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中国史学史何以“难产”

章清教授

本文将围绕中国史学史何以“难产”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聚焦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作为专史发展滞后的现象及其深层原因。

梁启超在“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系列演讲中曾感叹道，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本有独立做史的资格，却长期缺乏史学之专史。他曾规划中国史学史书写的四大核心内容：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达、最近史学之趋势，为后世相关研究奠定了初步框架。但相较于文学史、哲学史等其他专史，中国史学史的系统梳理明显滞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早期代表性著作。结合“新史学”的发展脉络，这一“难产”现象背后涉及学科转型、知识生产、古今中西汇通等多重维度的复杂因素。

中国史学史的系统著作滥觞于20世纪40年代，其中三部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

1941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在自序中坦言“中国史学史，前无作者”，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梳理中国史学特质、史籍类别、史官职守，下编分期叙述自远古至民国的史学发展，注重体裁因创与史家理论方法。

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4月版

1941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受梁启超影响最深，金毓黻在日记中记载该书撰写“无可依傍，以意为之”，主要参考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续编》相关论述。全书专用一章讲述“最近史学之趋势”，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和“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两端分析清末至民国的史学变迁，将该时期界定为“史学革新期”，强调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史家的新变。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1942年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远宗梁启超大义，近取金毓黻著作精华，分史官、史学名著述评、历史体例、历史哲学、近代史学新趋势五大章，形成新的论述体系。

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版本不详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晚清民国史学的评述并非晚出。1941年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将中国史学划分为萌芽期、产生期、发展期、转变期四阶段，将清末民初的“新史学”分为“史观派”（含疑古、考古、释古三派）与“史料派”；1945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系统分析民国史学进步的五大助力，包括西洋科学治史方法输入、新史观引入、新材料发现、欧美日本汉学进步、新文学运动兴起，展现了民国时期学者对自身史学发展的及时反思。

相较于其他专史，史学史的滞后性明显。1923年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总结，当时学者已普遍采用西方治学方法整理国故，“洋货”成为治学利器，文学史、哲学史等专史层出不穷，而史学史却长期付之阙如，这种反差构成了报告关注的核心矛盾。

周予同曾提出“通史”的双重含义，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两类“专史”：一类是“学科史”或“学史”，梳理各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如哲学史、医学史等；另一类是对应于通史、按社会结构划分的“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

这种分类揭示了近代史学发展的重要转向：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倡导的“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知有局部之史而不知全体之史”“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推动历史范围从“局部”拓展至“全体”，催生了通史与专史的书写需求。伴随分科知识在中国的确立，“各学皆有史”的观念逐渐普及，1898年《格致新报》已提及学问源流的梳理，1905年宋恕明确提出“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有一史必有一史之学”，为学科史书写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各学皆有史”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史学史却在诸多专史规划中意外缺位：

1905年刘师培《周末学术史总序》依照西方学科分类梳理中国学术，列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等诸多学科史序目，唯独遗漏史学史；国粹学堂的课程设置中，社会学等学科已按古代、中古、近代分期教学，而史学课程仅包含年代学、大事年表、历代兴亡史等内容，未涉及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早期学科史书写中，史学作为“一代学术之总归”的传统定位与近代分科体系产生冲突，导致其在新的学科分类中难以找到明确位置。

这种缺位本质上反映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学科转型的困境：当西方分科体系传入后，原本统摄各类知识的传统史学，在新的学术分类中既要与其他学科区分，又要保持自身的完整性，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导致史学史书写难以起步。

“新史学”对“史学之界说”与“历史之范围”的重新界定，推动史学步入专业化轨道，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章太炎1922年在上海讲国学时坦言“历史本是不能讲的”，二十四史卷帙浩繁，若仅铺排事实或夹杂议论则无甚意义，其国学讲授仅设经学、哲学、文学，未将史学单列。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提出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主张设立“独立史学院”，避免史学被归入文科或理科。这种争议的核心在于，中西历史汇通导致史学范围无限拓展，从传统的政治、人物叙事扩展至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反而使得史学的学科定位变得模糊，直接影响了史学史的书写边界界定。

近代新式教育的推进催生了史学知识生产的新形态，其中教科书编纂成为关键载体，也凸显了史学史书写的困境：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七小时代，试图借鉴西方分期方法解决传统史学“无途辙” 的问题，但其核心关注的是历史内容的梳理，而非史学自身的发展；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指出二十四史、《通鉴》等传统史籍不适用于教科，主张“区分时代”“分析事类”，但同样未涉及史学方法、史观演变的系统梳理；

1908年文明书局《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根据《奏定学堂章程》的200课时要求，对内容进行精简，强调“列事仅举纲要”，进一步限制了史学史相关内容的纳入。

这些教科书的共同特点是，为适应新式教育需求，注重历史知识的系统化、简明化，却忽视了对史学自身发展脉络、理论方法演变的梳理。这种知识生产导向使得史学史在教育体系中难以获得足够重视，进一步延缓了其发展进程。

我们认为，近代史学史“难产”的根本症结在于三重张力的难以化解：

中史与西史的张力：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将中国史事与西史分别归入旧学与新学，西方史学的方法、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形成鲜明对立；

无史与有史的张力：20世纪初年“无史”论的浮现，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构成冲击，引发了“中国究竟有无历史”的争论，使得史学史书写的前提受到质疑；

