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温铁军等：单向启蒙的失败——再看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验

温铁军等：单向启蒙的失败——再看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验

乡村振兴

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欲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唤起“民众的觉悟”。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后来大致分为两条救国道路：一条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革命斗争；另一条是从事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之类的工作。晏阳初作为深受这一主流启蒙思想影响的“海归”知识分子，从事的则是后一条道路。他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之后分别在香港地区和美国读书，基本上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至1920年回到中国，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主要是由“人”产生的，要寻求根本解决的方法，还必须从四亿人身上入手，由此开始践行“教育救国”的理念，该理念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迪“民众的觉悟”一脉相承。

正因大多数民众生活在乡村，启迪民智便自然和乡村农民的教育结合在一起。李大钊于1919年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呼吁具有建设民主政治和现代文明国家理想的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和劳工阶级结合在一起。同时，民国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农村和农民，并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乡村运动中。晏阳初所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最终也进入乡村，自1923~1949年依次在河北定县、湖南衡山、四川新都、四川华西四地开展乡村建设实验。

学界目前关于晏阳初及其乡村建设实验的研究成果丰硕，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秉持革命史观，否定其未触动土地问题的“改良主义”；一类在现代化史观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肯定其乡村现代化的探索经验；第三类是在21世纪以来现代化的负面效果呈现后，基于对现代化的反思，整体上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予以肯定。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些研究路径都无可厚非，但是似乎都难以全面客观地认识其经验与教训，因为这些研究没有贴着研究对象本身的脉络，而是在时代性的约束下，直接将宏观理论套用到对象身上。

大家似乎很少追问，晏阳初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民的认识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其认识与社会实际有较大偏差，那么对在这一认识下推进的乡村建设实践会有何影响呢？如果当今对历史对象的认识出现比较大的结构性偏差，而又用这一历史经验来支持现实实践，那么这一历史研究所影响的就不只是对既有历史认识的准确性与历史评价的公正性，还有在现实开展上的代价。因此，本文直接从晏阳初1923~1949年的数次乡村建设实践的实际过程出发，分析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同时，试图反思对历史经验认识的不足所导致的可能现实后果，以资形成对当今乡村建设工作的有益启示。

从农民不动到制度改革

平民教育之盛行，拜赐五四运动以来的新形势。晏阳初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展抱负的好机会，提出为民主制度去教育中国千百万无知民众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组织起平教会，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在平教会的成立宣言中，晏阳初等人将民国不能稳固的原因归结为多数国民没有受到相当的教育。基于以上认识，他进一步提出平民教育第一步必须有文字教育。而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在文字教育基础上通过“公民教育”这个基本环节，才能建成拥有民主制度和适用科学知识的现代化社会，完成民族再造的使命。

为了实现目标，平教会率先在城市开展扫盲运动，以期形成城市领导乡村的局面。晏阳初认为“要想在农村取胜，必先在城镇取胜。要是没有城镇的领导，农村就无所作为”。然而囿于种种困难，五四以来的城市平民教育运动渐趋平静。平教会的汤茂如在1926年总结道：“现在各地提倡平民教育的人，都发现了许多未想到的困难问题，还有好些地方发现了不能继续办理平教的现象。”不久后，平教会受河北定县翟城村米迪刚的邀请，开始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但是很快就从单纯的识字教育扩展为综合的乡村改进运动。

梁漱溟在1929年参观定县时询问平教会的冯锐、陈筑山：“据我们从前所闻，平民教育运动在原初诚然只是单纯一种成人识字运动，尤其是多在都会地方提倡。何以转变成乡村改进运动呢？”冯、陈二位回答道：“单纯识字运动既不足为补救（整个的文化不足），而且遗却其他方面，为片面的识字运动亦实在无法可行。因此一面调转方向到乡间农民身上，一面扩充平民教育的内容，统扩了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三项为一整平民教育。”

