在逻辑更加清晰,并争取在法律法规制定与完善中彰显政策耐心。
二是构建耐心机制。首先,耐心资本所投资的领域往往伴随较长项目周期,为了使参与各方能够经受时间与不确定性的考验,应努力打造激励相容机制。其次,对于支持科技创新等中长期投资领域来说,资本保持耐心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拥有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最后,能否充分、安全、高效地提供和管理耐心资本,也需要匹配以科学合理的全生命周期考核机制。其中对于国有资本运营者来说,其耐心也取决于能否建立合理的尽职免责机制。
中国城市报:支付体系是现代金融基础设施的枢纽。未来5年,在追求效率与便利的同时,我们应如何前瞻性地构建抵御非传统风险的金融安全屏障?
杨涛:首先,支付产业主体应该充分抓住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发展的内在规律,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全面推动管理模式、业务模式、运行模式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支付清算组织与科技企业的协同创新将成为重要趋势。
其次,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充分发挥支付作为经济金融“毛细血管”的作用,以“支付+”模式创新来激发经济金融新活力。一方面,更加合规高效地探索“支付+金融”;另一方面,深度探索“支付+垂直产业”。
再次,持续强化支付创新的普惠性,更好地弥补各类“数字鸿沟”。支付科技创新要恪守“支付为民”理念,致力于持续提升支付可得性。此外,应使得支付科技创新更加绿色与更可持续。
最后,应该给予支付产业更多的政策支持。支付产业一直处于新技术创新的前沿地带,也长期践行“支付降费、让利于民”的政策思路。鉴于此,新形势下也有必要针对支付产业主体制定相关的财税与金融支持政策,更好地引导其健康持续运营和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原标题:如何持续大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杨涛
■来源:中国城市报记者 孙雪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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