旧史学与新史学的张力：梁启超“新史学”对旧史学“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批判，导致史学界出现严重分歧，新旧史学的界定标准不一，直接影响了史学史的叙事框架。

这三重张力的核心在于，新史学的兴起使得“何为史”“何为史学”的定义发生根本变化，传统史学以史籍编纂、史官制度为核心，而新史学强调“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求其变迁进化之因果”，这种认知差异导致史学史难以形成统一的书写标准。

20世纪40年代的早期史学史著作未能有效解决上述张力：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虽试图融合新旧史学，但其定义的“史学史”既包括传统史籍的法式义例，又涵盖近代史学的进化因果，导致前后论述不一致，遭到白寿彝的严厉批评；齐思和评价该书“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认为其仅关注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与史学演变大势，未能真正把握史学史的核心要义；蔡新枚指出，史学史难产的关键在于“新史学的理论未定型”，学者既缺乏对史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又未能清晰认识史学自身的发展脉络。

这种局限并非个例，而是当时史学界的普遍困境。早期学者要么侧重传统史学的梳理而忽视新史学的发展，要么试图融合新旧却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导致史学史著作难以形成系统完备的体系。

其他学科史的书写困境为史学史提供了参照。陈邦贤1919年《中国医学史》试图融合中医与西医，但伍连德在序言中坦言中西医“观察点之各异”，难以真正“方轨并骛”。伍连德与王吉民合著的《中国医史》中，四分之三的内容聚焦近代西医传入，对传统中医仅简略提及。

这种现象与史学史的困境高度相似：当传统学术遭遇西方分科体系，学科史书写要么偏向西方范式而忽视本土传统，要么试图融合却难以找到契合点。这种跨学科的共性问题表明，史学史的“难产”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的挑战，其核心在于如何在中西汇通中找到自身的发展路径。

综合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史学作为中国固有学问，在近代学科转型中虽被认为是“中西皆有的一门学科”，但这种认知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转型过程。中国传统史学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其向近代学科的转变，以及与西方史学的汇通，是一个充满张力与争议的过程。

史学史的“难产”本质上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困境的集中体现：它既涉及知识层面的中西融合、新旧对接，又关乎制度层面的学科定位、教育设置，还包含观念层面的史学定义、功能认知。只有理清这些复杂因素，找到新旧史学的汇通之道，才能真正解决史学史的书写难题。

所以，审视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不能脱离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也不能忽视学科转型的内在逻辑。史学史的“难产”并非缺陷，而是其在转型过程中不断调适、寻找自身定位的必然阶段，这一过程所展现的张力与困境，恰恰构成了理解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重要窗口。

按：本文为章清教授2025年10月25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历史书写的传统与新可能性”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纪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教授对章清教授的报告作了评议，下面我们也将张越教授的评议意见与章清教授的简要回应作一纪要整理，以飨读者。

张越教授首先肯定了章清教授报告的深刻与新颖。他指出，报告以“中国史学史何以‘难产’”为题，初看令人困惑——毕竟近代以来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深入聆听后便理解其核心要义：章清教授并非否定史学史相关著作的存在，而是聚焦于成熟的现代意义上史学史专史的滞后性，探讨其在学科转型、知识生产、古今汇通等多重压力下的发展困境。

张越教授认为，报告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了两个极具启发性的分析视角：一是新旧学科转换的视角，清晰梳理了传统知识体系向近代学科体系转型过程中，史学因传统定位与近代分科的冲突而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二是知识史与教科书的视角，通过分析近代史学教科书的编纂特点，揭示了新式教育对史学知识生产的塑造，以及这种塑造如何导致史学史内容的缺失。这两个视角突破了以往对史学史发展的表层描述，深入到制度与知识生产的内核，极具学术价值。

同时，张越教授也提出了商榷意见。他通过统计发现，20世纪30-40年代以史学史为名的教材、讲义及相关文章已有十余种，二十余所高校的著名史家曾开设史学史课程，从这一角度看，将其称为“难产”或许不够精准。他认为，当时的核心问题并非史学史完全缺位，而是学者们对史学史的定义、书写对象与方法缺乏清晰共识，多数相关著作局限于古代史学的梳理，未能有效整合新史学的发展成果，导致未能形成成熟的学科体系。

张越教授强调，章清教授的报告引发了学界对史学史学科自身发展的深刻反思：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困境，本质上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转型过程中普遍问题的集中体现。报告所揭示的新旧史学汇通难题、学科定位争议、知识生产形态转变等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也为认识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总体而言，这是一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精彩报告，为后续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考路径。

针对“史学史是否真的难产”的质疑，章清教授回应指出，20世纪30-40年代虽有不少史学史相关讲义和教材，但大多局限于古代史学的梳理，未能处理新旧史学的汇通问题，缺乏系统完备的体系，因此“难产”主要指成熟的现代史学史著作的缺失；

关于日本与西方对中国史学史书写的影响，章清教授提到，当时虽有大量史学概论类著作翻译引入，但未涉及中国史学史的专门内容，此一时期日本方面也没有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专书，中国学者主要依靠自身探索构建书写框架；

针对史学的科学属性争议，章清教授认为，近代史学的科学色彩主要受日本新式教育和西方进化史观影响，这种认知推动了史学范围的拓展，但也加剧了其学科定位的模糊性，进一步影响了史学史的书写。