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去世，娘改嫁，残疾大伯收留我，我考上大学，大伯带我挨家借钱

1989年春天，陕南的天气还没完全转暖，风吹在脸上，带着股黏糊糊的凉意。

我像根木头桩子似的杵在家门口，眼睛死死盯着屋里那个正在收拾包袱的身影——我娘。

她动作有些慌乱，把几件半旧的衣服叠了又拆，拆了又叠，好像怎么也理不顺当。

“祥子，”她终于转过身，不敢看我的眼睛，声音低低的，带着一种我那时还无法理解的疲惫和无奈，“你十二了，算是个小大人了……以后，你得学着好好照顾自己……别怪娘心狠，你爹没了，娘……娘也是个没本事的妇道人家，实在是没法子了……”

爹是去年没的，死法很不光彩——喝多了酒，夜里失足掉进了村口的茅坑，等人发现，早就没了气息。这个家，仿佛一夜之间就塌了。娘一个人拉扯我，地里那点收成，糊口都难。她娘家嫂子给她介绍了个邻村的男人，听说条件还行，就是有个条件——不能带我过去。人家嫌我是个半大小子，是“拖油瓶”，以后还得给我盖房娶媳妇，是个填不满的窟窿。

我没回娘的话，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发不出声音。我只是愣愣地看着这个曾经充满爹娘笑声、如今却变得冰冷破败的家，感觉心口也跟着一起凉了下去。

娘挎着包袱，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我没哭，也没像戏文里那样追出去挽留。我就那么站着，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村口的土路拐角，才慢慢地蹲了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

院子里静得可怕，只剩下风吹过破旧窗棂的呜咽声。

突然，“吱呀”一声，院门被推开了。一个坐在自制木轮椅上的身影，艰难地挪了进来。是大伯，杜有良。

大伯生下来腿就有残疾，一辈子没站起来过。爷爷奶奶当年为了让他有条活路，咬牙凑钱，送他去跟一个老木匠学手艺。因为腿脚不便，大伯做不了大件家具，只能做些小板凳、小桌子、木匣子之类的小物件，勉强换点口粮。他身下这辆虽然笨重但结实的木轮椅，就是他自己一凿一斧亲手打出来的。

早年也有媒人上门，想给大伯说个亲，好歹成个家。但大伯都拒绝了。他常跟人说：“我这样子，就别去拖累别人姑娘了，自己也养活不了妻儿，何苦呢？” 他就这么一个人，守着几件木工工具，过着清苦孤寂的日子。

“祥子，”大伯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跟大伯走。”

看到大伯，我一直强忍着的眼泪终于决了堤，哗啦啦地往下流。所有的委屈、恐惧和被抛弃的茫然，在这一刻全都涌了上来。

“大伯……”我哽咽着，几乎说不出话。

“别哭，孩子，男娃子，眼泪金贵。”大伯推着轮椅来到我面前，伸出那双因为长年做木工而布满老茧和疤痕的大手，紧紧握住了我冰凉的小手，“走，跟大伯回家。”

他的手很粗糙，却异常温暖。那股暖意，顺着我的手臂，一点点流进了我几乎冻僵的心里。

从那天起，我就跟着大伯生活了。我们爷俩的家，就是村头那间更小、更旧，但总是被大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土坯房。每天放学回来，大伯总是已经做好了简单的饭菜，在门口等着我。虽然是粗茶淡饭，却顿顿热乎。我写完作业，就帮大伯打下手，给他递递工具，磨磨刨刃，或者把他做好的小木器擦得亮亮的。大伯手艺好，做的东西结实耐用，在附近几个村子都有些名气，但毕竟做得慢，换来的钱，也就刚刚够我们爷俩勉强糊口，想吃顿肉都得算计好久。

娘走的时候说，隔年给我送粮食来。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那个承诺像扔进井里的石头，再没听见回响。大伯却从不让我去找娘要东西，他总是说：“祥子，别去。你娘……她也不容易。你是我们杜家的娃，养你，是大伯该做的。”

日子虽然清贫，但在大伯沉默却厚重的庇护下，我慢慢长大了。1996年的夏天，我收到了来自外地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可紧接着，心就沉了下去。

学费、去学校的路费、还有在外地的吃用开销……那是一笔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大伯把家里那个藏钱的旧木匣子翻了个底朝天，把所有皱巴巴的毛票、硬币都数了一遍又一遍，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那点钱，远远不够。

我不想让大伯为难，偷偷跑了一趟邻村，找到了改嫁后的娘。她看起来老了很多，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身边还围着两个蹦蹦跳跳的。她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眼神就躲闪起来，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她后来的丈夫，那个黑着脸的男人，像防贼一样盯着我。我什么都明白了。在那个拥挤又陌生的院子里，我站了不到十分钟，就默默地转身离开了。娘终究没有叫住我。

回到家，我看着大伯佝偻着在昏暗灯光下打磨木器的背影，鼻子一酸，哑着嗓子说：“大伯，这学……我不上了。我在家跟您学手艺，一样能活人。”