晏阳初此时也认识到，不进行建设而开展单纯的教育对当时破产的乡村于事无补。费孝通曾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批判过“文字下乡”以及农民的“愚”“私”问题。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末，平民教育运动的内容从单纯的识字教育逐渐扩展为文化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运动的区域从城市逐渐转向农村。到1931年，晏阳初第一次在演讲中明确提出自己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即广为人知的“愚穷弱私”四大特征，以对应其“四大教育”的内容。直到1932年，平教会在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独立于政治力量，从翟城村开始逐渐扩展到周边村庄进行“四大教育”的实践。

1932年后，平教会从独立于政治力量毅然转变为接受地方政权。之所以发生这种改变，除了经费缺乏和国民党加强对乡村统治的需要，还有更现实的客观原因——外来的启蒙知识分子和实行乡村自治的乡绅以及农民之间的巨大张力。晏阳初即提到，地方士绅、地方政府很难欣赏他们的工作。梁漱溟也在参观定县后认为定县人并不欢迎平教会。时人梁容若在定县考察时即观察到平教会的此种困境，比如农民不理会这些规训、与行政权力不融洽、与地方士绅的关系处理不好。因此，在晏阳初看来，地方士绅是惯于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为了在某一地区推行一项有效的实验计划，需要有力地控制该地区。

晏阳初寄希望于使用政治力量去推动乡村建设的工作，恰恰说明其自下而上的启蒙工作未能打动农民，且通过这些实践培养的新生治理力量使当地掌握原有自治力量的乡绅更加不满。农民所赖以生存的传统伦理逻辑并未被这些外来启蒙的力量所撼动。1933年，国民政府成立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并在定县成立县政实验县，平教会获得了全面改革定县县政府的机会，晏阳初希望彻底改革县政，通过半年时间更换阻碍改革的官员。尽管晏阳初想要逐步改革县政府，并掌握了定县的治权，可以任命县长等官员，但不久便遭到当地士绅以及农民的暗中抗议，虽三易县长，但乡村建设工作的开展已大大受限。

随着华北局势日益紧张以及制度改革的困境，1937年4月，平教会接受四川省政府的邀请，在四川新都县成立县政实验县，同样以现代政治制度改革和乡村建设为主要目标。四川省政府的刘湘希望通过平教会协助动员农村的社会资源并稳定农村社会，而晏阳初认为以省为单位发展农村改造机会，四川具有不可多得的政治条件。由于平教会在新都实验中拥有包括地方武装及警力在内的完整治权，晏阳初最终选择平教会人员和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担任县政府主要工作人员。

平教会在新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裁局设科，建立现代财务管理制度，开展警卫合一、调查户口和清丈土地等民政与财政工作，严禁烟毒以规范社会治理等。然而，新都实验县构建的现代政治治理体系与当地既有的治理体系龃龉不断。1938年11月，当地数千民众在地方势力的组织下发动了“围城”的暴力事件，反对实验县、反对征收土地丈量费、反对征兵等，终致新都实验名存实亡。

触动土地问题的华西实验区

1939~1945年，晏阳初创办私立乡村建设学院，将大多数精力倾注在人才培养上，等待大规模实施乡村建设计划的机会。直到1946年，人才培养初具规模，平教会的经费也通过向美国募捐有所保证，晏阳初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于重庆周边的璧山、北碚等县再次建立乡村建设实验区，后称为“华西实验区”，管辖的范围为“十县一局”（即当时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

经过新都实验的教训后，平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有所变化，由地方政府负责征兵、征粮、防匪等事务，实验区只负责地方建设事务，但整个实验区的政治权力必须由平教会控制。晏阳初此时坚定地认为，若想实现乡村建设的理想，必须有政权的力量，否则将一事无成。经过多方协调，实验区选定曾在邹平和菏泽领导乡村建设工作多年的孙则让担任第三行政督察区的专员，并兼任华西实验区的主任，这样方便实施整体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

