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听其言，必观其行”与“师其言，不问其行”并不矛盾呢

“听其言，必观其行，是取人之道。师其言，不问其行，是取善之方。”《格言联璧》的这句格言，以精妙的对仗，剖析了两种不同场景下的价值判断逻辑，核心在于“取人”与“取善”的目标差异决定了评判标准的分野。其中的“听其言，必观其行”与“师其言，不问其行”是否矛盾呢？

其实前者聚焦于对人的整体考察，旨在选拔、任用或结交可信之人，因此必须将言语承诺与实际行动相对照，避免被虚言蒙蔽；后者则聚焦于对思想智慧的汲取，旨在从他人言论中获取有益养分，此时可暂时剥离言论者的行为私德，专注于观点本身的价值——二者并非矛盾，而是因目的不同形成的互补准则。

解读《格言联璧》

一、听其言，必观其行：取人之道的核心准则

“取人”即选拔人才、判断他人是否值得信任或任用，核心是考察其“言行一致”的品质。言语是人的主观表达，可能包含伪装、夸大或承诺，而行动是思想与品性的客观外显，唯有通过言行对照，才能看清一个人的真实底色。这一准则贯穿于中国古代人才选拔与政治决策中，三国时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便是典型例证。

马谡是三国时期蜀汉的参军，自幼熟读兵书，对军事战略侃侃而谈，尤其在讨论蜀汉北伐的战术时，总能引经据典、条分缕析，深得诸葛亮赏识。在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面临镇守街亭这一关键任务——街亭是蜀汉军队的粮道咽喉，一旦失守，北伐大军将陷入绝境。

此时马谡主动请战，立下军令状，声称“若有差失，乞斩全家”，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防守策略，言辞恳切且逻辑清晰，让诸葛亮最终放下对其缺乏实战经验的顾虑，任命他为先锋，镇守街亭。

诸葛亮形象画

然而，抵达街亭后，马谡却全然违背了自己承诺的战术——他不顾副将王平“当道扎营、稳守要道”的劝谏，执意将军队驻扎在山顶，理由是“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结果魏将张郃率军包围山顶，切断蜀军水源，蜀军不战自乱，街亭迅速失守。诸葛亮被迫撤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功败垂成。

战后诸葛亮复盘时痛悔不已，他意识到自己只看重马谡“言善”，却未充分考察其“行能”——马谡的兵书之言虽精妙，却缺乏将理论转化为实战的能力，更关键的是其言行不一、刚愎自用的品性，最终导致了致命失误。

此后诸葛亮制定了“亲理细事，汗流终日”的理政原则，核心便是通过实地考察、实绩检验来选拔人才，践行“听其言，必观其行”的取人之道。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剧照

二、师其言，不问其行：取善之方的智慧抉择

“取善”即汲取有益的思想、知识或经验，核心是剥离“言论者”与“言论”的强绑定，专注于言论本身的合理性与价值。人无完人，即便言论者自身存在品行缺陷或行为瑕疵，其言论中也可能蕴含真知灼见；若因否定其人而否定其言，便会陷入“因人废言”的误区，错失成长与进步的养分。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荀况对待管件的态度，便是对这一准则的生动诠释。

管件即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其提出的“尊王攘夷”“通货积财”等治国方略，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在儒家传统伦理视角下，管仲的个人行为存在明显“瑕疵”：

他早年与鲍叔牙合伙经商时，曾多分红利；更关键的是，他最初辅佐公子纠，在公子纠与齐桓公（公子小白）争夺王位失败后，不仅没有殉主，反而转而辅佐齐桓公。在强调“忠君不二”“舍生取义”的儒家语境中，管仲的“背主求荣”被不少学者批评为“不忠不义”，其私德也常被诟病。

荀况画像

然而，荀子在《荀子·王霸》中却高度评价管仲的治国思想，称“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然其所以相者，尽之矣”。

这句话清晰地体现了“师其言，不问其行”的逻辑：荀子明确指出管仲在“义”“仁”等私德层面存在不足，不符合儒家理想中的“君子”标准，但他同时承认，管仲辅佐齐桓公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整顿吏治、发展农业、加强军事、协调外交等，是治国理政的绝佳范例，其言论与策略中蕴含的治理智慧，值得后世统治者学习借鉴。

荀子本人的治国思想中，便吸收了管仲“重实利”“强法度”的理念，将其与儒家“仁政”思想结合，形成了更具实践价值的理论体系。

荀况画像

结语：两种准则的互补与统一

“取人之道”与“取善之方”看似标准不同，实则本质统一于“务实理性”的价值追求。“听其言，必观其行”是为了避免“用人失当”，确保所选拔的人能将其言论转化为实际价值；“师其言，不问其行”是为了避免“弃善不用”，确保不因个人偏见错失有价值的思想。

在现实生活中，二者相辅相成：选拔人才时，以言行一致为核心标准；学习知识时，以观点本身的合理性为判断依据——唯有如此，才能既选对人，又学到善，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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