大伯手里的动作猛地停住了。他缓缓转过头，昏黄的灯光照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那双总是温和的眼睛，此刻却异常严肃，甚至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执拗。

“放屁！”他很少说重话，这次却骂了出来，“考上大学容易吗？那是出息！是前程！必须上！”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伯就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他让我推着他，出了门。

他去的不是别处，是村里每一户人家。

“他叔，我家祥子考上大学了……是好事，可这学费……我杜有良没本事，拉下这张老脸，求您帮衬一把，钱算我借的，我一定还……”

“她婶子，祥娃争气，考出去了……不能耽误了孩子啊，您手头要是有宽裕，先借我们点儿……”

每到一家，大伯都让停稳轮椅，然后他用双手，用力撑起上半身，尽可能地弯下腰，对着闻声出来的乡亲，做出一个近似鞠躬的动作。他那条残废的腿，在轮椅边无力地晃荡着，看得我心里像刀割一样疼。

有几户人家，门槛高，轮椅进不去。大伯就让我扶着他，他几乎是半爬着，挪过门槛，进了人家堂屋，然后，拉着我，一起跪下来，给人家磕头！

“使不得！有良哥！快起来！使不得啊！”乡亲们惊住了，赶紧手忙脚乱地来扶。

“这孩子是我们杜家的指望了……我替他爹，谢谢大家了！”大伯的声音哽咽了，花白的头发在清晨的微风中颤抖。

那一刻，看着大伯为了我，抛弃了他一辈子最看重的尊严和体面，把我的前程高高举过头顶，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汹涌而出。我跪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向这些淳朴的乡邻，磕下了沉甸甸的头。

村里人被大伯这番举动深深打动了。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求人的残疾汉子，为了侄子的前途，把一辈子的老脸都豁出去了。张家五十，李家一百，王奶奶甚至拿出了她卖鸡蛋攒下的二十块皱巴巴的零钱……零零总总，竟然凑出了一万两千多块钱！

大伯用颤抖的手，捧着那沓沉甸甸、带着乡亲们体温和期望的钱，老泪纵横。他对着所有帮忙的人，一遍遍地说：“谢谢……谢谢大家……这钱，我杜有良记下了，一定还！一定还！”

除了第一年要交的学费，还剩下不少。乡亲们都说：“有良，这钱你给祥娃存着，后面几年学费、生活费，还得用呢！不着急！”

临走那天，我跪在大伯面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时，我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却充满欣慰的脸，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那个在我心里盘旋了很久的称呼：

“大爸！我走了，您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

“大爸”这两个字，包含了父亲般的恩情和无尽的感激。大伯愣了一下，随即眼圈猛地红了，连连点头：“好，好！出门在外，好好学，别惦记家……”

大学四年，我不敢有一丝懈怠。我省吃俭用，课余时间，我去做家教，去餐厅端盘子，去工地搬砖……什么活儿都干，拼命攒钱。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早点毕业，挣钱，把欠乡亲们的债还上，把大爸接出来享福！

毕业后，我很快找到了工作。我用攒下的第一笔钱，在城里租了个小房子，兴冲冲地回去接大爸。

可大爸却说什么也不肯来。他摸着家里那些熟悉的木工工具，看着院子里那棵他亲手种下的老槐树，摇摇头说：“祥子，你的心意，大爸懂。可这村里，是大爸的根。去了城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反而不自在。你好好在城里奔你的前程，大爸在这儿，给你守着这个家。”

我拗不过他，只好用后来攒的钱，把老家的房子彻底修缮了一番，通了水电，装了电话，让他住得舒服点。从此，只要一有假期，我就往老家跑。那条回村的土路，我不知道走了多少遍。

后来，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第一次带她回老家，我就郑重地告诉她：“我这辈子，必须养着我大爸。他腿脚不方便，以后可能要跟我们住，或者我们得常回来照顾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得能接受这一点。”

妻子听了我和大爸的故事，眼眶湿湿的，她拉着我的手说：“这样的老人，值得我们孝敬一辈子。”

如今，生活早已好了太多。欠乡亲们的钱，早就连本带利还清了。我把大爸的老屋翻盖成了明亮的砖瓦房，可他依然舍不得离开，依旧守着他的木工家什，偶尔做个小板凳。

我和妻子、孩子，几乎每个月都回去看他。村里人常说：“有良哥，你这苦没白受，祥子比亲儿子还孝顺！”

是啊，没有大爸当年那个清晨艰难的“行走”，没有他放下尊严换来的那一沓沓零钱，就没有我的今天。他用自己的残疾之躯，为我撑起了一片通往未来的天空。

这份恩情，比山重，比海深。他让我懂得，这世间最厚重的爱，往往藏在最沉默的付出里；最伟大的力量，常常源于最柔软的心肠。他不仅是我的大爸，更是我人生路上，永远屹立不倒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