除了获得地方治权，资金也是重要条件，因为平教会无法通过征税等手段汲取资源。1947年，晏阳初在国民政府和司徒雷登的支持下前往美国游说以寻求经济援助。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提及，他认为农村是国民政府最薄弱之处，只有使农民获得较好的地方自治权，才能保持地方社会稳定，因此他认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方案并支持其到美国游说。1948年初冷战方兴之时，美国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包括《援华法案》的《援外法案》，并以对华援助换取亲华的共和党议员对援欧计划的支持。《援华法案》同意援助中国两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其中的十分之一被指定用于乡村复兴，该法案的第407条，即被称为“晏阳初条款”。

美国各界信任晏阳初及其乡村建设计划的原因，大概可以从他1947年提交给美国当局的乡村建设方案中看出端倪。晏阳初提出了美国支持这一方案的意义：可以直接提高人民的社会经济水平，训练他们实行民主；为无数愤懑的学生提供一条积极建设的出路；可以提高中国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可以通过服务大多数中国人民获取他们的信任。晏阳初认为该计划能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和实现自由主义，这也许是其能争取到美援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晏阳初依然延续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启蒙观。

原本华西实验区除了积极发展乡村工业外，基本延续了定县时期“四大教育”的工作内容。但随着中国共产党实施土地改革而给国民党政府带来持续性的竞争压力，土地改革逐渐成为国际国内人士的共识。华西实验区主任孙则让也受此影响，“现在就大势来看，土地改革势在必行，一般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趁此提倡合作社，借此促成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孙则让，在平教会内部开展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经济建设的观点此时也已经颇有共识，“平教与乡建工作，不触及不解决这个问题的都要遭到历史的否定”。

正因如此，在华西实验区新的工作计划中，平教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教育、卫生、地方自治”的“四大建设”方案，并且“土地问题”是“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在实验区建设计划的预算中，关于经济建设一项占总申请美援金额的78.04%，而有关创置合作社田一项占经济建设总申请金额的68.64%。

至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华西实验区对比了扶植自耕农与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的方法，最终选择了“创置社田”的办法，即先由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购买辖区内的土地，再统一租给佃农耕种。实验区憧憬在大多数土地收归社有后，能以收租的方式积累巨大的社会财富，作为发展社区教育、卫生、养老、育幼等公共福利的保障金，即以“公经济”或者“集体经济”的扩大来完成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与孙中山提出的“总租”思想几无二致，也与傅柏翠在闽西古蛟的乡村建设路径一致。

平教会此时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确立民主制度的基础，期望通过土地等经济问题的解决逐步重构与农民的互动关系。然而，由于国民政府没有下定决心进行土地改革，导致华西实验区的“创置社田”计划并未获得各方支持，实验区转而协助国民政府开展“农地减租”，以期增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威信，迂回地解决土地问题。但由于各级政府及地方士绅的反对，反而激化了实验区与地方社会的矛盾，导致减租工作很难推进。最终，华西实验区仅在发展乡村工业、改良动植物品种、改善农户养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1949年底，随着重庆解放，晏阳初及其团队的乡村建设实验也匆忙结束。

主流启蒙观与乡村改造的挫折

总的来说，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依次尝试了三种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及民族再造问题。第一是通过教育农民改造国民性，“开发民力”使其有“自力”建设乡村，奠定建立民主国家的基础；第二是将县一级改革为一个现代民主政治体系，通过政治力量整合地方资源推动乡村改造；第三是变革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及组织基础，通过农民组织解决土地问题后，利用收租的资源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一直秉持着启蒙思想，试图把农民改造为具有民主、科学精神的国民，从而为现代国家打造基础，但其数次在不同区域的乡村建设实验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很难用“改良主义”或者经费不足等原因来概括。而且，定县实验时期有数百名留洋博士参与，华西实验区时期也有数百名资深的乡村工作者和上千名高校毕业生参与，人员、规模和经费都不可谓不大。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造成二十余年乡村建设成效不多的原因是不是也来自内部？以最主要的领导者晏阳初为例，每次遭遇挫折时，他很少从自身或者组织内部来总结经验教训，而总是归于外部因素。比如当识字教育无法推行时，他认为是中国的农民需要的是包含生计和卫生在内的综合教育；当施行“四大教育”时，定县的民众仍然不积极主动，他便认为是当地士绅的保守力量作祟，需要政治力量作为后盾来执行其方法。

然而的定县、衡山、新都三次得到县级“治权”的县政改革，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尤其是新都实验县，最终以民众围城反抗而被迫结束。面对这一困境，晏阳初认为这是当地“恶势力”的阻挠，因此仅仅有政府力量还不够，其自身还缺乏镇压地方的武装力量。现代政治力量的获得不能解决其与传统乡土社会势力的冲突，反而是愈激进的改革，迎来愈剧烈的冲突与抵抗。这原本是知识分子的现代眼光没有充分考虑地方社会的运行逻辑以及激进现代化过程对乡土社会的剥夺所致，晏阳初却寄托于依靠“武力”实现乡村改造的理想。

直到华西实验区时期，平教会计划训练“生产农民”为“武装力量”，并且迫于内外部压力，也尝试解决土地问题，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在华西实验区时期晏阳初等对中国农民的心理以及社会现实的认识相较以前有所加深，比如突破以往对“农民”这一被启蒙群体的整体想象，区分为“生产农民”和“非生产农民”，但这一认识还是浅显的。梁漱溟在20世纪80年代的访谈中也提到晏阳初缺乏哲学思维，对于中国问题、乡村问题的看法太浅了，比如“贫”的问题，中国的农民不是“贫”的问题，而是“贫而越来越贫”的问题，要解决的是社会的整体沉沦问题。

可以说，晏阳初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认识在数十年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没有明显进步，导致其数次以县为单位的乡村实验都没能扎根地方，而是人事浮于表面。关于这一问题，费孝通1948年在批判晏阳初华西实验区的乡村建设思路时就曾做过论述：

晏先生在农村工作上有他的贡献，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却说明定县路线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晏先生并没有觉得定县实验有什么缺点……他还是三十年前的晏先生，一个把中国问题看成是单纯教育问题的晏先生……他对于“教育”本身的看法是值得怀疑的……他是以传教精神去了解教育的。所谓传教精神是先假定了自己“是”去“教育”别人的“不是”。

费孝通认为晏阳初是以启蒙的精神或者传教的精神开展乡村教育的，这种思想认知方法先认定了自我的“民主科学”与农民的“愚穷弱私”势呈对立，从而将平教会定位为教育农民成为“现代人”的最佳团体。这种单向的启蒙关系，难以真正地向乡土社会学习。尽管费孝通对晏阳初的批评有些尖锐，但晏阳初在历经二十余年的乡村建设实践后，确实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变化不大，从他的历次演讲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问题。比如关于晏阳初认定的中国农民“私”的问题，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在自身的历史文化演进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公私观”，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并非就是自私的，而是缺乏在国家竞争下所需要的“国家意识”和“团体行动”。

晏阳初等平教会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样态并不是个案。贺照田指出，民国时期秉持主流启蒙观的知识分子未能成功改造农民，是因为他们在面对社会时有一种当然优位感，他们实际上把自己的建设性意义和所要启蒙的中国社会的不理想都绝对化了，这导致他们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具有的现代知识和观念去启蒙乡村社会，尽可能地把更多中国人改造成自己所理解的现代人；如此，则会忽略社会自身所表现的向上品质与智慧，从而错过自我反观、自我批评、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的宝贵机会。

贺照田进一步分析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主流启蒙观分化出来的中共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入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并成功开展农民革命的原因。尽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从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母体中脱胎而出的，分享着新文化运动诸思潮的一些共同特点，但是由于其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预设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使得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工人阶级时，形成的不是单向而是双向辩证的启蒙关系。这一意识使得中共的知识分子更积极认定工人阶级之外的很多社会阶级有革命潜能，比如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一判断推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面对大多数社会阶级时，不是只宣传、灌输、启蒙，而是着眼发现他们身上的革命性，寻找激发他们的互动方式，通过发明具有吸引力的组织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方式，把这些蕴含的能动性调动出来。

讨论与反思

深受主流启蒙观影响的晏阳初主导了二十余年的乡村建设实验，但乡村社会不仅没有朝这些启蒙知识分子期待的方向走去，甚至走向了反抗，这反映出秉持着现代观念的启蒙知识分子没有找到和乡土社会有效互动的方式。此外，以往学界常以是否进行土地改革作为评判共产主义革命与改良主义的标准。从上文可知，即使晏阳初在华西实验区时期提出土地改革的方案，也难以成功实施。

当然，在乡村社会遭遇挫折的不只是倡导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还有更代表主流启蒙观的国民政府。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数量，远远不如加入国民党的数量。然而，更具有“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观念的国民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反而不如突破这一观念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正如贺照田所述，“相当意义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壮大，实和它对现代中国启蒙运动通常的社会感、社会理解的大幅度突破有关”。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写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正因“救亡”的急迫性压倒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正统“启蒙”任务，从而导致“国民性的改造”不够，这一未经民主自由改造的农民封建性便经由革命而携带到了新中国，导致了前三十年的诸多挫折。这篇文章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启蒙思潮提供了历史-结构的依据。彼时，知识分子正在将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遭遇的问题与挫折归结为“反现代”的、“封建主义”的问题，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救亡压倒启蒙”，导致整个社会主体尤其是农民主体骨子里还是前现代的、封建的小生产者，这些小生产者必须经过民主自由的启蒙、商品经济的教育，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有民主自由的现代意识的公民。

在对改革之前特定阶段的反思下，知识分子对构成群众大多数的农民抱有一种相当否定的态度，即否定了曾在革命与建设年代被召唤出革命性与公共性的农民，而只以小生产者的负面性来看待他们，如果这样的农民没有经过现代启蒙的话，就不能顺利地参与到民主社会的发展中。这无形之中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位置进行了重构，即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参与政策改革体现社会责任感，而不必然通过向工农学习这一步骤。农民只有通过接受商品经济等启蒙教育，才能彻底摆脱封建性，在这一背景下，包产到户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实现商品经济的唯一道路。这一重构的深层次后果是，农民的声音不再能结构性地传递出去，而只有他们被作为不稳定因素时才会被关注。

1985年，晏阳初被邀请回国考察我国的农村建设和教育问题，这一行为相当于国家层面对其以平民教育的方式启蒙农民和建设农村实践的某种程度的认可。在新启蒙思潮的大背景下，新时期在如何对待农民这一问题上，某种程度上接续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方式。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定时空下，很少有人认真考察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平教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方式以及其实践方式，反而直接用这一历史经验来因应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诚然，晏阳初的仁爱之心、帮助弱者及爱国爱民等精神，都尤其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和学习，但他对中国社会与农民的认识、与之互动的单向启蒙方式，是存在严重不足的。然而，在今天的乡村振兴领域，大量充斥着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或者按照知识分子的观念和审美进行的介入，这难道不还是一种单向启蒙的方式吗？

现实是历史演变的后果，理解现实必须以理解历史为前提。如果我们只是肯定晏阳初乡村建设实验的现代化尝试，或者在现代化后果呈现后对乡村建设道路表示宏观认同，在知识上就无法做出贴近历史对象的理解与认识；同时在实践上，也会误认为这就是建基于历史经验的道路选择。正因如此，本文希望能一定程度地加深我们对晏阳初乡村建设实验这一历史对象的认识。只有将真实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辨析并挖掘出来，才能指导当代的乡村振兴及城乡融合实践，这正是我们开展新乡村建设实践二十年来不断挖掘历史经验的原因。

(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3期）

【作者：温铁军、张艺英。其中 温铁军系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重庆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王骅琛；初审：韩培涛、邱诗懿、 许雪靖 ；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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